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深度

異鄉人——海外務工的福建人:三十年,迫切改變命運的心回到原點

隨着移民浪潮翻滾的命運究竟由誰做主,只有被打濕過的人才真正知道。


吳衞和林同是福建老鄉,也是高中同學。他們二人都在上世紀60年代出生,在90年代遠渡重洋去務工。如今三十年過去了,他們從海外歸鄉,吳衞坐擁兩千萬身價,林同卻兩手空空。  圖:Tsengly / 端傳媒
吳衞和林同是福建老鄉,也是高中同學。他們二人都在上世紀60年代出生,在90年代遠渡重洋去務工。如今三十年過去了,他們從海外歸鄉,吳衞坐擁兩千萬身價,林同卻兩手空空。 圖:Tsengly / 端傳媒

吳衞和林同是福建老鄉,也是高中同學。他們二人都在上世紀60年代出生,在90年代遠渡重洋去務工。如今三十年過去了,他們從海外歸鄉,吳衞坐擁兩千萬身價,林同卻兩手空空。

「我現在是無產階級啊,什麼都沒有,」福建高山鎮一家悶熱難耐的小飯館裏,林同夾上一口菜。坐在他身旁的吳衞,從黃色鐵罐裏抽出一支煙,港產的紅雙喜,點上,然後倒了一杯冰啤酒。

「我們算是時代的弄潮兒,」吳衞感歎,「考大學,出國熱,老闆熱,什麼都趕上了。」在中國的移民大省福建,留洋文化和人情紐帶撬動一代又一代急於改變命運的心。然而,隨着浪潮翻滾的命運究竟由誰做主,只有被打濕過的人才真正知道。

緊張的台海關係也被認為是福建作為「前線地區」得不到發展的主要原因。1990年,福建的國內生產總值僅是鄰省廣東的三分之一。圖為1992年的福建。
緊張的台海關係也被認為是福建作為「前線地區」得不到發展的主要原因。1990年,福建的國內生產總值僅是鄰省廣東的三分之一。圖為1992年的福建。攝:Gerhard Joren/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一座座高樓都是海外淘回來

林同和吳衞的第一次命運分岔發生在90年代初,一家生產LED燈的台灣企業在他們的家鄉招工。那時改革開放的大潮襲來,林同剛擺脱了長達八年的體制內崗位,渴望在市場經濟裏自由地掙錢。

他心裏一直憋着一口氣。他的父母兄長都是農民,林同是家裏最小的兒子,也是唯一的大學生。他在1980年考上全國重點大學——西北工業大學,主修無線電工程,後來又在航空航天部讀發動機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他進入中國直升飛機研究所做軍工,可是過得很彆扭,「待遇低,上下班還吹軍號,」一個月收入54元,杯水車薪。此前研究所人才流失嚴重,等林同那屆新人進來之後,所長拋下狠話:「你們年輕人想走,八年之內都不要談。」

而八年後,台灣企業開出800元人民幣月薪的待遇,卻讓年輕氣盛的林同一口拒絕:「我認為我值一千。」

與台灣企業的價碼談不妥,林同之後到保安工程公司做過技術,在泉州賣過改裝對講機,有人給他開出1500元的薪水,他也沒去。那時他還是年輕氣盛,琢磨着自己做生意。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吳衞不認同林同的選擇。吳衞應聘同一家公司,接受了月薪450元的工作,「我以前才拿72,有400就很滿足了。」

那時吳衞在福州市一家國營機械廠做工程師。本來有個談婚論嫁的女朋友,卻因吳衞不是城市人、買不起房而分手。吳衞下決心要賺錢,他從國企辦了停薪留職,輾轉幾家民營公司。

1989年,吳衞經人介紹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同年兩人結婚,很快有了孩子。他再一次感到沒錢的壓力:「人家都有房子,我們沒房子住。你願意老婆孩子跟着你顛沛流離嗎?」

吳衞和林同都在福建省福清市高山鎮長大,這個位於福建東部沿海的小鎮因地勢高而得名。走進林同家所在的高山鎮塘北村,三層往上的西式樓房在村道兩旁一路延伸,一幢挨着一幢。陽台間帶有雕紋的圓形立柱,院門口掛着石刻的金字對聯:光宗耀祖,子孫興旺。以前村裏蓋房的標準配置是「三層半」,三層住人,半層用來曬衣服。後來攀比之風愈烈,東家蓋四層,西家就蓋五層,樓房高矮逐漸成為衡量財富的標尺。

但這氣派只在門面。許多樓房院門緊閉,偶有敞着門的人家,可見屋內陳設簡單,只有一條瘦狗在屋門附近原地轉圈。「這個村子,除了老人就是孩子,沒有年輕人。」林同說。

雖身處沿海,但福建地貌多山,人口分散,中心城市發展不足,與其他沿海省市相比,城市化基礎薄弱。上世紀80年代以前,緊張的台海關係也被認為是福建作為「前線地區」得不到發展的主要原因。1990年,福建的國內生產總值僅是鄰省廣東的三分之一,基礎設施投入只有廣東的五分之一。經濟的滯後和渴望海外的傳統催促着一代又一代福建人離家打拼,四處紮根。

「那個時候(出國和不出國)差距太大,你用眼睛都看得到,不用人家講。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哪裏來的錢?就是海外淘回來的,」林同說。

高山鎮便是著名的僑鄉。塘北村口的牌坊、村裏的路都是華僑捐錢修建的。華僑的傳奇故事撩撥着年輕人的心。林同最敬佩的就是祖籍福清的已故印尼富商林紹良。生於農民家庭的林紹良1938年遠赴印尼投奔親人,從一個花生油店學徒開始起步,建立橫跨多界的家族財團。鼎盛時期,林紹良曾是印尼第一富豪。

在林同心裏,「跨出國門是第一步的」。但老同學吳衞先於他邁出了第一步。1992年,吳衞湊了幾萬塊錢,在蛇頭的幫助,隻身來到日本東京。

而林同那時還猶豫着。三十年後再回憶這段經歷,林同總結自己,「思路還是有的,只是沒有踩到鼓點上」。

90年代是日本發展的黃金時代,打一小時零工能掙1000日元(約60元人民幣),一天的收入已經趕上福建老家普通人一個月的薪水。圖為1994年的日本東京。

90年代是日本發展的黃金時代,打一小時零工能掙1000日元(約60元人民幣),一天的收入已經趕上福建老家普通人一個月的薪水。圖為1994年的日本東京。攝:Bernard Annebicque/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在日本,一天的收入是老家一個月的薪水

「什麼都新式、都花樣,都感覺到比中國好,」回憶起那個燈紅酒綠的東京都,吳衞覺得,「自己這種小地方出來的人,沒有遺憾。」

他揹着一個麪包,在東京的大街小巷穿行,用剛剛學會的幾句日語問:需不需要臨時工?最開始,吳衞白天上語言學校,晚上在壽司店幫工。後來學校乾脆不去了,白天做清掃,下午和晚上在汽車配件廠做流水線工人。

吳衞是奔着勞動力差價去日本的。90年代是日本發展的黃金時代,打一小時零工能掙1000日元(約60元人民幣),一天的收入已經趕上福建老家普通人一個月的薪水。

他有管理車間的經驗和察言觀色的機敏,在汽配廠從流水線工人做到課長。工資漲了,老闆還邀請他白天也來上班,吳衞推脱了。「小時工資高一點。日本公司社員要繳納税金,還要扣你什麼東西。他們社員福利好,但是我們不要,錢可以現拿。」

賣力的時候,吳衞一天做16個小時,一個月掙四萬人民幣。那是1995年,上海的在職員工年均收入不到一萬。

除了拿時薪,退掉的税、報銷的車費都逃不過吳衞的精打細算。日本公司提供交通補助,一個月花了兩萬日元,他就報兩萬五。後來發現複印件也能矇混過關,他就一份票據三家報。他覺得日本人有點「傻」、「不懂變通」。

他沒有精力也沒有環境交朋友。和中國人一起租住的狹小房間裏,六套榻榻米七個人分,上白班的人回來,趕晚班的人又要出去,談天說地的工夫幾乎沒有。他唯一的「朋友」是在清掃公司結識的一個日本大學生,對方比自己大上五歲,沒有結婚。倆人交流的話題從不涉及各自生活,出去喝酒也是各付各帳。直到離開,吳衞對這份友誼的感覺始終「算不上好,他不交心」。

吳衞來日本辦的是留學簽證,期限只有半年,之後便作為「黑戶」蟄伏下來,期間沒能回家看過一次。「去的長就不想了」,他說。只有工資源源不斷地流回福建老家,憑藉這些錢,妻子在福清盤下一家旅店,又陸續攢下數家房產、店鋪,最終積累了兩千萬的家業。

夫妻倆的經濟頭腦並不被彼時的家鄉人所理解。鄉下人賺了錢就要蓋房子,隨着像吳衞這樣在海外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外表光鮮的樓房成為家族在外掘金發跡的炫耀之本。吳衞的父母至今責怪他沒有把房子蓋在老家,給老人家撐起臉面。「起初我父親很疼愛我,最後就疼愛我的小弟,為什麼?他把房子蓋在鄉下。」

1998年,在日本打黑工的第六個年頭,吳衞決定回國。「身體不舒服,感覺不能夠以命換錢。」暌違六年的家鄉變得有點不認識,「那時候福清有人叫我吃飯,叫我帶『卡路』出來,就是二奶。我說我沒有卡路,人家說沒有二奶還敢出來,丟不丟人。」

林同是跟着吳衞後面回國的。1996年,他終於實現了出國的想法,到東京築地市場運貨打工,同時在一家跨國株式會社的廚房幫工。兩份工作的月收入加起來接近兩萬元人民幣。本以為也能掙錢回家長長臉面,沒想到兩年後,便被發現簽證過期,不得不打道回府。

「運氣不好,」林同歎氣。至今回憶起來,他的聲音扔掩不住沮喪: 「不想提,一輩子都有陰影。」

2001年,已實現財務自由的吳衞在家鄉討了一份數學老師的工作,過上清閒的生活。而林同海外掘金的征程才剛剛開始。

中國和南非在1998年建交,隨後南非的中國移民益增,2008年金融危機,南非市場動盪,蘭特大幅貶值。接着是南非足球世界盃,財政吃緊,經濟愈發不振。圖為2010年南非約翰內斯堡的足球場,迎接當年即將舉行的世界杯。

中國和南非在1998年建交,隨後南非的中國移民益增,2008年金融危機,南非市場動盪,蘭特大幅貶值。接着是南非足球世界盃,財政吃緊,經濟愈發不振。圖為2010年南非約翰內斯堡的足球場,迎接當年即將舉行的世界杯。攝: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

在南非打拼,「生活就像服刑一樣」

不久前,林同和吳衞才重新取得聯繫。林同的大女兒今年讀初一,碰巧是吳衞教書的學校。林同四十出頭才討到老婆,如今兩個女兒都在福清讀書。吳衞有次開玩笑,四十歲結婚「不正常」,林同臉上掠過一絲尷尬。

「你怎麼結婚呀,你天天在路上走,」林同說。長期的漂泊還是次要,「關鍵還是會不會掙到錢,你要是掙到錢,現在結婚也來得及。」

2003年,一直沒有折騰出名堂的林同決定去南非闖一闖。他在當地租了一輛車,帶着幾個侄子、外甥四處尋找合適的店鋪,想做超市或加油站。他的英語底子不錯,一些老家的親戚晚輩都信他。可是,整整一年都沒有收入。

中國和南非在1998年建交,隨後南非的中國移民益增,至2010年,加上非法移民總人數超過50萬。這其中,福建移民佔到三分之一。

比起日本的處處規範,南非的移民生態更為「野蠻」,是「險中求富貴」。比他早來的福建商人大多靠外貿服裝、旅店、雜貨鋪等小本生意起步。中國人喜歡低價傾銷,打價格戰,生意廝殺得很慘烈。為了增加盈利、躲避競爭,不少人把店開到了城市以外的窮鄉僻壤,「佔山為王」、「你店開在他旁邊不行, 開在他對面不行。你開了他就揍你啊,不讓你開,你沒辦法。」

到南非的第二年,林同和侄子們接手了一間加油站,這類生意在當時的華人圈裏算是首例。前任老闆因為年紀大了不想操勞,願意用70萬蘭特(100萬人民幣)的價格將手上資產盡數轉讓。加油站後面連着一幢單層別墅,別墅旁邊還有泳池,是筆難得碰上的划算買賣。

加油站位置優越、沒有競爭對手,便利店生意也不錯。紅火的時候,一輛60人座的大巴剛進來,下一輛大巴已經在排隊了。林同一年能掙近百萬人民幣,有房有車。日子順的時候,林同覺得南非生活有民主、也自由,比起國內悠哉許多。

但是,對安全的擔憂總是縈繞在他心頭。中國人現金充裕,又較軟弱,因為很容易從口袋掏出現鈔,中國人被當地的劫匪稱為「ATM機」。林同就不止一次成為打劫的目標。有一天晚上,一群親友打牌歸來,在別墅門口被匪徒堵上了嘴;還有一次,趁着家裏沒人,小偷撬開了門。

林同算是運氣好。第一次,匪徒摸黑進屋的時候,驚醒了熄燈睡覺的林同,情急之下,他看準機會,拼勁全力扔出一支鐵棍,用淒厲刺耳的金屬噪聲把匪徒嚇走;第二次,是恰好有警車從附近經過,警笛嚇走了小偷,才化險為夷。 針對華人的打劫幾乎每天都有,林同心裏清楚,這些案件背後大多「都是華人提供信息然後分贓」。

不少華人都在自家店鋪安裝了「防劫門」,這是一種用鋼鐵焊接的防盜門,不管營業與否,都要牢牢關好。林同則僱了一個南非警察做兼職保安,警察配槍,心理感受更安全。但警察也不能絕對信賴,索賄的事時有發生,有次林同出門忘了帶身份證,碰上警察,被敲詐了2000蘭特。

經濟說變壞就變壞。2008年金融危機,南非市場動盪,蘭特大幅貶值。接着是南非足球世界盃,財政吃緊,經濟愈發不振。蘭特的持續貶值推高了買油成本,南非國民消費力減弱也讓生意愈加難做。十幾年前1蘭特換1.3元人民幣,到如今1蘭特匯率只能換到0.4元。再怎麼賺錢,也抵不過匯率貶值。

「不賺錢的都回來了,都在賣了,但賣不掉,」很多人熬不住了,林同不肯說他虧了多少錢。他只說,以前在南非當老闆的男人是「搶手貨」,如今都沒什麼吸引力了。

2009年,林同的侄子、二十出頭的林峰來到南非,對他來說,出國已經成了追隨父輩的慣性動作。他在家鄉的職高畢業後,晃蕩幾年找不到正經營生,來到南非後盤下一家酒店,生意很快就黃了,周圍治安不好,林峰被打劫了兩次,頭還被槍柄敲了。

他又輾轉開了第二家酒店、超市,生意還能維持,但實在是無聊。「生活就像服刑一樣」,每天開門關門,一直重複。林峰覺得渾渾噩噩,「到了那邊(南非)的時候,有時候會想,怎麼到這邊了?」

一代又一代外出務工的福建人遇到了難題:外面的世界早已不像從前那麼精彩,勞務差價幾近消失。他們要去哪裏書寫華僑傳奇呢?

2016年,林同和侄子林峰決定打道回府了。

一代又一代外出務工的福建人遇到了難題:外面的世界早已不像從前那麼精彩,勞務差價幾近消失。圖為2016年的福建。

一代又一代外出務工的福建人遇到了難題:外面的世界早已不像從前那麼精彩,勞務差價幾近消失。圖為2016年的福建。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想法太多、眼界太高,反而抓不住財富

林同回國的這一年,吳衞辭去教書的工作,過起吃飯喝酒、爬山行腳的生活。林同卻意識到自己在國內「已經沒有機會了」。「比方說請客巴結人,你在外面呆了20年,你做不來的。」

和林同大哥的孩子林平聊起林同,他們早期曾在南非共同經營加油站。「他的頭腦太好」,林平尷尬地笑了兩聲,「我們這邊,頭腦太好了不一定能掙到錢。頭腦不好的話,三十也賺,五十也賺。」言下之意,出門討生活的人,有時想法太多、眼界太高,反而抓不住財富。

這些年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林同說:「沒有掙到錢,有點遺憾。」

三言兩語,錢字不離口。林同是「見過大錢」的,出走半生,卻未能衣錦還鄉。如今租房居住,孩子在國外出生,回國只能讀私立學校,學費開銷亦成負擔。

「他現在是50歲的想法,跟我差20年。」吳衞談到老同學林同,「我30歲想為孩子多掙錢,現在是享受人生。你說他苦不苦?」另一邊,林同形容吳衞的悠哉態度是因為站在「混凝土上」,而自己畢竟站在淤泥裏面講話,「底氣不足」。

和父親的敢闖敢拼不同,吳衞的兒子如今在福州一家國營企業上班,不愁吃穿,生活安穩。吳衞覺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已讓下一代失去「父輩那種創業精神」,年輕人沒有生活壓力,出國吃苦便不是必須。

林同和吳衞聊起「遙想當年」的時刻,頗有些遺憾,比方,「我當初要是圓滑一點,我就入了黨」,或者,如果去了那個台灣公司,「我起碼是採購部經理」云云。

只是往事不容得重來,林同最終得出一個結論:「命的問題」。

在此刻,他們二人的心回到了原點。

(應受訪者要求,林同、吳衞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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