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深度

異鄉人——周景泰:十二年,一個「北漂」香港人的夢想與哀愁

他操著京腔普通話,在胡同裏經營餐廳,願與妻女相伴到老,卻未料親眼看著十餘年來搭建的夢想在北京逐漸凋零


2017年12月,北京胡同的家裏,周景泰和妻女、好友老伍等在聚會聊天,景泰和家人在北京生活12年了。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7年12月,北京胡同的家裏,周景泰和妻女、好友老伍等在聚會聊天,景泰和家人在北京生活12年了。 攝:陳焯煇/端傳媒

如果一切順利,他們夫婦倆就會一直在北京,經營著兩家餐館,雖然不能賺大錢,但也足夠供養女兒們,就這樣在北京胡同裏一直到老。

菊兒胡同的那个四合院空了。只剩下狼狽搬離時留下的碗盤、制服和幾張凳子。11月末,北京寒風刺骨,周景泰再一次走進院子,在這裏他和妻子曾經營過五年的韓國料理店。胡同的外頭連著人流如梭的南鑼鼓巷,這院子小巧幽靜,裝滿了回憶。

「我們沒有帶走的東西都還在,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但一切都荒廢了。」來自香港的景泰在北京生活了12年,習得一口帶京腔的普通話,順溜有味道,但多少還是彆扭。只要一聊天,我們就自動切換成母語廣東話。

認識景泰,就在這四合院。2011年年末,我畢業後從廣州漂到北京有半年多了,最初的興奮開始消退,不適頻頻湧現,忙碌應付工作之餘,整天苦惱哪兒適合一個人吃飯。直到有一天,我騎車在胡同轉悠,發現了景泰的店。

景泰的妻子是韓國人,一手家傳廚藝,負責打點廚房;景泰招呼客人,每一道菜都會解釋兩句,不時添茶遞水,空下來就和客人閒聊。三言兩語,我和景泰很快用母語在北方「相認」。那時我也在胡同租房子,和菊兒胡同只隔著六條胡同,自此隔三差五就來光顧。

景泰的生活讓我羨慕。他當時在胡同裡開了兩家韓國料理店,和妻子、兩個可愛女兒一家四口租住在京味濃郁的胡同裡,朋友成群,餐館打烊了,他和妻子會蹓躂去附近的酒吧喝上兩杯。他似乎已經在北京站穩腳跟。同樣是外地人,我深知要在北京慢慢堆積這樣的日子,是多麼的不容易。

後來我離開北京,去了景泰的家鄉香港。轉眼五、六年時光,景泰還在北京搭建著他的夢想。他不時給我發來信息:推出新菜式了,有媒體報導了⋯⋯直到最近,他跟我說,這一手搭建的東西統統消失了。

返港兩年後,他決定和妻子去大陸闖闖看

我們一生中總會遇到些神奇時刻,當下突然明白,這就是我要走的路。對景泰而言,這個時刻發生在200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那時他剛抵達北京,人生路不熟。唯一一個相識的北京朋友約他去南鑼鼓巷吃飯,景泰登上餐館的二樓平台,傍晚輕風舒爽,眼下一片老房子安靜自在,人們慢悠悠地騎車經過,景泰突然明白,「我就是要追尋這樣的生活。」

這一年,景泰34歲,女兒剛剛八個月大。他年輕時滿世界跑,在香港唸到中學畢業,去英國讀了大學,後來又去加拿大工作了一段時間,認識了來自韓國的妻子,一起返港,結婚生子,進入一家大企業工作,一切似乎安頓下來。

2005年夏天,當時34歲的景泰和妻子放棄香港的工作,帶著八個月大的女兒來到北京,開展一段冒險之旅。

2005年夏天,當時34歲的景泰和妻子放棄香港的工作,帶著八個月大的女兒來到北京,開展一段冒險之旅。攝:鄒璧宇/端傳媒

但日復一日的快節奏打工生活讓他和妻子喘不過氣,「在香港就是你賺到錢也沒有時間花」。他渴望一種更好的生活,去建立一些屬於自己和家庭的東西。返港兩年之後,他決定和妻子一起去大陸闖闖看。無論好的壞的,都想去認識一下。

那是一趟十足的冒險之旅。妻子嚮往國際化又時尚的上海灘,景泰更癡迷有厚重歷史的老北京。幾回討論爭辯,景泰勝出。可到北京做什麼?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開一個小飯館,不僅謀生,還可以和當地人接觸交流。一家三口剛到北京,夫妻兩人就地展開一場「民意調查比賽」,操著不熟練的普通話在地鐵裡、大街上搭訕路人,問他們更喜歡香港茶餐廳還是韓國料理店,結果後者勝出。

可京城偌大,韓國料理店開在哪兒?直到景泰走進了南鑼鼓巷。那兒當時還是一條破舊的胡同,不像現在,已經成了國際旅遊景點。「我打車說去南鑼鼓巷,絕大部分師傅都不知道在哪兒,」但景泰卻著了迷:「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有故事的人來的,我們要開的店,也是一些特別的人會喜歡的。」

無論中國好的壞的,自己都想認識一下

南鑼鼓巷全長700多米,整整一個月,景泰每一天都在這來回走上五十次,一路琢磨:來這裏的是什麼人呢?會不會有很多人來吃飯呢?當時,一些人已經在嚐鮮創業:最早的是一對熱愛旅遊的背包客夫婦,在南鑼鼓巷南端開了義大利西餐酒吧「過客」;幾年後,英籍香港人老伍又來到這裏,在中段開了酒吧「老伍」,組織許多live show。

老伍見景泰初來乍到,很熱情。「他把自己的帳本什麼的都拿給我看了,一個月人工多少,水電多少,租金多少——當時南鑼鼓巷租金還不是很貴,一個月一萬左右,」景泰一算,開支還可以承受。胡同房子的出租那時候還不成氣候,中介公司給景泰推薦了一個有點出租意向的老居民,一個70多歲的北京老頭。

「他說這地方是五六十年代,他用六個清湯掛麵買回來的,可以出租,也可以不租,可以見面聊聊,是否投緣,」景泰笑著回憶,結果大家一見如故,北京老頭蠻喜歡這一對年輕夫婦,幾天之後,就簽了五年租約,付了四萬元的租金加押金。

現在往回看,景泰說,當時自己對北京什麼都不了解,也因此,什麼都不害怕。「無論中國好的壞的,自己都想認識一下。」那幾年,他總是滿腔熱情,餐館的營業執照、衛生許可證,什麼證件都親自跑去政府部門辦,不像其他商人,一般找中介公司幫忙搞定。

2006年夏天,在南鑼鼓巷,景泰和妻子的第一家韓國料理店誕生了,圖為景泰當時拍攝的照片。

2006年夏天,在南鑼鼓巷,景泰和妻子的第一家韓國料理店誕生了,圖為景泰當時拍攝的照片。受訪者提供

辦餐廳要得到環保局的同意,局方職員告訴景泰,必須得到平房附近的每一戶居民的同意。他最記得2010年,為了通過環評,他一戶戶居民跑,溝通、協商,有時反覆被拒絕,就去送禮。只有一戶居民,怎麼也不同意,兒子同意了,母親又不同意,但環保局職員說:差一戶都不行。沒辦法了,景泰硬著頭皮再去環保局,恰好原來負責的職員那天不在,換了一個新人,收了景泰的材料,看完沒說什麼,一切就辦好了。

景泰後來有些經驗了:「他們會給你很不一致的答案,如果你運氣好找對人了,事情就很順暢,如果找的人不對了,你就什麼都辦不了。」

「如果你在香港,政府的人跟你說這事情辦不到,你就直接回家了,不會多想。但在北京,如果他們跟你說不可能——『不可能』三個字基本就是本地人的口頭禪,每天都會聽到,你千萬不用絕望,因為機會真有的是,哈哈哈。」

經過一年的折騰,2006年夏天,在南鑼鼓巷,景泰和妻子的第一家韓國料理店誕生了。

像是一鍋燒滾了的熱水,北京胡同到了轉折點

北京的生活有了雛形。如景泰所料,餐館是一個神奇的舞台,讓他和妻子認識了不少本地的、外地,甚至來自外國的朋友。

頭兩年,景泰一家三口還住在普通公寓樓裏。無意中,餐廳的一個熟客帶景泰參觀了自己在胡同的家,那房子裝修很別緻,景泰大吃一驚:「大家原來都覺得,住胡同很不方便,廁所啊供暖啊什麼的,但原來胡同裏的房子感覺這麼好,我再也回不去(公寓樓)了。」

他開始四處搜尋合適的胡同房子,幸運地找到一個願意和他簽訂五年租約的房東。餐廳的另外兩個熟客,一對來自法國和韓國的建築師夫婦,又幫景泰免費設計了胡同的家。

「那是被拆分成兩半的四合院,我們租了一半,兩個房間,一個在南,一個在北,外面有天井。設計師將南北房間打通了,中間裝了玻璃陽光房,一到白天,許多陽光照進來。」住在高層公寓裏,鄰里之間「即使一起坐電梯,也要避免眼神接觸」,但胡同是另一個世界,鄰居們白天都喜歡在外頭活動,吃飯、聊天、喝酒、包餃子,景泰一家出出進進都會碰面,久而久之大家就熟絡了。

在60平方米的韓國料理店,他們也經營著自己的世界。景泰頗看重服務員對客人的態度,本想做一本詳細的《員工手冊》,又擔心太死板苛責,於是以身作則之餘,常和妻子外出吃飯,觀察其他服務員的行為,再回去和員工分析。

在北京的其他餐館裡,客人和服務員常常這樣互動:客人讓服務員倒水,服務員聽到了,但沒有任何應答,過一會兒客人生氣了,罵服務員,服務員再罵回去,「吵什麼吵,不是在給你倒嗎?」

「服務員好像是在想:在我們被人看不起之前,我先看不起你。」景泰自己琢磨著,他希望自己餐館裡,大家的關係更平等一些。他回去和員工模擬這個場面,「無論你是否能在那一秒鐘做到,都先應答客人,最好解釋自己正在忙,跟他說多久之後會幫忙。」許多員工都覺得這是避免衝突的好方法。

過了奧運,整條南鑼鼓巷都是一鍋燒滾了的熱水。

周景泰

韓國料理店的經營慢慢上了軌道,然而生意平淡。那時候南鑼鼓巷知名度不高,人流不旺。景泰記得2006年的冬天,在他隔壁開賓館的老闆邀他聊天,兩人圍著火爐取暖,煤炭燃燃燒起,老闆說:「這地方好像老是在99度,還差那麼一度,就會沸騰起來了。」

那「一度」,是北京奧運。2008年奧運會舉辦的一個月裏,北京接待了650多萬遊客,南鑼鼓巷人滿為患,景泰餐館裏的電話不斷響起,人人都在問從奧運會場怎麼去南鑼鼓巷,怎麼去他的店。一隊運動員和奧運工作人員表示很想去吃飯,但最快只能晚上九點多才能到店裏,景泰夫婦就和員工們一起加班,為他們提供豐盛的晚宴。

「奧運改變了南鑼鼓巷的歷史,過了奧運,整條南鑼鼓巷都是一鍋燒滾了的熱水。」韓國料理店進入了熱火朝天的階段,有時候忙完一天了,大家都意猶未盡不想走,景泰就請員工們留下來,請他們喝酒,大夥兒聊天到深宵。

生活安穩了,連老北京都將他看作本地人

北京南鑼鼓巷一帶的菊兒胡同,周景泰和妻子自2011年至2015年在這兒經營的韓國料理店。
北京南鑼鼓巷一帶的菊兒胡同,周景泰和妻子自2011年至2015年在這兒經營的韓國料理店。受訪者提供
2017年,菊兒胡同的韓國料理店已經關門,四合院空了。
2017年,菊兒胡同的韓國料理店已經關門,四合院空了。攝:鄒璧宇/端傳媒

生意好起來了,麻煩也來了。那位投緣的老房東去世之後,由他的兒子接管一切,三天兩頭就來找碴。奧運過後,眼看著南鑼鼓巷興旺了,這年輕房東提出房租要漲一大截。

「不是還有兩年合同才到期嗎?合同內清楚寫明租賃期內不可以加租,過了合同加才可以啊,」景泰爭論,房東不管,說那一帶地價都起來了,他不能維持原價。

景泰找了律師,但律師說走法律程序反而會讓房東生氣,惹來更多麻煩,勸景泰私下協調。「合約的精神根本是沒有的,」景泰嘆了口氣,屈服了,和房東幾次討還,最終漲了30%的房租。

2010年年底,眼看著明年初租約就要到期,景泰決心搬走。他先在離南鑼鼓巷遠些的香餌胡同租下一個平房,但不久之後,閒逛時又發現南鑼鼓巷附近的菊兒胡同裏,有一個雅緻的四合院出租——放租的完整四合院真的太少了,景泰一看,忍不住又租了下來。

一切差不多等於重新再來,同時租了兩家店,景泰和妻子決定將香餌胡同的房子設計成烤肉店,而菊兒胡同的院子則維持韓國菜館,兩家店只有三個相同菜式,希望客人兩邊都喜歡。2011年夏天,兩家餐館陸續開張,轉年的秋天,南鑼鼓巷地鐵站開通,餐館的生意漸漸興旺起來。

這是一段安穩的時光。菊兒胡同的四合院很寧靜,景泰白天不時窩在其中一個小閣樓工作,窗外是一棵大樹。天氣轉暖時,樹上黑壓壓一片麻雀,定睛一看,原來麻雀是爭相在採桑椹吃。那往後的夏天,景泰都從閣樓的窗戶爬到大樹上,學麻雀採桑椹吃。桑葚實在太多了,他又聽岳母的建議,用桑葚泡幾大桶韓國燒酒,可以喝上滿滿一年。

他和妻子的第二個女兒也出生了,可愛美麗。大女兒學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經常到鄰居家串門。有時候,景泰甚至覺得,鄰居老北京都把他當本地人了,「他們有時候會拉著我,跟我說附近太多外地人住了,說他們的壞話。」

那幾年,景泰回香港探親時,我們會出來聚聚。我常給他說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他則跟我說北京,說大陸的發展。我們的角色好像錯置了:我像香港本地人,他則像一個陌生的外地人。他坦承,現在回來香港是越發不習慣了。

如果一切順利,他們夫婦倆就會一直在北京,經營著兩家餐館,雖然不能賺大錢,但也足夠供養女兒們,就這樣在北京胡同裏一直到老。

2017年冬天,景泰再次走進凋零了的菊兒胡同的四合院,在這裏,他曾經度過一段安穩美好的時光。

2017年冬天,景泰再次走進凋零了的菊兒胡同的四合院,在這裏,他曾經度過一段安穩美好的時光。攝:鄒璧宇/端傳媒

寫給街道辦的信,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

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事情後來會以不可控的方式急速轉變。

苗頭在2015年夏天就出現了。菊兒胡同的院子還有半年租約才到期,房東突然不續租了。「房東說不是不能租給你,是所有人都不能租了。」景泰起初不願相信,以為只是房東加租的伎倆。那院子是屬於一個國營公司的,房東就是公司的職員,景泰跑到那间公司在郊區的廠房找房東,兩人坐下來談,談完卻也沒有用。

摸不清頭腦,但也沒有任何的辦法。2015年年底,景泰眼睜睜地看著經營了五年的韓國料理店關門了。他和妻子想著的是,好好守著香餌胡同的烤肉店。

誰料一年之後,2017年春天開始,北京開展浩浩蕩蕩的「整治開牆打洞行動」。短短三個月內,北京城裏幾千家店鋪的門窗都被堵上,變成一堵牆。

我結束香港事業,舉家來北京,在祖國最強勁的時候來到北京,希望和中國一起做得更好......

開牆打動行動後,周景泰寫了一封信給街道辦

景泰打給房東,對方只說:「他們問什麼,你都不用處理,讓他們直接找我得了。」景泰想,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辦事方式,於是保持沈默。等到2017年7月,眼看著餐館的餐飲許可證還有一個月到期,他像往常一樣去申請續期,結果政府部門的人說,那是違章建築,不能申請。到了8月,執法人群又來了一批,和胡同裏的所有店鋪經營者大聲宣告:「如果你的鋪頭是公房,就一個月內就拿著工商執照,自己去取消。如果是私房的話,再看看是否能商用。」

在北京,胡同裏的老房子大多在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被收回國有,私房寥寥無幾。「之前我不知道北京法例,公房是可不可以做生意的。十年前我來北京,我拿著公房申請營業執照、衛生證,都受理。我不知道是之前有這個政策,沒有人執行,還是說現在有了新政策?」景泰一遍遍想,沒想通。

香餌胡同的韓國烤肉店,經過「整治開牆打洞行動」運動,在2017年8月27日結束營業。

香餌胡同的韓國烤肉店,經過「整治開牆打洞行動」運動,在2017年8月27日結束營業。受訪者提供

但這一次,他沒有打算再找律師。看著整個北京城都在「開牆打洞」,找律師又有什麼用?他諮詢了身邊一些人的意見,決定親自寫一封信給主持這項運動的街道辦。

「我在信裏說了我的經歷,我說:我結束香港事業,舉家來北京,在祖國最強勁的時候來到北京,希望和中國一起做得更好......」這封信沒有回音,景泰現在也不知道,街道辦的負責人到底有沒有讀這封信。

2017年8月27日,景泰在北京胡同的最後一家店,也結束營業了。

你可以一夜之間,變成零,渣都沒得剩

最近一次和景泰見面,是今年9月,在香港地鐵站偶遇。因為親人離世,他和妻子趕回來香港參加追悼會,我們匆匆聊了幾句。「胡同裏的店都沒了,我們也考慮回來香港了,但北京有一個酒店樓下的鋪位正在談,再看看吧。」他語氣無奈,但看上去還是充滿幹勁,身旁的妻子依然笑得溫柔。

兩個月後,北京再次發起另一場浩浩蕩蕩的運動。11月,北京城郊的出租房起火,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政府沒有為住在低廉出租屋的人們提供安置或補償,卻在寒冬中直接將他們趕走,一時間大量外地人流離失所,人心惶惶。

2017年11月,景泰和妻子在一個二樓店鋪裏忙裝修。

2017年11月,景泰和妻子在一個二樓店鋪裏忙裝修。攝:鄒璧宇/端傳媒

此時景泰的精力已快被耗盡。他租下了另一家酒店的二樓鋪位,一心只希望能夠儘快完成裝修,重新開業。他沒有再親自去跑政府部門,而是雇了一家中介公司幫忙。北京清理郊區工廠和驅趕外地人的行動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他:他原本在市郊訂的玻璃和建材突然無法供應了;他也擔心,店鋪裝修好,也很難招到員工。

與剛剛到北京的時候相比,現在景泰懂得多了,身上的包袱和憂慮也多了。

現在我發覺,沒有一樣東西是必然的,你可以一夜之間,從一間餐廳,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周景泰

前幾日,他在胡同騎著自行車,和一個迎面騎車的年輕人碰撞了一下。口角之間,那喝了酒的年輕人用一口北京腔罵他:「北京這麼多問題,都是因為你們這些外地狗!」景泰被氣得不行,罵回去,兩人吵了十幾分鐘。過後,景泰難過了整整一個下午。他知道那並不代表所有北京人的聲音,但來北京12年了,他還是頭一次這麼被罵,或許也因為,已經來了十二年了,他多少還是被看成一個有問題的外地人。

「現在我發覺,沒有一樣東西是必然的,你可以一夜之間,從一間餐廳,到什麼東西都沒有了,變成零,渣都沒得剩。」他心裏萌生退意,考慮等新餐館開業、上軌道後,就離開北京,去大陸其他城市,或者直接帶著妻女回香港。在香港的父母年紀愈大,也常常催促他回來。

可過往多年所建立的一切,是否真的可以放下,而返回香港,自己又能否適應?景泰心裏也沒底。有時候他特別懷念那一個尚未經歷奧運,也尚未火紅起來的南鑼鼓巷。那時候居委會、甚至街道辦事處的幾個主任和書記都去他的韓國料理店吃飯,對景泰和許多創業者非常熱情、關照。從2006年冬天開始,景泰和老伍、過客、創可貼T恤等店家一起,聯手街道辦事處,花了一年時間,解決重重困難,最終在2007年秋天發起了一連三天的南鑼鼓巷文化音樂節。那幾天,來自不同國家的樂隊都在胡同表演,景泰和妻子也安排了韓國的樂隊過來,老人、小孩、年輕人都來玩。這次文化音樂節還得到交通部門、居委會和許多志願者的配合,維持交通秩序,第一次嘗試把南鑼鼓巷變成無車步行街。

「在胡同裡類似的活動真的前所未有,當時真的很感動,大家一條心,就想讓南鑼鼓巷興旺起來,如果我留在香港,也不會體會到這一切,」回憶起這些,景泰非常興奮。那時候的北京,一切都還沒發生。

近來景泰心裏萌生退意,可過往多年所建立的一切,是否真的可以放下,他心裏也沒底,有時候他特別懷念那一個尚未經歷奧運,也尚未火紅起來的南鑼鼓巷。

近來景泰心裏萌生退意,可過往多年所建立的一切,是否真的可以放下,他心裏也沒底,有時候他特別懷念那一個尚未經歷奧運,也尚未火紅起來的南鑼鼓巷。 攝:陳焯煇/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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