异乡人——黄小娜：在深圳歌唱女工的故事

2017年12月的第三个周末，深圳知名的livehouse红糖罐里，工人乐队“重D音”发布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飘零的花》。他们的创作素来以工人生活为主，首张专辑《这年头不好混》，讲工人生活的艰难不易。新专辑的内容是关于深圳女工的——“飘零的花”是指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打拼的女工们。

乐队主创兼主唱黄小娜站在红糖罐的舞台上，“这是一张为女工创作的专辑，我和女工接触之后有很大的触动，想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她穿著没有腰身的薄棉衣，梳著马尾辫，扎著头巾。

黄小娜是80后，她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读大学的时候，她就热衷于公益活动。待2008年大学毕业时，她立志凭借法律专长帮助他人，又因为朋友多在珠三角，于是找到了位于深圳的劳工NGO“小小草工友家园“（以下简称“小小草”）。这是一间成立于2003年的公益组织，为打工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黄小娜在那里的工作是为职高学生提供务工培训，还有去工业区做劳动法普及，她同时也参与到丰富多采的工人文化活动中。

“重D音”乐队的前身便是小小草的工友文艺队。201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工人出身的鼓手董军和其他工友成立了这只乐队，在下班后的闲暇时间里写歌、排练，歌唱打工生活的酸甜苦辣。黄小娜在那时和董军相识相恋、结婚生子，并加入了乐队的创作。渐渐地，黄小娜成为大陆屈指可数的工人音乐创作歌手，并曾登上为劳动者举办的“打工者春节晚会”的舞台。

下班后，唱著《国际歌》回家

从她投身劳工圈开始，“哎呀，快到十年了，”坐在乐队练习室里的黄小娜抚著腮总结，语带感慨。

回忆起小小草，她觉得像是一个乌托邦，为工人维权，和工人一起唱唱跳跳，“那时候下班，是会和朋友一路唱著《国际歌》回家的。”同事们都知道她乐在其中，平时忙著做法律普及，只要一有时间，黄小娜就跑去文艺队参加活动。

她在七年前写下第一首和工友有关的歌《飘零的花》。灵感来自于当时读过的打工小说《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又名《东莞打工姐妹生存实录》），讲的是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女孩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

黄小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倘若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都是一朵飘零的花/我们的青春和血汗/被繁华和辉煌埋葬/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其实工人群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女工的问题、工伤的问题，甚至养老的问题、融入城市的问题、孩子入学的问题……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讲明白了，才能让别人知道怎么去做改善。”黄小娜突然发现用音乐说出故事是个好主意，这是一种“讲述”的方式，可以为“改变工友的现状”做出一点贡献。这首歌后来成为“重D音”第二张专辑的名字。

她把目光放在工友中的女工身上，这也是她最容易接触到的群体。那之后，她一口气访谈了十个女工。让她意外的是，这些离乡背井的女工，在面对贫穷、苦痛、难言之隐面前，表现出来的不是消极、灰心、抱怨，而是“坚强、相互扶持、努力乐观”。

她们笑著述说往事，好像在讲别人的笑话。小娜感慨，以前对女工的理解太单一，这些坚韧的个性都是自己不具备的。

社会学家潘毅曾说过，女工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花、疼痛与记忆，突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著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黄小娜至今对那些女工故事记忆尤新。有一位被称为“维权斗士”的女工对黄小娜说，她自己之所以对于收入和福利的锱铢必较，是因为她在用一个人的工资支持整个家庭，说著说著哭了出来。“看上去再怎么坚强，她们背后可能都承担了很辛酸的东西。”

“她们的喜怒哀乐是真实的”，黄小娜重新认识了这种柔韧、鲜活的多面性，也进而影响了她的创作。

积极的歌曲，积极的榜样

2015年，黄小娜参加了一个关注女工人流问题的戏剧创作，她负责写剧本。多年来与女工访谈积累下的故事，支撑起剧本的情节，也引发了小娜在音乐上的再一次创作。

同时，“重D音”乐队也开始构思第二张专辑的方向。黄小娜的设想是：专辑从一个姑娘的出生讲起，讲到她出来打工、遇到种种问题，一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我都想好了，最后一首歌用哥士比（鞋厂）因为养老问题跳楼的女工周建容。”

她试图向外界呈现，“女工”是个具有异质性的群体。“讲到女工，好像都是狭义的，那种流水线上的女工。其实女工有不同的年龄段、工种。像是清洁女工、大龄女工，她们除了工作选择与年轻人（有客观上的）不一样之外，她们（主观上）也更受家庭因素的影响。”

“我也想写婚姻制度里的女工是否自主。以前我认识一个新疆姑娘，她被婚姻买卖到甘肃，但是又有家暴的问题，而且那家人也不让她工作，觉得女孩子抛头露面不好。”

掌握了许多经验材料，可专辑没有达到黄小娜想象的水准，她发现讲别人的故事一点也不容易，故事糅合得不好，意思也比较简单，原来设想的脉络也未能实现。她责怪自己非科班出身，素材很多，但创作能力不够。“那个新疆姑娘我有写进去，不过就变成了一句：当我的爱情没有和我一起远嫁他乡。”

相较之下，先生董军在音乐上更游刃有余。他在“重D音”专司架子鼓，创作过多首单曲。董军会给黄小娜的歌词把关，因为“他有一个审美上的东西”。这关过了之后，再由乐队里的吉他手根据小娜设想的旋律进行编曲。

乐队成员都是工友出身的男性，他们对“女工”这个群体抱有同理心，却缺乏更深入了解的动力。在音乐上，他们更专注于玩乐器本身，各自的词或曲创作，也是把“工人”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小娜形容，董军已经算是乐队里比较具有性别反思意识的人，他也创作过一首“指明”与建筑女工有关的《英雄》——喝不完异乡的酒/一喝就白了头/三十年来沧海桑田/我还是找不到北斗——抒发的还是离情愁绪。

除了被家庭里的女性角色所累，女工还要面对性骚扰、家暴和争取与男性同工同酬等等，而这些具体的话题，黄小娜很难和男性乐团成员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创作变得更慢了，也有时候，她觉得有点孤独，她想与人讨论，却无人可说。

一首集体创作的《女人的自白》寄托了她的愿景：我想我有能力/选择我想要的那幅画/我不想我的人生/由别人涂上色彩/我可以围著孩子转/但我要有自己的追求/我有自己的魅力人格/女人要为自己而活。

“我们想让这些积极的歌曲形成一个积极的榜样，不要妥协于现状，要看到其实有人在追求这些东西，要相信可以改变。”

解除“女性该有的样子”的那份成见

但在歌唱女工故事之前，黄小娜最初是拒绝与女工接触的。

在小小草工作时，她曾对“姐妹小组”丝毫不感兴趣。“姐妹小组”是小小草的员工和女工一起做手工、学习防狼术、普及性健康知识等，同时女工会向机构员工吐露自己的故事，有时难免触及伤痛。当时，机构里的每个同事都参与过这个活动，但黄小娜没有。

“我和女工交流有障碍，我觉得她们很脆弱，比如女孩子这也不安全那也不安全，这也要设防那也要设防……还防狼术呢！我自己什么都不怕……我害怕自己说什么话让她们委屈了，而且分享故事的时候老有人哭。”她这样解释过去的心情。

当时的黄小娜对女性的想象，来自她的母亲。她的老家是广西一个普通的村落，重男轻女的传统已久。“娜”字在广西的壮语里，是“不要”的意思。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做小学老师的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是期盼下次可以要个儿子。

黄小娜的妈妈是个彪悍的女人，她在第三胎才生下儿子，却常常无惧村人，为自家的利益分寸必争。在父亲因为超生而丢掉了小学老师的国家公职之后，母亲在家里发挥的作用有增无减。

小娜看不惯男性在家庭里、村子里都处于比女性优越的位置，也看不惯母亲对弟弟的宠溺。她很不满、不喜欢，最终选择以出走家庭、外出读书的方式逃避。但她潜意识里认为这就是一种现状，只能逃离，无法改变。“家家都是这样的嘛，没有意识。”

这样成长起来的她所相信的“女性该有的样子”，就是那个彪悍的母亲——在劣势的环境中，也要表现得坚强；天塌下来，也应该毫不退缩。相形之下，女工的“脆弱”曾让小娜很是看不起。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为什么要受到男性的限制？我会期待她们像我妈一样独立。”说到这，现在的黄小娜双手遮脸，为自己当时的成见感到后悔。

直到工作后在小小草里耳濡目染，黄小娜才开始真正面对及反思性别问题：那些她所以为的个人问题，原来是与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后来才明白不管是我妈还是女工，这一群人都是被压制的，她们生活在那样一种环境中，我没有任何资格对她们做要求。”

而她从家乡的山村里走出来，才发现原来“故乡”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可以随时来去的地方。而这些女孩子们，自打出了娘胎，就没有故乡了。

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寻找新的出路

深圳地铁三号线在关内蜿蜒一段，再从老街站转90度，直直地往北边及东边的工业园区开去。“重D音”乐队所在的横岗，近年打出建设文化产业的口号。从地铁站一出来，一栋新起的写字楼在四周矮房中，显得尤为“高端”。乐队就在离这座写字楼不远处的一个旧小区里，这片楼宇残旧，楼高不过五层。

2011年底，深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小小草的工作人员预感到工厂会进行搬迁，因此主动将办公室迁往深圳石岩。“重D音”乐队也因此顺势从小小草独立出来，留在原地，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组织。随著和董军结婚、生子，黄小娜也从小小草里走出来了。起初她和董军经营乐队琴室，全职唱歌，后来要靠与基金会合作才能存活下来。除此之外，他们也要面临新的问题。

珠三角的NGO风气曾经欣欣向荣、领跑全国，但在2012年出现了转折。根据公开报道，2012年广东省提倡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一方面，在政府进行了登记注册的NGO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没有登记的NGO则持续受到来自官方的打压，遭遇逼迁与关停。驻扎深圳九年的小小草是其中的一家。

原来的小小草悄悄改名为“萤火虫”，留在石岩，没有回横岗，行事也更为低调。五年过去了，NGO在中国大陆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除了萤火虫之外，小小草原来的员工也还有出来成立新的机构的，但这些组织就像把小小草原先的功能一个一个单独抽离出来，活动资金与服务人数、规模，较之于2012年都受到了削弱，资源动员能力亦然。

横岗这边，只剩下小娜和“重D音”守著。她也曾想过成立一个女工乐队，扩大影响力，连名字都想好了，叫乌门，英文WOMAN，寓意把黑色的门打破。但是和男工乐队不一样的是，女工成员容易受到家庭、怀孕等因素的影响，加上会乐器、学乐器的人也不多，因此迟迟未如愿。

目前中国大陆仅有的一个女工乐队，是由女工音乐第一人段玉组建的“九野”，四名成员，其中两人还因为做博士课题的机缘而加入的。整个工人文艺的脉络超过十年，但女工的参与显然与男工大相径庭。

小娜现下正为几个活动忙活著——工人文艺工作坊、工人摄影展的布展、以及今年3月女工艺术节的筹备活动……她累得感冒了，声音哑了，在布展现场只能请别的工作人员帮忙解说。

她还不能确定未来的路怎么走。上有老下有小，黄小娜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么洒脱。家庭、孩子、工作、理想，现在的她面临与女工一样的困境，她本人也早已和女工群体荣威一体，一同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寻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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