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颜仲坤——望着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远去，他用“佛系”回应喧嚣

颜仲坤坐在北京城东繁华街市中的一座录音棚里，顶着一头灰白蓬乱的长发，穿着一身运动装扮，像是全部从同一家店买的。他操着柔软的台湾国语，音调和用词却被北京话影响着，变成一种混杂有趣的语言。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他的工作一件接着一件，王菲的《无问西东》、朴树的《猎户星座》等新歌都出自他手。但他似乎对于自己的“行业地位”毫不自知，也并不在乎。

这位来自台湾高雄的混音师和大陆乐坛有着不解之缘。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台湾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在大陆发行第一张摇滚乐合集《中国火》，让“八九”后的中国大众第一次听到张楚、窦唯、唐朝乐队等本土摇滚乐手的嘶吼和独白，俨如一剂时代的强心针。当年才二十岁出头的颜仲坤，在台湾为素未谋面的大陆同行完成了这张唱片的混音工作。两年之后年，他和唱片里的歌手一同前往香港演出，红磡体育馆的观众前所未有地起立欢呼鼓掌，他站在舞台的总控制台上，看到了大陆摇滚乐光芒万丈的那一刻。

从那为起点，颜仲坤在两岸往来不停，行行走走。二十多年来，他讶异地看着GDP一路狂奔的大陆，也经历了摇滚乐在这片土地上从巅峰滑落至寂寞的整个过程。节奏和旋律愈发喧嚣，而当年那些闪亮的名字，现在却几乎无人知晓。最终，颜仲坤决定回应这片喧嚣，定居在娱乐至死的北京城里，做一位对音乐赤诚的异乡人。

因为精通英语而偶遇“中国火”

颜仲坤在大学念的是法语系。他很有语言天分，法语、英语都说的相当流利。外语成了一块敲门砖，让他在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当时技术门槛很高的台湾录音行业。90年左右的台湾音乐行业百家争鸣，滚石、飞碟、点将等本土唱片公司都在蓬勃发展，颜仲坤所在的录音棚几乎每周的档期都是满的，来来往往的客户里，不乏齐豫、周华健和小虎队这些大明星。

“如果你要从一个录音助理干起，要很久才能去操作那些大型的混音台，起码好几年。”颜仲坤说，“但是呢，我当时在打工的录音棚，正好买了一台新的设备。说明书是全英文的。整个棚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看得懂。”

语言优势让颜仲坤率先掌握了新设备的用法，成为录音棚里最被倚重的人。他突然发现，如果自己能够把所有设备的说明书都读一遍，恐怕连棚里最老资格的师傅都要和他学习。功不唐捐，90年代初，年轻的颜仲坤已经是圈子里颇有名气的新锐录音混音师。

1991年，滚石唱片的副经理张培仁成立了魔岩文化（后来称魔岩唱片），英文名为Magic Stone。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滚石系的唱片公司都以“石”为名，而张培仁又不想做“名门正派”，索性叫做魔岩。在当时，台湾的摇滚乐和商业的结合，已经捧出了罗大佑、李寿全、薛岳和红蚂蚁等一批颇受欢迎的摇滚音乐人。张培仁渴望将台湾的摇滚乐运营模式带到大陆，开发大陆摇滚乐的矿藏。

魔岩的第一张专辑是收集了张楚、黑豹、唐朝等中国摇滚乐手作品的《中国火》。当时的制作人贾敏恕带着刚刚录好的母带，找到了身在台湾的颜仲坤。后来，人们听到的歌曲《姐姐》里飘在头顶的悠扬笛声、立体的鼓声，以及张楚有些距离感却又格外清晰的嘶吼，都出自颜仲坤之手。

《中国火1》大获成功之后，魔岩相继签下“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和张楚）。工作接踵而来，《垃圾场》、《黑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作为混音师，颜仲坤需要调整好每一个乐器的音色、方位和音量配比，以确保每一种声音都清晰悦耳，却又互相融合。这对器乐语言尤为丰富的摇滚乐来说至关重要，而颜仲坤也凭着天分和耐心，为作品把好最后一道关。1994年春天，为了参与“魔岩三杰”第一张个人唱片的首唱会，颜仲坤迎来了他的首次北京之旅。

颜仲坤看到了一座在经济发展中一路狂奔的城市。高楼、地铁、华丽的百货公司和紧俏的出租车，以及剧场外穿着新潮的年轻人们。在当时的北京儿童剧院，一直和“魔岩三杰”的嗓音打交道的颜仲坤终于见到了他们本人。在这场演出里，颜仲坤熟悉了中国摇滚乐的设备配置、乐手的习惯和现场的风格。这次的北京之行，为几个月后的另一场重要演出做好了准备。

1994年12月的香港红磡体育馆，魔岩三杰和唐朝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就了中国摇滚乐在20世纪末最闪亮的时刻。当时，颜仲坤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怎样的事件当中。他带队到达香港之后，先是带着窦唯的团队在当地的排练室进行排练，演出时和音响师金少刚一起在总控制台负责现场音响的调度调试。

“当时我负责的是吉他和演唱的声音，整场都很忙，音量啦，音色啦，我都要去弄。就这么忙了几个小时……”颜仲坤回忆，直到后来他给演唱会专辑做混音时，“才有机会好好听到这场演出。”

1994年的红馆，黄耀明、王菲都是观众，还有乐迷声称遇到黄秋生在台下挥舞着双臂、神情激昂。张培仁曾这样回忆，“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中国火》和红磡演唱会向中港台三地普及了大陆摇滚音乐，它成功地把“中国摇滚”的概念从“崔健”中剥离了出来，作为一种音乐体裁而成立。这一晚之后，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除了崔健式的布鲁斯和民谣摇滚，还有朋克、金属和迷幻摇滚乐。客观地说，如果说崔健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那么正是魔岩的发掘和打造让整座冰山浮出了水面。

在演唱会后来的专辑制作中，颜仲坤用他的混音技术将这一晚的红馆还原得丝毫毕现。多年后，人们再次去听那场演出的录音，依然能感受到每一个音符、场馆的空间感和空气中的狂热。

魔岩热潮褪下，留下了北京情谊

1995年，颜仲坤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已经是窦唯第二张专辑《艳阳天》的主要制作人了。

他在台湾听过窦唯所有的demo，然后提出修改意见，和窦唯一起商量，“把demo弄到一个可以进棚的状态，”然后在5月飞到北京和窦唯一起录音。

当年7月完成《艳阳天》的混音之后，颜仲坤只休息了两三天，就开始了超载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他们一起进行了10天排练，他给乐队提了很多建议。“我的意见被采纳的概率还蛮高的，10个建议里面有9个大家试完都觉得‘诶不错’就留下来了。”他笑着说。

大陆的乐手们在长期的自行探索中形成一套自己的术语系统，和台湾完全不同。这时候，竟然又是英文充当了沟通的桥梁。“毕竟很多音乐上的词汇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结果一群说中文的人，排练的时候竟然用英文来交流。”

做完超载的专辑已经是9月。颜仲坤在北京的录音棚里过完了1995年的整个夏天。正当他欣喜于自己已经渐渐作为制作人掌控整张唱片，却没想到，做完《超载》之后，魔岩唱片在1996年悄悄地退出了中国内地。

“收掉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还是真的亏太多钱了。”颜仲坤感慨。魔岩在内地六年，看似风光无限，他们发掘的魔岩三杰、唐朝、黑豹、王勇和超载，几乎就是整个90年代的中国摇滚代表，可惜他们始终没能找到能在这片土地上盈利的方法。

“你在市面上看到10盘《唐朝》卡带，9盘都是盗版。”混乱的市场让正版唱片毫无竞争力。想打官司，既抓不到人，也无法可依。办演出也是个死胡同——摇滚乐手总爱“惹事”，何勇就曾站在舞台上调侃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李素丽，被视作与中央宣传唱反调。而由于80年代末期摇滚乐演出制造了很多混乱场面，著名的一例是黑豹乐队的歌迷点燃了体育馆的窗帘，全国各个体育馆一听到“摇滚”两个字就如临大敌，避之不及。Live house在那时还没有出现。去香港演出，与其说是创举，倒不如说是无奈。即使红磡的演出叫好又叫座，又怎奈这场演出队伍庞大、山高路远——还是亏本。

虽然魔岩从大陆铩羽而归，如同马洛里葬身山谷。但这次不如意的旅程终究还是挖到了诸多闪亮的作品。“一开始到北京，其实就当是普通的出差，但是后来我看到北京的乐队在各种硬体条件跟西方差很远的情况下，大家都很刻苦。最后做出了这样一批好作品，这真的很不容易。”魔岩的工作，让颜仲坤在陌生的土地上交到朋友。直到现在，他还和当年的朋友保持联系。

“音乐人也是普通人，大家的性格都不一样。”颜仲坤回忆，“高旗（超载乐队主唱）和李延亮（超载乐队吉他手）本来就比较外向，之后录第二张专辑《魔幻蓝天》的时候也有邀请我来玩。窦唯话就少一些，但感情都是一样的。”

2015年的时候，颜仲坤再度和高旗一起工作，他突然说，“哇高旗，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年了耶！”

二十年前的魔岩热潮早已褪去。但退潮之后，依然有很多热诚对待音乐的人留了下来。他们从未止步，这其中当然包括颜仲坤。

来到北京，或许会做出更好的作品

1996年之后，除了一次短暂的观光，颜仲坤再没来过北京。他在台北继续音乐事业。除了台湾本土的乐队比如董事长、拾叁乐队和乱弹阿翔，他的工作覆盖到各种风格，从流行摇滚的动力火车、迪克牛仔再到纯流行的顺子和许茹芸，还有罗志祥和5566这样的偶像歌手。

“实际上盗版的问题不只是在大陆，到哪里都是很大的问题。”颜仲坤谈起实体唱片逐渐衰落的那几年。“除了盗版CD，网路下载的冲击也很大，本土的（唱片）公司一间一间都收掉了，活下来的也都把规模减到很小。”唱片卖不动之后，那些长得好看的，能带动现场演出收入的偶像歌手就变成了各个公司优先的选择。曾经门庭若市的录音棚也变得冷清了许多。

“我其实本来就是在一个商业录音棚里面工作，那不论是谁花钱，都可以来录音啊。只不过早期贾敏恕给我的case都是摇滚乐，大家觉得我是做摇滚的。”颜仲坤谈到自己身上的“标签”。“但其实摇滚、R&B、偶像歌手什么的，都是流行音乐。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都要做，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

包括自己的工种。“很多人看到我的介绍，就说‘哦，他是个混音师’，其实不是这样啦。我也常常做制作的工作，也弹贝斯。做音乐嘛，叫‘音乐人’就好了，各个位置都要做，没什么区分。”

工作这样继续着，谁也没有预料，到了2005年，他几乎是一时冲动就带着太太再次跑来北京，而且来了就没有再走。

奇妙的事情在2005年初夏发生。台湾老牌歌手高明骏邀请颜仲坤来北京制作他在内地的第一张专辑《现在回家》。刚下飞机，颜仲坤放下行李，和高明骏在北京街边一家店吃涮羊肉。吃到一半，窗外有人张牙舞爪地朝他们招手。颜仲坤定睛一看，居然是音乐人张亚东。

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张亚东随口提起自己在建一个录音棚，他说，“Paul（颜仲坤的英文名），要不你就别走了，你就在北京吧，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棚。”

这样一个疯狂的提议，颜仲坤居然认真地考虑了。重游北京，让他觉得这里的音乐环境已和九十年代大不一样，整个音乐圈在很旺盛地生长，滚石在内地的余热还在，新的资本比如华谊也开始进入音乐圈，第一批电视选秀歌手带动了全中国对好音乐的渴望，摩登天空和迷笛音乐节也热热闹闹地办了好几年。虽然一切都还处在丛林状态，但突然之间很多事情都在同时发生。颜仲坤觉得很有趣——来到北京，或许会做出更好的作品。

三个月后，他在北京东五环外租了一套房子，他在那个空荡荡的房子里等了三个月，等待自己的书、唱片、设备、Marshall分体音箱和其他物件，从基隆港运到天津港，再抵达北京。然后一直住到现在。

在颜仲坤的帮助下，张亚东完成了中国最棒也最有趣的录音棚之一“喷气机录音室（Jet Studio）”。颜仲坤无不得意地说，“在布线的时候，我坚持要让他在每一个房间都装上话筒和乐器的接入口，包括客厅甚至厕所里都有，都是可以用的！”这样一来，这个录音室就能够提供很多种类的房间声场，让制作人可以充分尝试自己想要的声音。此后很多年，这个录音室成为了颜仲坤和张亚东的重要工作空间。莫文蔚、张靓颖、水木年华、张悬，都曾在这里录制自己的作品。

在最焦虑的城市里悠然自得

颜仲坤就这样在北京住了13年，偶尔回到高雄和台北陪陪亲人。他为大陆乐坛添了不少新作品。除了老搭档窦唯和超载的新专辑，还有羽泉的《朋友难当》、李健的《风吹麦浪》和朴树的《平凡之路》等传播颇广的好歌。2017年时，因为将近三年没回台湾，他甚至还接到户政事务所通知说再不回来，他们的户籍就要被迁到桃园机场去。

颜仲坤和夫人至今没有孩子，倒不是因为工作繁忙，而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考虑。

“我学法语的嘛，年轻的时候受到存在主义影响蛮深的——萨特和加缪什么的。他们就说啊，每个人的降生都不是自己愿意的，然后就这样被带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受苦。佛家也是这么讲，‘众生皆苦’。人总是活在我执没能实现的烦恼里。”

对于颜仲坤来说，他虽然觉得这个世界还好，但也不是很愿意再不顾一个生命的意愿，让他/她来到人世面对这些麻烦了。所以，从十几岁时，他就和爸妈说：“如果你们想抱孙子，那去找我弟弟。”弟弟后来生了一个儿子，颜仲坤再也没有什么压力。

闲时，他喜欢研究佛教。曾有一次，他去一个歌手那参谋对方的编曲，晚饭时他就开始聊佛教，聊了两个多小时停不下来。他觉得佛家教人们放下“我执（Ego）”的理念很棒，无论外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人要是放下对“自我”的执念，在哪里都可以活得坦然。

所以他不是很赞成这一年来在大陆爆红的“中国式嘻哈”，那里面全都是“我我我我我我。”他觉得，流行音乐里很基本的切分、三连音、和押韵的技术被吹成多厉害的能力。好多歌词都在说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拿着这些上台互相丢。这样的氛围里面能诞生好内容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而且又在煽动我执的膨胀，这样一个电视娱乐工业吹出来的泡泡，没有什么好处。很多Hip-Hop的创作者，他们其实很有才华，笔下生花。只是他们的笔本该用来写诗，却急着拿它去换名利，站到台上去互相攻击，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或许是放下了“我执”所带来的好运，也可能是早期作品的名声加持，在北京的13年里，颜仲坤从来没有遇到过工作断档或是经济困难的窘境。对比台湾唱片工业体系的成熟，内地的音乐产业其实直到现在都还在一个相对“丛林”的状态，拖欠尾款或者刷人情卡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应当感恩，太幸运了。”他说了好几次。

现在颜仲坤依然住在13年前的那间公寓，房租只是涨了一次，涨幅不大。他不打算买房，不想要为了房贷去工作，让资产占有他的生活。他没给生活划什么界限，一年到头穿着同一双阿迪板鞋，衣服也是夫人买什么就穿什么。2009年，歌手组合羽泉送了他一部iPhone 3GS，从此他迷上了手机摄影。当老朋友张亚东还在买单反镜头的时候，他已经在琢磨手机上的手动摄影APP。当工作不忙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带着手机出去扫街，一走就是8个小时。前两年，他的一些摄影作品还入选了欧洲的手机摄影展。

2017年开始，颜仲坤变得更加繁忙了。他参加了一些音乐比赛的评审，发掘了一些新的音乐人，并且开始在一个老牌的唱片公司担任他们某个厂牌的主理人。

在采访时，颜仲坤的嘴边挂着“没什么区别”、“很幸运”、“也很好啊”。加上他对佛学的兴趣，他被记者调侃是一位“佛系”音乐人。他喜欢抽烟，但不挑档次；他喜欢喝咖啡，但不挑豆子。他在中国摇滚乐历史最精彩的节点埋头调音，也在最焦虑的城市悠然自得。

以后会不会离开北京？他也想过几个养老的地方。比如回台湾、去泰国，或者加拿大的温哥华。“可是我又一想，明天的事情谁知道呢？说不定一会我从这个棚走出去就遇上交通事故呢。”于是，他决定先这样诚实地生活在这片喧嚣之地——这是他自己对于逝去的黄金时代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