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顏仲坤——望着中國搖滾的黃金時代遠去，他用「佛系」回應喧囂

顏仲坤坐在北京城東繁華街市中的一座錄音棚裏，頂着一頭灰白蓬亂的長髮，穿着一身運動裝扮，像是全部從同一家店買的。他操着柔軟的台灣國語，音調和用詞卻被北京話影響着，變成一種混雜有趣的語言。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裏，他的工作一件接着一件，王菲的《無問西東》、朴樹的《獵戶星座》等新歌都出自他手。但他似乎對於自己的「行業地位」毫不自知，也並不在乎。

這位來自台灣高雄的混音師和大陸樂壇有着不解之緣。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台灣滾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在大陸發行第一張搖滾樂合集《中國火》，讓「八九」後的中國大眾第一次聽到張楚、竇唯、唐朝樂隊等本土搖滾樂手的嘶吼和獨白，儼如一劑時代的強心針。當年才二十歲出頭的顏仲坤，在台灣為素未謀面的大陸同行完成了這張唱片的混音工作。兩年之後年，他和唱片裏的歌手一同前往香港演出，紅磡體育館的觀眾前所未有地起立歡呼鼓掌，他站在舞台的總控制枱上，看到了大陸搖滾樂光芒萬丈的那一刻。

從那為起點，顏仲坤在兩岸往來不停，行行走走。二十多年來，他訝異地看着GDP一路狂奔的大陸，也經歷了搖滾樂在這片土地上從巔峰滑落至寂寞的整個過程。節奏和旋律愈發喧囂，而當年那些閃亮的名字，現在卻幾乎無人知曉。最終，顏仲坤決定回應這片喧囂，定居在娛樂至死的北京城裏，做一位對音樂赤誠的異鄉人。

因為精通英語而偶遇「中國火」

顏仲坤在大學唸的是法語系。他很有語言天分，法語、英語都說的相當流利。外語成了一塊敲門磚，讓他在大學畢業後「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當時技術門檻很高的台灣錄音行業。90年左右的台灣音樂行業百家爭鳴，滾石、飛碟、點將等本土唱片公司都在蓬勃發展，顏仲坤所在的錄音棚幾乎每週的檔期都是滿的，來來往往的客戶裏，不乏齊豫、周華健和小虎隊這些大明星。

「如果你要從一個錄音助理幹起，要很久才能去操作那些大型的混音台，起碼好幾年。」顏仲坤說，「但是呢，我當時在打工的錄音棚，正好買了一台新的設備。說明書是全英文的。整個棚裏除了我，沒有一個人看得懂。」

語言優勢讓顏仲坤率先掌握了新設備的用法，成為錄音棚裏最被倚重的人。他突然發現，如果自己能夠把所有設備的說明書都讀一遍，恐怕連棚裏最老資格的師傅都要和他學習。功不唐捐，90年代初，年輕的顏仲坤已經是圈子裏頗有名氣的新鋭錄音混音師。

1991年，滾石唱片的副經理張培仁成立了魔岩文化（後來稱魔岩唱片），英文名為Magic Stone。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滾石系的唱片公司都以「石」為名，而張培仁又不想做「名門正派」，索性叫做魔岩。在當時，台灣的搖滾樂和商業的結合，已經捧出了羅大佑、李壽全、薛嶽和紅螞蟻等一批頗受歡迎的搖滾音樂人。張培仁渴望將台灣的搖滾樂運營模式帶到大陸，開發大陸搖滾樂的礦藏。

魔岩的第一張專輯是收集了張楚、黑豹、唐朝等中國搖滾樂手作品的《中國火》。當時的製作人賈敏恕帶着剛剛錄好的母帶，找到了身在台灣的顏仲坤。後來，人們聽到的歌曲《姐姐》裏飄在頭頂的悠揚笛聲、立體的鼓聲，以及張楚有些距離感卻又格外清晰的嘶吼，都出自顏仲坤之手。

《中國火1》大獲成功之後，魔岩相繼簽下「魔岩三傑」（竇唯、何勇和張楚）。工作接踵而來，《垃圾場》、《黑夢》、《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作為混音師，顏仲坤需要調整好每一個樂器的音色、方位和音量配比，以確保每一種聲音都清晰悅耳，卻又互相融合。這對器樂語言尤為豐富的搖滾樂來說至關重要，而顏仲坤也憑着天分和耐心，為作品把好最後一道關。1994年春天，為了參與「魔岩三傑」第一張個人唱片的首唱會，顏仲坤迎來了他的首次北京之旅。

顏仲坤看到了一座在經濟發展中一路狂奔的城市。高樓、地鐵、華麗的百貨公司和緊俏的出租車，以及劇場外穿着新潮的年輕人們。在當時的北京兒童劇院，一直和「魔岩三傑」的嗓音打交道的顏仲坤終於見到了他們本人。在這場演出裏，顏仲坤熟悉了中國搖滾樂的設備配置、樂手的習慣和現場的風格。這次的北京之行，為幾個月後的另一場重要演出做好了準備。

1994年12月的香港紅磡體育館，魔岩三傑和唐朝的「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成就了中國搖滾樂在20世紀末最閃亮的時刻。當時，顏仲坤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正置身於一個怎樣的事件當中。他帶隊到達香港之後，先是帶着竇唯的團隊在當地的排練室進行排練，演出時和音響師金少剛一起在總控制枱負責現場音響的調度調試。

「當時我負責的是吉他和演唱的聲音，整場都很忙，音量啦，音色啦，我都要去弄。就這麼忙了幾個小時……」顏仲坤回憶，直到後來他給演唱會專輯做混音時，「才有機會好好聽到這場演出。」

1994年的紅館，黃耀明、王菲都是觀眾，還有樂迷聲稱遇到黃秋生在台下揮舞着雙臂、神情激昂。張培仁曾這樣回憶，「這場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演唱會，幾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議的狀態。紅磡體育館歷來嚴格的規定阻止不了上萬名決心要站起來的觀眾，他們用雙手和喉嚨舞動、嘶吼，他們用雙足頓地、跳躍，連向來見慣演出場面的媒體和保安人員也陷入了激動的情緒中，在香港，幾乎沒有一場演唱會像這樣瘋狂。」

《中國火》和紅磡演唱會向中港台三地普及了大陸搖滾音樂，它成功地把「中國搖滾」的概念從「崔健」中剝離了出來，作為一種音樂體裁而成立。這一晚之後，中國人終於知道自己除了崔健式的布魯斯和民謠搖滾，還有朋克、金屬和迷幻搖滾樂。客觀地說，如果說崔健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那麼正是魔岩的發掘和打造讓整座冰山浮出了水面。

在演唱會後來的專輯製作中，顏仲坤用他的混音技術將這一晚的紅館還原得絲毫畢現。多年後，人們再次去聽那場演出的錄音，依然能感受到每一個音符、場館的空間感和空氣中的狂熱。

魔岩熱潮褪下，留下了北京情誼

1995年，顏仲坤再次來到北京。這一次，他已經是竇唯第二張專輯《豔陽天》的主要製作人了。

他在台灣聽過竇唯所有的demo，然後提出修改意見，和竇唯一起商量，「把demo弄到一個可以進棚的狀態，」然後在5月飛到北京和竇唯一起錄音。

當年7月完成《豔陽天》的混音之後，顏仲坤只休息了兩三天，就開始了超載樂隊第一張專輯的製作。他們一起進行了10天排練，他給樂隊提了很多建議。「我的意見被採納的概率還蠻高的，10個建議裏面有9個大家試完都覺得『誒不錯』就留下來了。」他笑着說。

大陸的樂手們在長期的自行探索中形成一套自己的術語系統，和台灣完全不同。這時候，竟然又是英文充當了溝通的橋梁。「畢竟很多音樂上的詞彙都是從英語翻譯過來的，結果一群說中文的人，排練的時候竟然用英文來交流。」

做完超載的專輯已經是9月。顏仲坤在北京的錄音棚裏過完了1995年的整個夏天。正當他欣喜於自己已經漸漸作為製作人掌控整張唱片，卻沒想到，做完《超載》之後，魔岩唱片在1996年悄悄地退出了中國內地。

「收掉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還是真的虧太多錢了。」顏仲坤感慨。魔岩在內地六年，看似風光無限，他們發掘的魔岩三傑、唐朝、黑豹、王勇和超載，幾乎就是整個90年代的中國搖滾代表，可惜他們始終沒能找到能在這片土地上盈利的方法。

「你在市面上看到10盤《唐朝》卡帶，9盤都是盜版。」混亂的市場讓正版唱片毫無競爭力。想打官司，既抓不到人，也無法可依。辦演出也是個死胡同——搖滾樂手總愛「惹事」，何勇就曾站在舞台上調侃當時的全國勞動模範李素麗，被視作與中央宣傳唱反調。而由於80年代末期搖滾樂演出製造了很多混亂場面，著名的一例是黑豹樂隊的歌迷點燃了體育館的窗簾，全國各個體育館一聽到「搖滾」兩個字就如臨大敵，避之不及。Live house在那時還沒有出現。去香港演出，與其說是創舉，倒不如說是無奈。即使紅磡的演出叫好又叫座，又怎奈這場演出隊伍龐大、山高路遠——還是虧本。

雖然魔岩從大陸鎩羽而歸，如同馬洛裏葬身山谷。但這次不如意的旅程終究還是挖到了諸多閃亮的作品。「一開始到北京，其實就當是普通的出差，但是後來我看到北京的樂隊在各種硬體條件跟西方差很遠的情況下，大家都很刻苦。最後做出了這樣一批好作品，這真的很不容易。」魔岩的工作，讓顏仲坤在陌生的土地上交到朋友。直到現在，他還和當年的朋友保持聯繫。

「音樂人也是普通人，大家的性格都不一樣。」顏仲坤回憶，「高旗（超載樂隊主唱）和李延亮（超載樂隊吉他手）本來就比較外向，之後錄第二張專輯《魔幻藍天》的時候也有邀請我來玩。竇唯話就少一些，但感情都是一樣的。」

2015年的時候，顏仲坤再度和高旗一起工作，他突然說，「哇高旗，我們已經認識二十年了耶！」

二十年前的魔岩熱潮早已褪去。但退潮之後，依然有很多熱誠對待音樂的人留了下來。他們從未止步，這其中當然包括顏仲坤。

來到北京，或許會做出更好的作品

1996年之後，除了一次短暫的觀光，顏仲坤再沒來過北京。他在台北繼續音樂事業。除了台灣本土的樂隊比如董事長、拾叁樂隊和亂彈阿翔，他的工作覆蓋到各種風格，從流行搖滾的動力火車、迪克牛仔再到純流行的順子和許茹芸，還有羅志祥和5566這樣的偶像歌手。

「實際上盜版的問題不只是在大陸，到哪裏都是很大的問題。」顏仲坤談起實體唱片逐漸衰落的那幾年。「除了盜版CD，網路下載的衝擊也很大，本土的（唱片）公司一間一間都收掉了，活下來的也都把規模減到很小。」唱片賣不動之後，那些長得好看的，能帶動現場演出收入的偶像歌手就變成了各個公司優先的選擇。曾經門庭若市的錄音棚也變得冷清了許多。

「我其實本來就是在一個商業錄音棚裏面工作，那不論是誰花錢，都可以來錄音啊。只不過早期賈敏恕給我的case都是搖滾樂，大家覺得我是做搖滾的。」顏仲坤談到自己身上的「標籤」。「但其實搖滾、R&B、偶像歌手什麼的，都是流行音樂。作為一個音樂工作者，都要做，沒什麼區別，都是一樣。」

包括自己的工種。「很多人看到我的介紹，就說『哦，他是個混音師』，其實不是這樣啦。我也常常做製作的工作，也彈貝斯。做音樂嘛，叫『音樂人』就好了，各個位置都要做，沒什麼區分。」

工作這樣繼續着，誰也沒有預料，到了2005年，他幾乎是一時衝動就帶着太太再次跑來北京，而且來了就沒有再走。

奇妙的事情在2005年初夏發生。台灣老牌歌手高明駿邀請顏仲坤來北京製作他在內地的第一張專輯《現在回家》。剛下飛機，顏仲坤放下行李，和高明駿在北京街邊一家店吃涮羊肉。吃到一半，窗外有人張牙舞爪地朝他們招手。顏仲坤定睛一看，居然是音樂人張亞東。

大家一邊吃一邊聊天，張亞東隨口提起自己在建一個錄音棚，他說，「Paul（顏仲坤的英文名），要不你就別走了，你就在北京吧，我們一起來做這個棚。」

這樣一個瘋狂的提議，顏仲坤居然認真地考慮了。重遊北京，讓他覺得這裏的音樂環境已和九十年代大不一樣，整個音樂圈在很旺盛地生長，滾石在內地的餘熱還在，新的資本比如華誼也開始進入音樂圈，第一批電視選秀歌手帶動了全中國對好音樂的渴望，摩登天空和迷笛音樂節也熱熱鬧鬧地辦了好幾年。雖然一切都還處在叢林狀態，但突然之間很多事情都在同時發生。顏仲坤覺得很有趣——來到北京，或許會做出更好的作品。

三個月後，他在北京東五環外租了一套房子，他在那個空蕩蕩的房子裏等了三個月，等待自己的書、唱片、設備、Marshall分體音箱和其他物件，從基隆港運到天津港，再抵達北京。然後一直住到現在。

在顏仲坤的幫助下，張亞東完成了中國最棒也最有趣的錄音棚之一「噴氣機錄音室（Jet Studio）」。顏仲坤無不得意地說，「在布線的時候，我堅持要讓他在每一個房間都裝上話筒和樂器的接入口，包括客廳甚至廁所裏都有，都是可以用的！」這樣一來，這個錄音室就能夠提供很多種類的房間聲場，讓製作人可以充分嘗試自己想要的聲音。此後很多年，這個錄音室成為了顏仲坤和張亞東的重要工作空間。莫文蔚、張靚穎、水木年華、張懸，都曾在這裏錄製自己的作品。

在最焦慮的城市裏悠然自得

顏仲坤就這樣在北京住了13年，偶爾回到高雄和台北陪陪親人。他為大陸樂壇添了不少新作品。除了老搭檔竇唯和超載的新專輯，還有羽泉的《朋友難當》、李健的《風吹麥浪》和朴樹的《平凡之路》等傳播頗廣的好歌。2017年時，因為將近三年沒回台灣，他甚至還接到戶政事務所通知說再不回來，他們的戶籍就要被遷到桃園機場去。

顏仲坤和夫人至今沒有孩子，倒不是因為工作繁忙，而是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考慮。

「我學法語的嘛，年輕的時候受到存在主義影響蠻深的——薩特和加繆什麼的。他們就說啊，每個人的降生都不是自己願意的，然後就這樣被帶到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然後大部分時間都在受苦。佛家也是這麼講，『眾生皆苦』。人總是活在我執沒能實現的煩惱裏。」

對於顏仲坤來說，他雖然覺得這個世界還好，但也不是很願意再不顧一個生命的意願，讓他/她來到人世面對這些麻煩了。所以，從十幾歲時，他就和爸媽說：「如果你們想抱孫子，那去找我弟弟。」弟弟後來生了一個兒子，顏仲坤再也沒有什麼壓力。

閒時，他喜歡研究佛教。曾有一次，他去一個歌手那參謀對方的編曲，晚飯時他就開始聊佛教，聊了兩個多小時停不下來。他覺得佛家教人們放下「我執（Ego）」的理念很棒，無論外界的環境是什麼樣的，人要是放下對「自我」的執念，在哪裏都可以活得坦然。

所以他不是很贊成這一年來在大陸爆紅的「中國式嘻哈」，那裏面全都是「我我我我我我。」他覺得，流行音樂裏很基本的切分、三連音、和押韻的技術被吹成多厲害的能力。好多歌詞都在說一樣的東西，然後再拿着這些上台互相丟。這樣的氛圍裏面能誕生好內容的概率其實是很低的，而且又在煽動我執的膨脹，這樣一個電視娛樂工業吹出來的泡泡，沒有什麼好處。很多Hip-Hop的創作者，他們其實很有才華，筆下生花。只是他們的筆本該用來寫詩，卻急着拿它去換名利，站到台上去互相攻擊，實在是太不值得了。

或許是放下了「我執」所帶來的好運，也可能是早期作品的名聲加持，在北京的13年裏，顏仲坤從來沒有遇到過工作斷檔或是經濟困難的窘境。對比台灣唱片工業體系的成熟，內地的音樂產業其實直到現在都還在一個相對「叢林」的狀態，拖欠尾款或者刷人情卡的事情時有發生，但是他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應當感恩，太幸運了。」他說了好幾次。

現在顏仲坤依然住在13年前的那間公寓，房租只是漲了一次，漲幅不大。他不打算買房，不想要為了房貸去工作，讓資產佔有他的生活。他沒給生活劃什麼界限，一年到頭穿着同一雙阿迪板鞋，衣服也是夫人買什麼就穿什麼。2009年，歌手組合羽泉送了他一部iPhone 3GS，從此他迷上了手機攝影。當老朋友張亞東還在買單反鏡頭的時候，他已經在琢磨手機上的手動攝影APP。當工作不忙的時候，他就會自己帶着手機出去掃街，一走就是8個小時。前兩年，他的一些攝影作品還入選了歐洲的手機攝影展。

2017年開始，顏仲坤變得更加繁忙了。他參加了一些音樂比賽的評審，發掘了一些新的音樂人，並且開始在一個老牌的唱片公司擔任他們某個廠牌的主理人。

在採訪時，顏仲坤的嘴邊掛着「沒什麼區別」、「很幸運」、「也很好啊」。加上他對佛學的興趣，他被記者調侃是一位「佛系」音樂人。他喜歡抽煙，但不挑檔次；他喜歡喝咖啡，但不挑豆子。他在中國搖滾樂歷史最精彩的節點埋頭調音，也在最焦慮的城市悠然自得。

以後會不會離開北京？他也想過幾個養老的地方。比如回台灣、去泰國，或者加拿大的温哥華。「可是我又一想，明天的事情誰知道呢？說不定一會我從這個棚走出去就遇上交通事故呢。」於是，他決定先這樣誠實地生活在這片喧囂之地——這是他自己對於逝去的黃金時代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