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可強：大拆遷令城市不可持續，台北如何留住「看起來醜」的聚落？

編按：90年代的台北，曾有一個這樣的城市故事。1996年，國際巨星麥可傑可森（Michael Jackson）來台北開演唱會，下榻市中心的酒店。他從豪華的總統套房看出去，卻看見一片低矮雜亂的房子。

「這個地方是什麼？」麥克問。

「一個違建社區。」

「看起來好醜。」

國際巨星的隨口一問，令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覺得十分丟臉，他在1996年接受《聯合報》專訪如是說：「每想起國際巨星麥可傑克森住在晶華（酒店）樓上，從窗戶一看，就看到臺北市竟有這種貧民窟，常覺得無地自容。」

自覺無地自容的市長，開始強力推動拆遷整建計畫，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都市社會運動，也影響了台北市另一個山坡上「違建」聚落的命運。

這個社區是康樂里，如今已不復存在；山坡上的「違建」名為寶藏巖，現在是座吸引許多觀光客慕名前來的國際藝術村。

本文作者劉可強為建築師、台大城鄉所退休教授，長期參與康樂里、寶藏巖兩個聚落的保存與居民安置工作，為2012年台北市文化獎得主。在北京市強力排除「低端人口」的冬天，我們請他回顧這段自「康樂里到寶藏巖」的台北都市運動史。看看台北城如何迂迴前進，為那些「看起來醜」的城市聚落找到「大拆遷」之外的出路，在寶藏巖聚落得到部分保存後，又必須面對怎樣的挑戰？

康樂里

康樂里位於熱鬧的城市中心，卻可說是城市裡最貧窮的社區。在我回憶中，有一個畫面，至今難忘：我走進村裡一個老兵家裡，他客廳沙發的旁邊，是一個日本人墓碑，他就把茶杯放在墓碑上，當茶几用，就這樣跟我聊天。這就是這座城市的居住史，新來的移民與日本居民的墓碑，並存在同一個空間裡。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想要拆除這樣的一個地方？一方面，是因為來自「國際」的壓力。國際巨星麥可傑可森在那一年來台北開演唱，住在康樂里旁邊的晶華酒店，從酒店的總統套房看下去，剛好正對著康樂里，社區房子看起來就很貧窮、雜亂，麥可問「這個地方是什麼？」接待他的人回答，這是一個違建社區，據說麥可就隨口說了一句，「看起來好醜。」

其實也就是這樣一句話，傳到市政府耳裡，讓陳水扁覺得非常丟臉，當時正是他剛上任市長、很想展現執政魄力的時候，就動手開始想把康樂里剷除，台大城鄉所得到這個消息以後，便展開抗爭。回憶起來，當年的抗爭，是當年城鄉所全體投入的一個運動，師生不分派系、不分左右、不分進步與保守立場，都一起動員投入，大家都不希望政府強制拆遷，可是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背後的原因很多，很難歸結為單一原因。首先，這個地方位於台北市中心，地價很高，康樂里的貧民社區形象影響城市觀瞻，所以政府想拆除的力道是很強的，不容易擋住。我們當時想，就算拆遷擋不住，也要為居民爭取「先安置、後拆遷」，但也並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因為當年都沒有經驗，無論是城鄉所，還是當時在北市府做官的張景森，大家對安置的經驗都不夠。張景森曾經試圖找一些周邊的國民住宅來安置這些居民，他找到了一些空房，帶城鄉所的老師們去看，我覺得這樣談不對，就沒有去看，認為應該繼續抗爭。後來回想，許多老師一起去看，其實是有點上當了，看完以後，反對運動的力道跟聲音就減弱了。

為何我反對張景森找出零碎的閒置國宅安置居民？因為這個方案，只把人當成數字。當然他有去整合這些資源，找出某某國宅有20間空屋，所以可以放進20個，那邊有50間空屋，就放50個。這樣的思維是，我今天只需要把這些居民數字都消化掉，就解決了他的問題。但每個居民要被安置在哪裡？與他熟識的鄰居又要被安置那裏？他們有得選擇嗎？沒有。只能很制式地按照每個人的年齡、健康程度這些數字去做分配，還是沒有把這些人當成完整的人來看待。

我當時甚至認為，在公園預定地裡，畫一塊區域，蓋起高樓，就地安置，都比把人四散分配到國宅更好，起碼可以讓居民彼此的人際關係、支持網絡不要破碎掉，但也被當年的台北市政府拒絕了。如果是以今天台灣的社會條件，說不定這樣的安置方案就能談得成，但以當年的狀況，比較沒有條件談這件事。

希望把關鍵的空間與地景保存下來，變成一個戶外博物館，呈現台北居住歷史，讓這個城市看見，這些所謂的「違建」，其實緩解了城市底層的居住需求。

最後一天晚上，不只是城鄉所師生總動員，社會上也關注這個議題，是有群眾支持這個議題的，但也沒用，當天晚上發生了好幾次火災，拆遷的車子跟著消防車、救護車一起進來，就拆了。我本來還想努力作一件事，就是雖然無法擋下拆遷，但希望這些違建的歷史，能在後來的十四、十五號公園裡面被展示。我有透過當時擔任北市府景觀顧問的華昌齡告訴張景森，希望把關鍵的空間與地景保存下來，變成一個戶外博物館，呈現台北居住歷史，讓這個城市看見，這些所謂的「違建」，其實緩解了城市底層的居住需求。

這個意見，一樣也沒有被採納。

康樂里拆遷的隔年（1998年），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因為他曾經來過康樂里的晚會，了解康樂里的故事，所以他知道強制拆遷的嚴重性，或許他也怕怕的，不希望康樂里的事情重演，到了寶藏巖的時候，馬英九就承諾說，他會做到先完善安置、再開始拆遷。但只做到這樣是不夠的，後來民間團體開始呼籲，要保存寶藏巖聚落。

寶藏巖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如果房子能留住就很好了，不太敢主張要讓居民留下，如果可以變成一個戶外博物館，去展示戰後城市居住問題歷史就好了。但我是認為，把人趕走，把房子留下來，這是說不過去的，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方法，把人也留下來。

在這過程當中，文化局長龍應台也曾經來到寶藏巖。她當年提出了一個想像，是把寶藏巖的房子全部漆成白色、改造得像希臘小島一樣，把這裡做成貧窮藝術村等等。這一句話丟出來之後，居民是不太高興，覺得妳就只是把我當窮人來展示？好像我們永遠都是窮人？這居民感覺不太好。龍應台自己也沒解釋清楚她的本意，在當時引起了一些批評。

但從城市的立場來說，龍應台將寶藏巖打造成一種文化符號，我不認為都完全是負面的，也有正面的效果。這讓寶藏巖在台北市有一定的知名度，增加了台北市的城市多元性，讓台北的城市地景不只有東區的高樓大廈，也有弱勢居民的生活空間，這對台北的城市文化，是有一定的貢獻。

寶藏巖的問題從龍應台時代開始談，一直到廖咸浩時代才達成的協議，市政府答應，讓一部分的居民可以留在原地。這是一種妥協，一部分的人可以留在原地，就代表另一部分的人無法留在原地。另外一個妥協的地方是，市政府堅持河川行水區不能有房子、不能讓聚落有房子低於兩百年防洪標準，下面那排四十幾棟房子，還是必須全部拆掉。

河川行水區這排房子，當初我們沒有保住，因為市政府說，如果我們不同意行水區這排房子的拆除計畫，市府就不會同意整個聚落的保存計畫。我們為了讓這個事情可行，我們妥協了。行水區裡面有一個居民，後來被搬到高樓裡面，心情很鬱悶，後來就過世了。他離開了三天，遺體發出味道，才被發現，但在寶藏巖，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說明了社會連帶的重要性。其實寶藏巖在外人看來條件不是很好，每年都會淹水，蚊蟲滋生。但這對居民來說，這都不是重點。他們想留在原地的重點，是因為一個人生活在城市裡，他的舒適度、安全性與社會性，與他的鄰里關係息息相關，他是否可以跟鄰居互相照顧，讓自己生活變得更安全？或者他是否可以自由出入這個房子？這很重要。當年的寶藏巖，居民養雞鴨、小孩跑來跑去，各省籍的老兵一起聊天、煮飯、下棋，是一個非正式的眷村，當中人與人之間互相支持、照顧的模式，才是居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有外面的人覺得寶藏巖地形高高低低，對老人家很吃力，是不是住到有電梯的大樓比較好？可是老人家自己不是這樣想的。他覺得他在這裡開門就可以走到戶外、見到鄰居，他想改變他房子的設計、採光、通風，他自己動手就可以改，但在國宅裡，這些條件通通都沒有，他覺得不自由。

為了大火拆遷社區這種事情，是說不過去的。

有人也擔心，類似這樣的社區，房子都很緊密，失火怎麼辦？但是，一個社區人際關係越緊密，他就越不會發生（失火）這樣的事情。可能難免會有小火，例如老人家爐子上煮東西，不小心把鍋子燒焦了，但鄰居很快就會聞到異味，反正大家門也不會上鎖，開了進去就把火關了，反而不會有大火。康樂里一直到拆遷前一天晚上，才反常出現很多場大火。相較之下，公寓大樓裡面，你跟鄰居也不熟悉、門也上鎖，這是最容易出狀況的。為了大火拆遷社區這種事情，是說不過去的。

當年的各種妥協，為寶藏巖留下了一些後遺症。最大的後遺症，就是沒辦法讓「非寶藏巖」的弱勢住民再住進來。因為藝術村有經費，活動的空間不斷擴大，已經慢慢讓居民活動的力道越來越弱，我們只能盡量協調、降低藝術村的比例，但居民還是有一種被困住的感覺。如果住民人數沒有辦法再增加，這裡就會變成一個完全的藝術村，失去它當初保存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為單身、低收入、老年的市民，留下一個居住的空間。

我們當時跟社會局談了很久，甚至還初步做了調查，找出台北市有多少這樣的老年低收入戶，建議社會局是可以讓他們搬進來的。但這在社會局現有的業務範圍之外，我感覺他們不是非常想管這件事，歷任的市政府就是拖，拖過了任期就沒事了，比較是這樣的態度。

拖到現在，產生了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居民與台北市政府的租約到期後，居民是否還可以繼續住？台北市政府要不要與他們繼續簽約？現有的居民如果凋零了，家屬還能不能繼續住？當初，讓居民留在原地，是讓居民簽了一個12年的租約，大概政府預估居民平均年齡也大了，或許12年就要凋零，就可以全面搞藝術村。眼看2022年這個租約就要到期，這是台北市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

柯文哲團隊的態度，考驗台北市能不能在現有的基礎上更進步，成為一個更好的城市，或者就功虧一簣，讓台北過去幾十年來的努力，又回到原點。

我是認為，現在應該還是要持續地讓新的居民住進來，讓它成為一個社會住宅，如果不行，那寶藏巖有很大一部分的意義會消失。到目前為止，社會局還沒有明確的態度，柯文哲看來也沒有特別的想法，情勢看不到太多突破。柯文哲團隊的態度，考驗台北市能不能在現有的基礎上更進步，成為一個更好的城市，或者就功虧一簣，讓台北過去幾十年來的努力，又回到原點。

當然，政府的介入，一定會對原來居民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帶來改變。對於那些老人家來說，我自己親手蓋的房子，本來不用繳錢，現在還要每個月繳租金給政府，很多人是覺得很搞不懂。但，如果政府不介入，除非政府可以永遠放手不管、不去拆遷，這樣其實也是不錯，如果政府真的可以做到「不管」的話。但現在是政府不太可能不管，它會去被劃為公園預定地、就會啟動拆遷程序，寶藏巖縱使有很多妥協，起碼還保留了一部分的居民可以住在原地，當初康樂里的人，現在四散到何方呢？其實是很難去追蹤的事情了。

窮人並不是城市的負擔，反而是他們在負擔城市，他們構成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城市對他很重要，他對城市也很重要。

城市之所以為一個城市，是因為它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很有錢的人、也有不是那麼有錢的人，這些沒有錢的人，對城市來說是很重要的，窮人並不是城市的負擔，反而是他們在負擔城市，他們構成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在城市中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城市對他很重要，他對城市也很重要。如果把這個群體都趕走，城市也失去它的多元性了。

城市的多元性，是城市運作的必要條件，努力留住這些不是很有錢的人，不只是理想，也是一種務實。這些本來在工廠、公司上班的勞動者，在退休以後，繼續去當公寓大廈管理員、餐館裡的服務員、醫院裡面的清潔員，你如果把這些人都趕走，城市還能運作嗎？這些人的貢獻，是很大的，難道城市能不給他們居住的地方嗎？如果把這些人越趕越遠，讓他們通勤很久才能進城工作，這個社會成本該有多高？

北京今天的作法，會讓自己成為一個不可持續的城市，空氣、水、勞動者處境都越來越惡化。北京這些老舊的社區，或許社區互助的意識也比較薄弱，這也是一個問題，比台北更難處理，只能慢慢、小規模地解決城市發展問題，很困難，但必須去做。就像台北市政府，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去面對2022年租約期限的問題一樣，為了讓城市持續進步，這樣的課題，再困難我們都必須面對。

無論如何，大動作拆遷是一定不能解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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