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海外務工的福建人：三十年，迫切改變命運的心回到原點

吳衞和林同是福建老鄉，也是高中同學。他們二人都在上世紀60年代出生，在90年代遠渡重洋去務工。如今三十年過去了，他們從海外歸鄉，吳衞坐擁兩千萬身價，林同卻兩手空空。

「我現在是無產階級啊，什麼都沒有，」福建高山鎮一家悶熱難耐的小飯館裏，林同夾上一口菜。坐在他身旁的吳衞，從黃色鐵罐裏抽出一支煙，港產的紅雙喜，點上，然後倒了一杯冰啤酒。

「我們算是時代的弄潮兒，」吳衞感歎，「考大學，出國熱，老闆熱，什麼都趕上了。」在中國的移民大省福建，留洋文化和人情紐帶撬動一代又一代急於改變命運的心。然而，隨着浪潮翻滾的命運究竟由誰做主，只有被打濕過的人才真正知道。

一座座高樓都是海外淘回來

林同和吳衞的第一次命運分岔發生在90年代初，一家生產LED燈的台灣企業在他們的家鄉招工。那時改革開放的大潮襲來，林同剛擺脱了長達八年的體制內崗位，渴望在市場經濟裏自由地掙錢。

他心裏一直憋着一口氣。他的父母兄長都是農民，林同是家裏最小的兒子，也是唯一的大學生。他在1980年考上全國重點大學——西北工業大學，主修無線電工程，後來又在航空航天部讀發動機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他進入中國直升飛機研究所做軍工，可是過得很彆扭，「待遇低，上下班還吹軍號，」一個月收入54元，杯水車薪。此前研究所人才流失嚴重，等林同那屆新人進來之後，所長拋下狠話：「你們年輕人想走，八年之內都不要談。」

而八年後，台灣企業開出800元人民幣月薪的待遇，卻讓年輕氣盛的林同一口拒絕：「我認為我值一千。」

與台灣企業的價碼談不妥，林同之後到保安工程公司做過技術，在泉州賣過改裝對講機，有人給他開出1500元的薪水，他也沒去。那時他還是年輕氣盛，琢磨着自己做生意。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吳衞不認同林同的選擇。吳衞應聘同一家公司，接受了月薪450元的工作，「我以前才拿72，有400就很滿足了。」

那時吳衞在福州市一家國營機械廠做工程師。本來有個談婚論嫁的女朋友，卻因吳衞不是城市人、買不起房而分手。吳衞下決心要賺錢，他從國企辦了停薪留職，輾轉幾家民營公司。

1989年，吳衞經人介紹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同年兩人結婚，很快有了孩子。他再一次感到沒錢的壓力：「人家都有房子，我們沒房子住。你願意老婆孩子跟着你顛沛流離嗎？」

吳衞和林同都在福建省福清市高山鎮長大，這個位於福建東部沿海的小鎮因地勢高而得名。走進林同家所在的高山鎮塘北村，三層往上的西式樓房在村道兩旁一路延伸，一幢挨着一幢。陽台間帶有雕紋的圓形立柱，院門口掛着石刻的金字對聯：光宗耀祖，子孫興旺。以前村裏蓋房的標準配置是「三層半」，三層住人，半層用來曬衣服。後來攀比之風愈烈，東家蓋四層，西家就蓋五層，樓房高矮逐漸成為衡量財富的標尺。

但這氣派只在門面。許多樓房院門緊閉，偶有敞着門的人家，可見屋內陳設簡單，只有一條瘦狗在屋門附近原地轉圈。「這個村子，除了老人就是孩子，沒有年輕人。」林同說。

雖身處沿海，但福建地貌多山，人口分散，中心城市發展不足，與其他沿海省市相比，城市化基礎薄弱。上世紀80年代以前，緊張的台海關係也被認為是福建作為「前線地區」得不到發展的主要原因。1990年，福建的國內生產總值僅是鄰省廣東的三分之一，基礎設施投入只有廣東的五分之一。經濟的滯後和渴望海外的傳統催促着一代又一代福建人離家打拼，四處紮根。

「那個時候（出國和不出國）差距太大，你用眼睛都看得到，不用人家講。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哪裏來的錢？就是海外淘回來的，」林同說。

高山鎮便是著名的僑鄉。塘北村口的牌坊、村裏的路都是華僑捐錢修建的。華僑的傳奇故事撩撥着年輕人的心。林同最敬佩的就是祖籍福清的已故印尼富商林紹良。生於農民家庭的林紹良1938年遠赴印尼投奔親人，從一個花生油店學徒開始起步，建立橫跨多界的家族財團。鼎盛時期，林紹良曾是印尼第一富豪。

在林同心裏，「跨出國門是第一步的」。但老同學吳衞先於他邁出了第一步。1992年，吳衞湊了幾萬塊錢，在蛇頭的幫助，隻身來到日本東京。

而林同那時還猶豫着。三十年後再回憶這段經歷，林同總結自己，「思路還是有的，只是沒有踩到鼓點上」。

在日本，一天的收入是老家一個月的薪水

「什麼都新式、都花樣，都感覺到比中國好，」回憶起那個燈紅酒綠的東京都，吳衞覺得，「自己這種小地方出來的人，沒有遺憾。」

他揹着一個麪包，在東京的大街小巷穿行，用剛剛學會的幾句日語問：需不需要臨時工？最開始，吳衞白天上語言學校，晚上在壽司店幫工。後來學校乾脆不去了，白天做清掃，下午和晚上在汽車配件廠做流水線工人。

吳衞是奔着勞動力差價去日本的。90年代是日本發展的黃金時代，打一小時零工能掙1000日元（約60元人民幣），一天的收入已經趕上福建老家普通人一個月的薪水。

他有管理車間的經驗和察言觀色的機敏，在汽配廠從流水線工人做到課長。工資漲了，老闆還邀請他白天也來上班，吳衞推脱了。「小時工資高一點。日本公司社員要繳納税金，還要扣你什麼東西。他們社員福利好，但是我們不要，錢可以現拿。」

賣力的時候，吳衞一天做16個小時，一個月掙四萬人民幣。那是1995年，上海的在職員工年均收入不到一萬。

除了拿時薪，退掉的税、報銷的車費都逃不過吳衞的精打細算。日本公司提供交通補助，一個月花了兩萬日元，他就報兩萬五。後來發現複印件也能矇混過關，他就一份票據三家報。他覺得日本人有點「傻」、「不懂變通」。

他沒有精力也沒有環境交朋友。和中國人一起租住的狹小房間裏，六套榻榻米七個人分，上白班的人回來，趕晚班的人又要出去，談天說地的工夫幾乎沒有。他唯一的「朋友」是在清掃公司結識的一個日本大學生，對方比自己大上五歲，沒有結婚。倆人交流的話題從不涉及各自生活，出去喝酒也是各付各帳。直到離開，吳衞對這份友誼的感覺始終「算不上好，他不交心」。

吳衞來日本辦的是留學簽證，期限只有半年，之後便作為「黑戶」蟄伏下來，期間沒能回家看過一次。「去的長就不想了」，他說。只有工資源源不斷地流回福建老家，憑藉這些錢，妻子在福清盤下一家旅店，又陸續攢下數家房產、店鋪，最終積累了兩千萬的家業。

夫妻倆的經濟頭腦並不被彼時的家鄉人所理解。鄉下人賺了錢就要蓋房子，隨着像吳衞這樣在海外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外表光鮮的樓房成為家族在外掘金發跡的炫耀之本。吳衞的父母至今責怪他沒有把房子蓋在老家，給老人家撐起臉面。「起初我父親很疼愛我，最後就疼愛我的小弟，為什麼？他把房子蓋在鄉下。」

1998年，在日本打黑工的第六個年頭，吳衞決定回國。「身體不舒服，感覺不能夠以命換錢。」暌違六年的家鄉變得有點不認識，「那時候福清有人叫我吃飯，叫我帶『卡路』出來，就是二奶。我說我沒有卡路，人家說沒有二奶還敢出來，丟不丟人。」

林同是跟着吳衞後面回國的。1996年，他終於實現了出國的想法，到東京築地市場運貨打工，同時在一家跨國株式會社的廚房幫工。兩份工作的月收入加起來接近兩萬元人民幣。本以為也能掙錢回家長長臉面，沒想到兩年後，便被發現簽證過期，不得不打道回府。

「運氣不好，」林同歎氣。至今回憶起來，他的聲音扔掩不住沮喪： 「不想提，一輩子都有陰影。」

2001年，已實現財務自由的吳衞在家鄉討了一份數學老師的工作，過上清閒的生活。而林同海外掘金的征程才剛剛開始。

在南非打拼，「生活就像服刑一樣」

不久前，林同和吳衞才重新取得聯繫。林同的大女兒今年讀初一，碰巧是吳衞教書的學校。林同四十出頭才討到老婆，如今兩個女兒都在福清讀書。吳衞有次開玩笑，四十歲結婚「不正常」，林同臉上掠過一絲尷尬。

「你怎麼結婚呀，你天天在路上走，」林同說。長期的漂泊還是次要，「關鍵還是會不會掙到錢，你要是掙到錢，現在結婚也來得及。」

2003年，一直沒有折騰出名堂的林同決定去南非闖一闖。他在當地租了一輛車，帶着幾個侄子、外甥四處尋找合適的店鋪，想做超市或加油站。他的英語底子不錯，一些老家的親戚晚輩都信他。可是，整整一年都沒有收入。

中國和南非在1998年建交，隨後南非的中國移民益增，至2010年，加上非法移民總人數超過50萬。這其中，福建移民佔到三分之一。

比起日本的處處規範，南非的移民生態更為「野蠻」，是「險中求富貴」。比他早來的福建商人大多靠外貿服裝、旅店、雜貨鋪等小本生意起步。中國人喜歡低價傾銷，打價格戰，生意廝殺得很慘烈。為了增加盈利、躲避競爭，不少人把店開到了城市以外的窮鄉僻壤，「佔山為王」、「你店開在他旁邊不行， 開在他對面不行。你開了他就揍你啊，不讓你開，你沒辦法。」

到南非的第二年，林同和侄子們接手了一間加油站，這類生意在當時的華人圈裏算是首例。前任老闆因為年紀大了不想操勞，願意用70萬蘭特（100萬人民幣）的價格將手上資產盡數轉讓。加油站後面連着一幢單層別墅，別墅旁邊還有泳池，是筆難得碰上的划算買賣。

加油站位置優越、沒有競爭對手，便利店生意也不錯。紅火的時候，一輛60人座的大巴剛進來，下一輛大巴已經在排隊了。林同一年能掙近百萬人民幣，有房有車。日子順的時候，林同覺得南非生活有民主、也自由，比起國內悠哉許多。

但是，對安全的擔憂總是縈繞在他心頭。中國人現金充裕，又較軟弱，因為很容易從口袋掏出現鈔，中國人被當地的劫匪稱為「ATM機」。林同就不止一次成為打劫的目標。有一天晚上，一群親友打牌歸來，在別墅門口被匪徒堵上了嘴；還有一次，趁着家裏沒人，小偷撬開了門。

林同算是運氣好。第一次，匪徒摸黑進屋的時候，驚醒了熄燈睡覺的林同，情急之下，他看準機會，拼勁全力扔出一支鐵棍，用淒厲刺耳的金屬噪聲把匪徒嚇走；第二次，是恰好有警車從附近經過，警笛嚇走了小偷，才化險為夷。
針對華人的打劫幾乎每天都有，林同心裏清楚，這些案件背後大多「都是華人提供信息然後分贓」。

不少華人都在自家店鋪安裝了「防劫門」，這是一種用鋼鐵焊接的防盜門，不管營業與否，都要牢牢關好。林同則僱了一個南非警察做兼職保安，警察配槍，心理感受更安全。但警察也不能絕對信賴，索賄的事時有發生，有次林同出門忘了帶身份證，碰上警察，被敲詐了2000蘭特。

經濟說變壞就變壞。2008年金融危機，南非市場動盪，蘭特大幅貶值。接着是南非足球世界盃，財政吃緊，經濟愈發不振。蘭特的持續貶值推高了買油成本，南非國民消費力減弱也讓生意愈加難做。十幾年前1蘭特換1.3元人民幣，到如今1蘭特匯率只能換到0.4元。再怎麼賺錢，也抵不過匯率貶值。

「不賺錢的都回來了，都在賣了，但賣不掉，」很多人熬不住了，林同不肯說他虧了多少錢。他只說，以前在南非當老闆的男人是「搶手貨」，如今都沒什麼吸引力了。

2009年，林同的侄子、二十出頭的林峰來到南非，對他來說，出國已經成了追隨父輩的慣性動作。他在家鄉的職高畢業後，晃蕩幾年找不到正經營生，來到南非後盤下一家酒店，生意很快就黃了，周圍治安不好，林峰被打劫了兩次，頭還被槍柄敲了。

他又輾轉開了第二家酒店、超市，生意還能維持，但實在是無聊。「生活就像服刑一樣」，每天開門關門，一直重複。林峰覺得渾渾噩噩，「到了那邊（南非）的時候，有時候會想，怎麼到這邊了？」

一代又一代外出務工的福建人遇到了難題：外面的世界早已不像從前那麼精彩，勞務差價幾近消失。他們要去哪裏書寫華僑傳奇呢？

2016年，林同和侄子林峰決定打道回府了。

想法太多、眼界太高，反而抓不住財富

林同回國的這一年，吳衞辭去教書的工作，過起吃飯喝酒、爬山行腳的生活。林同卻意識到自己在國內「已經沒有機會了」。「比方說請客巴結人，你在外面呆了20年，你做不來的。」

和林同大哥的孩子林平聊起林同，他們早期曾在南非共同經營加油站。「他的頭腦太好」，林平尷尬地笑了兩聲，「我們這邊，頭腦太好了不一定能掙到錢。頭腦不好的話，三十也賺，五十也賺。」言下之意，出門討生活的人，有時想法太多、眼界太高，反而抓不住財富。

這些年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林同說：「沒有掙到錢，有點遺憾。」

三言兩語，錢字不離口。林同是「見過大錢」的，出走半生，卻未能衣錦還鄉。如今租房居住，孩子在國外出生，回國只能讀私立學校，學費開銷亦成負擔。

「他現在是50歲的想法，跟我差20年。」吳衞談到老同學林同，「我30歲想為孩子多掙錢，現在是享受人生。你說他苦不苦？」另一邊，林同形容吳衞的悠哉態度是因為站在「混凝土上」，而自己畢竟站在淤泥裏面講話，「底氣不足」。

和父親的敢闖敢拼不同，吳衞的兒子如今在福州一家國營企業上班，不愁吃穿，生活安穩。吳衞覺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已讓下一代失去「父輩那種創業精神」，年輕人沒有生活壓力，出國吃苦便不是必須。

林同和吳衞聊起「遙想當年」的時刻，頗有些遺憾，比方，「我當初要是圓滑一點，我就入了黨」，或者，如果去了那個台灣公司，「我起碼是採購部經理」云云。

只是往事不容得重來，林同最終得出一個結論：「命的問題」。

在此刻，他們二人的心回到了原點。

（應受訪者要求，林同、吳衞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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