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周景泰：十二年，一個「北漂」香港人的夢想與哀愁

如果一切順利，他們夫婦倆就會一直在北京，經營著兩家餐館，雖然不能賺大錢，但也足夠供養女兒們，就這樣在北京胡同裏一直到老。

菊兒胡同的那个四合院空了。只剩下狼狽搬離時留下的碗盤、制服和幾張凳子。11月末，北京寒風刺骨，周景泰再一次走進院子，在這裏他和妻子曾經營過五年的韓國料理店。胡同的外頭連著人流如梭的南鑼鼓巷，這院子小巧幽靜，裝滿了回憶。

「我們沒有帶走的東西都還在，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但一切都荒廢了。」來自香港的景泰在北京生活了12年，習得一口帶京腔的普通話，順溜有味道，但多少還是彆扭。只要一聊天，我們就自動切換成母語廣東話。

認識景泰，就在這四合院。2011年年末，我畢業後從廣州漂到北京有半年多了，最初的興奮開始消退，不適頻頻湧現，忙碌應付工作之餘，整天苦惱哪兒適合一個人吃飯。直到有一天，我騎車在胡同轉悠，發現了景泰的店。

景泰的妻子是韓國人，一手家傳廚藝，負責打點廚房；景泰招呼客人，每一道菜都會解釋兩句，不時添茶遞水，空下來就和客人閒聊。三言兩語，我和景泰很快用母語在北方「相認」。那時我也在胡同租房子，和菊兒胡同只隔著六條胡同，自此隔三差五就來光顧。

景泰的生活讓我羨慕。他當時在胡同裡開了兩家韓國料理店，和妻子、兩個可愛女兒一家四口租住在京味濃郁的胡同裡，朋友成群，餐館打烊了，他和妻子會蹓躂去附近的酒吧喝上兩杯。他似乎已經在北京站穩腳跟。同樣是外地人，我深知要在北京慢慢堆積這樣的日子，是多麼的不容易。

後來我離開北京，去了景泰的家鄉香港。轉眼五、六年時光，景泰還在北京搭建著他的夢想。他不時給我發來信息：推出新菜式了，有媒體報導了⋯⋯直到最近，他跟我說，這一手搭建的東西統統消失了。

返港兩年後，他決定和妻子去大陸闖闖看

我們一生中總會遇到些神奇時刻，當下突然明白，這就是我要走的路。對景泰而言，這個時刻發生在200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那時他剛抵達北京，人生路不熟。唯一一個相識的北京朋友約他去南鑼鼓巷吃飯，景泰登上餐館的二樓平台，傍晚輕風舒爽，眼下一片老房子安靜自在，人們慢悠悠地騎車經過，景泰突然明白，「我就是要追尋這樣的生活。」

這一年，景泰34歲，女兒剛剛八個月大。他年輕時滿世界跑，在香港唸到中學畢業，去英國讀了大學，後來又去加拿大工作了一段時間，認識了來自韓國的妻子，一起返港，結婚生子，進入一家大企業工作，一切似乎安頓下來。

但日復一日的快節奏打工生活讓他和妻子喘不過氣，「在香港就是你賺到錢也沒有時間花」。他渴望一種更好的生活，去建立一些屬於自己和家庭的東西。返港兩年之後，他決定和妻子一起去大陸闖闖看。無論好的壞的，都想去認識一下。

那是一趟十足的冒險之旅。妻子嚮往國際化又時尚的上海灘，景泰更癡迷有厚重歷史的老北京。幾回討論爭辯，景泰勝出。可到北京做什麼？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開一個小飯館，不僅謀生，還可以和當地人接觸交流。一家三口剛到北京，夫妻兩人就地展開一場「民意調查比賽」，操著不熟練的普通話在地鐵裡、大街上搭訕路人，問他們更喜歡香港茶餐廳還是韓國料理店，結果後者勝出。

可京城偌大，韓國料理店開在哪兒？直到景泰走進了南鑼鼓巷。那兒當時還是一條破舊的胡同，不像現在，已經成了國際旅遊景點。「我打車說去南鑼鼓巷，絕大部分師傅都不知道在哪兒，」但景泰卻著了迷：「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有故事的人來的，我們要開的店，也是一些特別的人會喜歡的。」

無論中國好的壞的，自己都想認識一下

南鑼鼓巷全長700多米，整整一個月，景泰每一天都在這來回走上五十次，一路琢磨：來這裏的是什麼人呢？會不會有很多人來吃飯呢？當時，一些人已經在嚐鮮創業：最早的是一對熱愛旅遊的背包客夫婦，在南鑼鼓巷南端開了義大利西餐酒吧「過客」；幾年後，英籍香港人老伍又來到這裏，在中段開了酒吧「老伍」，組織許多live show。

老伍見景泰初來乍到，很熱情。「他把自己的帳本什麼的都拿給我看了，一個月人工多少，水電多少，租金多少——當時南鑼鼓巷租金還不是很貴，一個月一萬左右，」景泰一算，開支還可以承受。胡同房子的出租那時候還不成氣候，中介公司給景泰推薦了一個有點出租意向的老居民，一個70多歲的北京老頭。

「他說這地方是五六十年代，他用六個清湯掛麵買回來的，可以出租，也可以不租，可以見面聊聊，是否投緣，」景泰笑著回憶，結果大家一見如故，北京老頭蠻喜歡這一對年輕夫婦，幾天之後，就簽了五年租約，付了四萬元的租金加押金。

現在往回看，景泰說，當時自己對北京什麼都不了解，也因此，什麼都不害怕。「無論中國好的壞的，自己都想認識一下。」那幾年，他總是滿腔熱情，餐館的營業執照、衛生許可證，什麼證件都親自跑去政府部門辦，不像其他商人，一般找中介公司幫忙搞定。

辦餐廳要得到環保局的同意，局方職員告訴景泰，必須得到平房附近的每一戶居民的同意。他最記得2010年，為了通過環評，他一戶戶居民跑，溝通、協商，有時反覆被拒絕，就去送禮。只有一戶居民，怎麼也不同意，兒子同意了，母親又不同意，但環保局職員說：差一戶都不行。沒辦法了，景泰硬著頭皮再去環保局，恰好原來負責的職員那天不在，換了一個新人，收了景泰的材料，看完沒說什麼，一切就辦好了。

景泰後來有些經驗了：「他們會給你很不一致的答案，如果你運氣好找對人了，事情就很順暢，如果找的人不對了，你就什麼都辦不了。」

「如果你在香港，政府的人跟你說這事情辦不到，你就直接回家了，不會多想。但在北京，如果他們跟你說不可能——『不可能』三個字基本就是本地人的口頭禪，每天都會聽到，你千萬不用絕望，因為機會真有的是，哈哈哈。」

經過一年的折騰，2006年夏天，在南鑼鼓巷，景泰和妻子的第一家韓國料理店誕生了。

像是一鍋燒滾了的熱水，北京胡同到了轉折點

北京的生活有了雛形。如景泰所料，餐館是一個神奇的舞台，讓他和妻子認識了不少本地的、外地，甚至來自外國的朋友。

頭兩年，景泰一家三口還住在普通公寓樓裏。無意中，餐廳的一個熟客帶景泰參觀了自己在胡同的家，那房子裝修很別緻，景泰大吃一驚：「大家原來都覺得，住胡同很不方便，廁所啊供暖啊什麼的，但原來胡同裏的房子感覺這麼好，我再也回不去（公寓樓）了。」

他開始四處搜尋合適的胡同房子，幸運地找到一個願意和他簽訂五年租約的房東。餐廳的另外兩個熟客，一對來自法國和韓國的建築師夫婦，又幫景泰免費設計了胡同的家。

「那是被拆分成兩半的四合院，我們租了一半，兩個房間，一個在南，一個在北，外面有天井。設計師將南北房間打通了，中間裝了玻璃陽光房，一到白天，許多陽光照進來。」住在高層公寓裏，鄰里之間「即使一起坐電梯，也要避免眼神接觸」，但胡同是另一個世界，鄰居們白天都喜歡在外頭活動，吃飯、聊天、喝酒、包餃子，景泰一家出出進進都會碰面，久而久之大家就熟絡了。

在60平方米的韓國料理店，他們也經營著自己的世界。景泰頗看重服務員對客人的態度，本想做一本詳細的《員工手冊》，又擔心太死板苛責，於是以身作則之餘，常和妻子外出吃飯，觀察其他服務員的行為，再回去和員工分析。

在北京的其他餐館裡，客人和服務員常常這樣互動：客人讓服務員倒水，服務員聽到了，但沒有任何應答，過一會兒客人生氣了，罵服務員，服務員再罵回去，「吵什麼吵，不是在給你倒嗎？」

「服務員好像是在想：在我們被人看不起之前，我先看不起你。」景泰自己琢磨著，他希望自己餐館裡，大家的關係更平等一些。他回去和員工模擬這個場面，「無論你是否能在那一秒鐘做到，都先應答客人，最好解釋自己正在忙，跟他說多久之後會幫忙。」許多員工都覺得這是避免衝突的好方法。

過了奧運，整條南鑼鼓巷都是一鍋燒滾了的熱水。

韓國料理店的經營慢慢上了軌道，然而生意平淡。那時候南鑼鼓巷知名度不高，人流不旺。景泰記得2006年的冬天，在他隔壁開賓館的老闆邀他聊天，兩人圍著火爐取暖，煤炭燃燃燒起，老闆說：「這地方好像老是在99度，還差那麼一度，就會沸騰起來了。」

那「一度」，是北京奧運。2008年奧運會舉辦的一個月裏，北京接待了650多萬遊客，南鑼鼓巷人滿為患，景泰餐館裏的電話不斷響起，人人都在問從奧運會場怎麼去南鑼鼓巷，怎麼去他的店。一隊運動員和奧運工作人員表示很想去吃飯，但最快只能晚上九點多才能到店裏，景泰夫婦就和員工們一起加班，為他們提供豐盛的晚宴。

「奧運改變了南鑼鼓巷的歷史，過了奧運，整條南鑼鼓巷都是一鍋燒滾了的熱水。」韓國料理店進入了熱火朝天的階段，有時候忙完一天了，大家都意猶未盡不想走，景泰就請員工們留下來，請他們喝酒，大夥兒聊天到深宵。

生活安穩了，連老北京都將他看作本地人

生意好起來了，麻煩也來了。那位投緣的老房東去世之後，由他的兒子接管一切，三天兩頭就來找碴。奧運過後，眼看著南鑼鼓巷興旺了，這年輕房東提出房租要漲一大截。

「不是還有兩年合同才到期嗎？合同內清楚寫明租賃期內不可以加租，過了合同加才可以啊，」景泰爭論，房東不管，說那一帶地價都起來了，他不能維持原價。

景泰找了律師，但律師說走法律程序反而會讓房東生氣，惹來更多麻煩，勸景泰私下協調。「合約的精神根本是沒有的，」景泰嘆了口氣，屈服了，和房東幾次討還，最終漲了30%的房租。

2010年年底，眼看著明年初租約就要到期，景泰決心搬走。他先在離南鑼鼓巷遠些的香餌胡同租下一個平房，但不久之後，閒逛時又發現南鑼鼓巷附近的菊兒胡同裏，有一個雅緻的四合院出租——放租的完整四合院真的太少了，景泰一看，忍不住又租了下來。

一切差不多等於重新再來，同時租了兩家店，景泰和妻子決定將香餌胡同的房子設計成烤肉店，而菊兒胡同的院子則維持韓國菜館，兩家店只有三個相同菜式，希望客人兩邊都喜歡。2011年夏天，兩家餐館陸續開張，轉年的秋天，南鑼鼓巷地鐵站開通，餐館的生意漸漸興旺起來。

這是一段安穩的時光。菊兒胡同的四合院很寧靜，景泰白天不時窩在其中一個小閣樓工作，窗外是一棵大樹。天氣轉暖時，樹上黑壓壓一片麻雀，定睛一看，原來麻雀是爭相在採桑椹吃。那往後的夏天，景泰都從閣樓的窗戶爬到大樹上，學麻雀採桑椹吃。桑葚實在太多了，他又聽岳母的建議，用桑葚泡幾大桶韓國燒酒，可以喝上滿滿一年。

他和妻子的第二個女兒也出生了，可愛美麗。大女兒學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經常到鄰居家串門。有時候，景泰甚至覺得，鄰居老北京都把他當本地人了，「他們有時候會拉著我，跟我說附近太多外地人住了，說他們的壞話。」

那幾年，景泰回香港探親時，我們會出來聚聚。我常給他說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他則跟我說北京，說大陸的發展。我們的角色好像錯置了：我像香港本地人，他則像一個陌生的外地人。他坦承，現在回來香港是越發不習慣了。

如果一切順利，他們夫婦倆就會一直在北京，經營著兩家餐館，雖然不能賺大錢，但也足夠供養女兒們，就這樣在北京胡同裏一直到老。

寫給街道辦的信，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

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事情後來會以不可控的方式急速轉變。

苗頭在2015年夏天就出現了。菊兒胡同的院子還有半年租約才到期，房東突然不續租了。「房東說不是不能租給你，是所有人都不能租了。」景泰起初不願相信，以為只是房東加租的伎倆。那院子是屬於一個國營公司的，房東就是公司的職員，景泰跑到那间公司在郊區的廠房找房東，兩人坐下來談，談完卻也沒有用。

摸不清頭腦，但也沒有任何的辦法。2015年年底，景泰眼睜睜地看著經營了五年的韓國料理店關門了。他和妻子想著的是，好好守著香餌胡同的烤肉店。

誰料一年之後，2017年春天開始，北京開展浩浩蕩蕩的「整治開牆打洞行動」。短短三個月內，北京城裏幾千家店鋪的門窗都被堵上，變成一堵牆。

我結束香港事業，舉家來北京，在祖國最強勁的時候來到北京，希望和中國一起做得更好……

景泰打給房東，對方只說：「他們問什麼，你都不用處理，讓他們直接找我得了。」景泰想，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辦事方式，於是保持沈默。等到2017年7月，眼看著餐館的餐飲許可證還有一個月到期，他像往常一樣去申請續期，結果政府部門的人說，那是違章建築，不能申請。到了8月，執法人群又來了一批，和胡同裏的所有店鋪經營者大聲宣告：「如果你的鋪頭是公房，就一個月內就拿著工商執照，自己去取消。如果是私房的話，再看看是否能商用。」

在北京，胡同裏的老房子大多在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被收回國有，私房寥寥無幾。「之前我不知道北京法例，公房是可不可以做生意的。十年前我來北京，我拿著公房申請營業執照、衛生證，都受理。我不知道是之前有這個政策，沒有人執行，還是說現在有了新政策？」景泰一遍遍想，沒想通。

但這一次，他沒有打算再找律師。看著整個北京城都在「開牆打洞」，找律師又有什麼用？他諮詢了身邊一些人的意見，決定親自寫一封信給主持這項運動的街道辦。

「我在信裏說了我的經歷，我說：我結束香港事業，舉家來北京，在祖國最強勁的時候來到北京，希望和中國一起做得更好……」這封信沒有回音，景泰現在也不知道，街道辦的負責人到底有沒有讀這封信。

2017年8月27日，景泰在北京胡同的最後一家店，也結束營業了。

你可以一夜之間，變成零，渣都沒得剩

最近一次和景泰見面，是今年9月，在香港地鐵站偶遇。因為親人離世，他和妻子趕回來香港參加追悼會，我們匆匆聊了幾句。「胡同裏的店都沒了，我們也考慮回來香港了，但北京有一個酒店樓下的鋪位正在談，再看看吧。」他語氣無奈，但看上去還是充滿幹勁，身旁的妻子依然笑得溫柔。

兩個月後，北京再次發起另一場浩浩蕩蕩的運動。11月，北京城郊的出租房起火，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政府沒有為住在低廉出租屋的人們提供安置或補償，卻在寒冬中直接將他們趕走，一時間大量外地人流離失所，人心惶惶。

此時景泰的精力已快被耗盡。他租下了另一家酒店的二樓鋪位，一心只希望能夠儘快完成裝修，重新開業。他沒有再親自去跑政府部門，而是雇了一家中介公司幫忙。北京清理郊區工廠和驅趕外地人的行動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他：他原本在市郊訂的玻璃和建材突然無法供應了；他也擔心，店鋪裝修好，也很難招到員工。

與剛剛到北京的時候相比，現在景泰懂得多了，身上的包袱和憂慮也多了。

現在我發覺，沒有一樣東西是必然的，你可以一夜之間，從一間餐廳，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前幾日，他在胡同騎著自行車，和一個迎面騎車的年輕人碰撞了一下。口角之間，那喝了酒的年輕人用一口北京腔罵他：「北京這麼多問題，都是因為你們這些外地狗！」景泰被氣得不行，罵回去，兩人吵了十幾分鐘。過後，景泰難過了整整一個下午。他知道那並不代表所有北京人的聲音，但來北京12年了，他還是頭一次這麼被罵，或許也因為，已經來了十二年了，他多少還是被看成一個有問題的外地人。

「現在我發覺，沒有一樣東西是必然的，你可以一夜之間，從一間餐廳，到什麼東西都沒有了，變成零，渣都沒得剩。」他心裏萌生退意，考慮等新餐館開業、上軌道後，就離開北京，去大陸其他城市，或者直接帶著妻女回香港。在香港的父母年紀愈大，也常常催促他回來。

可過往多年所建立的一切，是否真的可以放下，而返回香港，自己又能否適應？景泰心裏也沒底。有時候他特別懷念那一個尚未經歷奧運，也尚未火紅起來的南鑼鼓巷。那時候居委會、甚至街道辦事處的幾個主任和書記都去他的韓國料理店吃飯，對景泰和許多創業者非常熱情、關照。從2006年冬天開始，景泰和老伍、過客、創可貼T恤等店家一起，聯手街道辦事處，花了一年時間，解決重重困難，最終在2007年秋天發起了一連三天的南鑼鼓巷文化音樂節。那幾天，來自不同國家的樂隊都在胡同表演，景泰和妻子也安排了韓國的樂隊過來，老人、小孩、年輕人都來玩。這次文化音樂節還得到交通部門、居委會和許多志願者的配合，維持交通秩序，第一次嘗試把南鑼鼓巷變成無車步行街。

「在胡同裡類似的活動真的前所未有，當時真的很感動，大家一條心，就想讓南鑼鼓巷興旺起來，如果我留在香港，也不會體會到這一切，」回憶起這些，景泰非常興奮。那時候的北京，一切都還沒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