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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牌殺人事件》:所有自詡正義者都難把正義維持到底

在這個正義形式的面前,人們是看不到其背後的;在廣告牌前,人就劃分成兩邊,需要靠向一邊站。


《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電影劇照。 攝:Imagine China
《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電影劇照。 攝:Imagine China

《廣告牌殺人事件》成為今年金球獎大贏家,也成為了奧斯卡的大熱,尤其是劇本一項,實在是不二之選。故事發生在美國中西部密蘇里州一個小鎮Ebbing,米德烈的女兒被姦殺七個月後,警方早已放棄查案,米德烈太太決定租借小鎮外的三塊廣告牌,掛起巨大的字句:「死時被強姦」、「而還未有人被捕?」、「怎麼會這樣呢?威路比警長」。廣告版矛頭直指威路比警長。

故事就在這兩人之間角力。一方是心痛女兒被姦殺的母親,一方是鎮上唯一一個比較合情理的警員,盡忠職守,受鎮上居民愛戴,並且患有絕症只剩數個月命。兩方都有觀眾同情的元素,觀眾就在兩份同情之間拉扯。受害者自會得到同情,但盡忠的好人大概也不會是壞人,受害者這樣咄咄相逼將死之人也實在不該了。況且警長不是說了嗎?他把所有線索都查盡了,不是他沒有努力,而是懸案難破呀,米德烈,何苦為難好人呢?

只正自身不等於活在罪惡之外

好人(good man / decent man)在電影中不是隨意的出現,而是經過仔細經營的。好人正正是這電影要針對的其中一個主題。或者這樣說吧,在問責(米德烈為代表)與好人(威路比為代表)之間,到底該如何平衡呢?又或者,在你們觀看電影之際,會否很快就傾向支持威路比所代表的好人價值呢?而也覺得米德烈有點欺人太甚?尤其是在這個已經沒有甚麼好人的小鎮上(電影對白透露了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各種暴力),我們就更易同情或認同威路比所代表的好人了。

然而在這個充滿暴力、仇恨與野蠻小鎮中,好人會否變成了姑息?而或許,尋根到底的米德烈才能揭出真相。的確,編導的馬田麥當奴(Martin McDonagh)沒有簡易地傾向好人價值,他甚至是封殺了好人,並其所可能引向的英雄主義。當米德烈在廣告牌提出控訴後,威路比重新拿出檔案再次偵查。按一般警探片的理路,這個好警長/好爸爸/好丈夫/好人將會抽絲剝繭,找到兇手,還死者一個公道。我們期待他成為故事的英雄,解決所有問題,甚至期待他會整頓警隊,使小鎮走上正軌。但他沒有,他沒有不是因為他不盡忠,而是他決定不再活下去。電影中段,他與妻兒過了快活的一天後,決定自殺,了結自己。

這不單只是中斷了他的偵查,甚至連戲劇中最重要的衝突(問責 vs. 好人)都中斷掉,情況就像《無間道》中黃sir突然從高樓拋下身亡一般。威路比的死說明了,在這個暴力而充滿仇恨、道德荒蕪的小鎮中,好人不能留,好人也無能解決任何問題,甚至可以說,所謂好人在這個小鎮中,不過是同流,同樣有罪(culpable),電影前段米德烈與神父的大段對話正指出了只正自身並不等於活在罪惡之外。

鐘擺是否就這樣擺到米德烈的一方呢?幸好不是,不然就難以得到劇本獎了。米烈德開始以受害者之姿提出問責,然而我們很快就知道,米德烈的慈母形象不過一面,她在兒女的口中不過是cunt,是bitch,她甚至要對女兒被姦殺負責:因她的忽視,女兒遭禍。這樣說,並非否定她對女兒的死有感,不過她要在七個月後控訴警方不力,為的並不全然是要緝得真兇,也有一部分是要掩蓋自己的愧疚:只要我把矛頭向外一指,就能把原先指着自己的矛頭指向外了。豎起的廣告牌成了擋箭牌,受罪者瞬間變成受害者,好人即時變成有罪的人。而不論誰,他們在道德或職責上都有錯失。但編導的處理手法,並不是說要把所有人塑造成不值得同情的人,恰恰相反,他拍成是:所有不值得同情的角色都有其可同情之處,卻又不因此而是角色免於(道德或職權上的)罪責之外。

他鏡頭下所有自詡正義的人,都難以把正義維持到底。

《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電影劇照。

《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電影劇照。攝:Imagine China

高安兄弟的無道德

這讓人想起高安兄弟的電影。想起高安兄弟,固然是因為飾演米德烈的女演員法蘭絲麥杜雯(Frances McDormand)。麥杜雯首當女主角就是在高安兄弟成名電影《血迷宮》(Blood Simple,1984)中,而她的得意演出之作——橫掃各項女主角獎——《雪花高離奇命案》(Fargo,1996),同樣也是高安兄弟的作品。她的臉孔,彷彿像是刻着高安兄弟電影中那個暴力、個人主義與道德荒蕪的西部世界,而《廣告牌殺人事件》的世界,也處處與高安兄弟電影中的世界有所比擬。

我們不妨回到高安兄弟的成名作《血迷宮》:包含黑色幽默的黑色電影,故事世界中人難以相信他人(就算是愛人),各為其身利益而誅殺對方,然而人最終不敵命運的嘲弄,貪婪的偵探最終被殺,但倖存者不見得有好結局。在這個世界中,人被嘲弄、被懲罰。而《血迷宮》最著名的,還有開首偵探的旁白,旁白的結尾是這樣的:「在蘇聯,他們都有被分配的求助名單。無論如何,這只是理想。但我只知道在德州,在這裡,你們只能靠自己。」我們可以先跳過這句當中美國與蘇聯的比較,或暫時無視高安兄弟的社會主義傾向,可以着眼於他們鏡頭下的西部荒野,在其中只有極端的個人主義(每個人只為自己的利益而活),而這種從資本主義而來、人與人之間競爭,即形成了社會的異化、人與人的疏離,以及人的孤獨。《血迷宮》中,利益成為人與人之間的中界,愛情也不能越過這層藩籬。高安兄弟鏡頭下的德州,根本就可以看成是當時美國社會的縮影、隱喻。

《廣告牌殺人事件》的暴力與人的疏離,與《血迷宮》的世界相像。然而,《廣告牌殺人事件》沒有《血迷宮》那層宿命的意味,而三十年前的無道德世界,三十年後則變成是關於正義的探問。有了當下的後見之明,《血迷宮》的德州就可以看成是八十年代美國的隱喻,那麼我們當下,也可以嘗試把《廣告牌殺人事件》的Ebbing看成是當下美國社會的隱喻了。而其中的議題,就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無道德,轉向了當下右翼社會的無正義。

我在此無意重提引用程度高至叫人厭惡的羅爾斯《正義論》,《廣告牌殺人事件》也非關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說它關乎司法正義也是不得要領。我想,《廣告牌殺人事件》更在意的是正義的形式。

正義形式之一:廣告牌

當你豎起受害的廣告牌,你就代表了正義的一方。

在法蘭絲麥杜雯今年獲得金球獎最佳女主角的同場,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獲得終身成就獎。在得獎的演說中,毫不隱晦地批評了哈維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對女性的性罪行,希望世上不需要再有「#metoo」。這個「#metoo」或許就是近年來最有型的廣告牌,在豎起這廣告牌之後,米德烈和威路比警長之間僅有的友善就立刻變成敵對,一如威路比警長自言自語時說,當牌被舉起,戰爭就展開了。

不過,在《廣告牌殺人事件》中,「受害者」不受歡迎,因她矛頭指向將死的好人,民意一下子傾向了好人價值,而我們也從而看到這正義形式下的民粹暗流,因為這個形式劃出敵我,是敵我矛盾,所以民意就需要傾一個立場,一個非此即彼的立場。《廣告牌殺人事件》在引導觀眾的同理心時,也在拆解這個正義的形式。編導未必是要針對甚麼形式不形式,或許只是單純想要捕捉人的多面性,吸引觀眾的眼球,但他鏡頭下所有自詡正義的人,都難以把正義維持到底。米德烈的正義是想要遮掩自己的罪責,她指責神父culpable(有罪),其實她同樣有罪。(在這樣的影片中誰沒有罪呢?或許就只有因租廣告牌給米德烈而被人從窗外拋到地上的Red Welby)沒有,連一個義人也沒有。正義背後都是有罪。但是,在這個正義形式的面前,人們是看不到其背後的;在廣告牌前,人就劃分成兩邊,需要靠向一邊站。

如果說《血迷宮》的德州隱喻了八十年代美國資本社會下的極端個人主義和道德荒蕪,那麼《廣告牌殺人事件》的Ebbing則可以看成是2010年代美國右翼社會不信任正義形式而擁抱更暴力的「意行一致」。

《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電影劇照。

《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正義形式之一:政治正確

而正義,在當今世界——還有在電影中——另有一種形式,以政治正確的方式出現。影片中有一段表明了這個形式,並表明這個形式可能帶來的忿怒和仇恨(倒過來也可以是偽善)。米德烈因為一段小插曲被拉到警局,而在房間中只得她和威路比的副手Dixon。Dixon在鎮上以虐打犯人和歧視黑人而有名,多麼沙文豬的一個角色啊!米德烈在房間故意挑釁Dixon,問他還有沒虐打「黑鬼」(nigger),Dixon立刻生氣異常,大聲回說「你該說虐打『有色人士』(persons of color)」。這裡,Dixon警告米德烈不可以使用政治不正確用語(nigger),該選用政治正確用語(persons of color)。但如此扮演,就說明Dixon是支持種族平權的嗎?斷乎不是。但任誰都知道,他心底裡其實就是會罵「黑鬼」的,但是警察學堂教育的嘛,對黑鬼不可以說黑鬼,只可以說有色人士。

但恰恰是這個正義的形式,使他無處表達不滿與忿怒。教育使他表象的自己和內在的自己無法重合(這種不重合我們會稱之為偽善)。聰明人會懂得一直壓抑分裂的部分,只表現表象的自己,但Dixon在兩者無法調和之際,愚蠢地重合自己,意(內容)行(形式)一致地以暴力來表明他對黑人的歧視。如果問,《廣告牌殺人事件》有何處與當下的美國社會相通的話,或許就是在這種正義的形式上。近年我們都見證到全世界的「右轉」,對左翼價值的反彈。特朗普是時代的癥候,他上場更是證明了不少人對這種正義形式的不滿。「右轉」不過是這形式下壓抑的總爆發——並以更暴力卻又是「意行一致」的方式回歸。如果說《血迷宮》的德州隱喻了八十年代美國資本社會下的極端個人主義和道德荒蕪,那麼《廣告牌殺人事件》的Ebbing則可以看成是2010年代美國右翼社不信任正義形式而擁抱更暴力的「意行一致」。

影片最後沒有找到兇手(好人警長死了、曾想成為好人的Dixon也失敗了),而兇手也大概不能找到。不過,米德烈和Dixon卻決定去追尋那個已被確定並非殺死米德烈女兒的人(影片暗示他是軍人),因為Dixon認為他曾犯過強姦罪,就算不是強姦米德烈女兒,也是其他人,這樣,那人就是罪有應得,應該要被殺死(影片終結於他們上路之時,懸空了最後是否殺人的終局)。影片從尋找一個特定的兇手,到最後復仇對象變成可以是任何一個兇徒。復仇的具體內容抽空了,純粹的仇恨帶來純粹的復仇行動,它不指向特定的個體,而是指向所有被認為有罪的人。

而按米德烈的說法,在這鎮上,一個義人也沒有,所有人,不論是好是壞,都是同流,都是有罪,都應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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