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謝福美：回到蘭嶼，一個達悟女人的兩種生活

Sinan Yongala，你到底是誰？

從大島返回小島21年了，她每一日的生活，都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Sinan Yongala，是蘭嶼達悟族東清部落的一個母親、妻子和女兒，Sinan意為母親，Yongala是她長子的名字。漢人改變達悟人的命名方式，將戶籍制度植入她的家族，命這家族的親生兄弟一個姓黃，一個姓謝，姓謝的是她的爺爺，她就被取名叫謝福美。

「大島」是蘭嶼人對台灣本島的稱呼。在大島的漢人於20世紀進入小島之前，這個距離台東90公里、離菲律賓巴丹群島99公里的蘭嶼島上，達悟人依海而居，男人潛水射魚，女人上山耕種，從不曾想過「大島」的事。

那時，達悟語吟唱的古老歌謠中，勸人不必急著出門，唱的是：「難道你要去巴丹島嗎？」但到了Sinan Yongala父母的年代，老人的吟唱變成了：「你們幾時才會回到家鄉？……那個台北，是你們不斷回去的地方。」

現在沒什麼人叫她Sinan Yongala了。大家都叫她謝福美，是那個「住在xx民宿後面」，「蘭嶼第二家7-11旁邊走上去的」，那個拍紀錄片的福美。貨幣經濟、觀光業、連鎖企業和來自都會的漢人不斷進入她的島嶼，也勾起年輕人對大島的無限憧憬。

「好想出去，去外面闖一闖看一看。」當年18歲的謝福美，就這樣自然地走上了幾乎每個蘭嶼年輕人都不可避免的道路，可是3年後回到原鄉，卻差點成為精神上的異鄉人。

離開小島，去大島做異鄉人

謝福美出生的東清部落，正對清晨海上的第一道陽光，可是也和其他五個部落一樣，留不住年輕人。這裡年輕人的生活路徑可以這樣概括：「國中高中畢業以後，如果沒有繼續升學的話，一定是去台灣工作。」

她自己也一樣。在島上讀完高中，她的家庭無法負擔她出去繼續讀書，成功大學在蘭嶼的高職分班「成功商水」是蘭嶼的最高學府，也成了她繼續就學的唯一選擇。她讀的是水產系，「因為當時只有水產系」。那麼就讀吧。

「有總比沒有好，有個文憑，總比只讀到國中要好找工作」。她心想。畢業之後，她便迫不及待地和幾個同鄉朋友一起到大島去找工作。

年輕人離開小島，留在蘭嶼的多是老人和小孩。這種情況在冬天尤為明顯。夏天，觀光客湧入蘭嶼，給島上的民宿、餐廳、潛水、導覽店帶來生意，也給打零工的達悟族年輕人帶來工作。但每年雙十節之後，東北季風開始吹襲蘭嶼，天氣變得極不穩定，風大浪大，飛機與船班頻次大減，觀光客離開，也帶走夏季的工作機會，直到下一年4月。台東縣去年底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島上4276個現住的原住民中，只有35%是20歲到40歲之間的青壯年勞動力。年輕人都去哪兒了？

台中和台北，是蘭嶼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最集中的地方。幾十年外出打工，蘭嶼人逐漸聚集在台中的潭子、豐原、大雅、神崗，和台北的板橋、三重。女孩子大多做服務業，餐廳、超商、小店鋪，也有的進工廠，例如鞋廠、紡織廠。男孩子則大多進入建築業和製造業，做綁木工、綁鋼筋工、零件加工和修理。

謝福美就在台中的頂好超市謀得了一份收銀員的工作。可是在大島闖蕩比想象中辛苦太多。學歷限制了她能選擇的工作，辛苦，賺得又不多。早班五點多就要在公司等卸貨，然後出勞力搬很重的貨物，擺上貨架，再做一天的收銀，下班時間也不一定。工作換來的，是一個月一萬多台幣的薪水，她和幾個蘭嶼人合租，每個月一共要付八九千的租金，還要花吃飯和交通的錢。

在出去之前，她的大哥就勸她要去同鄉聚集的地方，好有人照應，她聽了。原因是「怕」。怕什麼呢？她說：「在那邊和人家也不熟，我們又是鄉下來的。」而和偏鄉去都會打工的漢人相比，他們的達悟族面孔又給他們帶來加倍的困難。

「我們的自信心會比一般人不夠。」謝福美說：「也有很多年輕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特別是在原住民很容易被歧視的年代。」

被從其他地方來蘭嶼的人歧視和欺壓，曾是不少蘭嶼人的共同記憶。謝福美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就聽媽媽講，那時候媽媽在蘭嶼讀國小，只有上午教一下很簡單的漢語拼音，其餘時間每天都要抓「野味」給老師做午餐，還要被老師趕著上山砍柴。那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剛剛從日本政府手中接過蘭嶼的中華民國政府，把蘭嶼用來放逐犯錯的軍人、老師、警察和公務員。在朗島部落經營民宿的達悟男人，也還記得小時候被籍貫山東的老師大罵：「再講鬼話老子就斃了你！」「鬼話」，指的是達悟族的語言。謝福美母親的回憶也是，「那時的老師都很壞，會打人，很兇」。謝福美說：「那時島上的人很單純，外面來的人有拿槍的，還有犯人。你不知道他們要幹嘛啊，怕被打，就只好很聽話。」

達悟族不是唯一被這樣對待的原住民族。一直到了謝福美離開蘭嶼，到大島打工的1993年，原住民還被叫做「山胞」，比「山胞」更難聽的歧視性稱呼，還有「山地人」和閩南語「番仔」。一年後，始自1984年的原住民族正民運動才終於爭取到修憲，「山胞」被修正為「原住民」，但歧視並沒有隨著法律條文的改變而一夕消失。

這一年，已在大島打過不知多少底層零工的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已經完成大學學位，回到蘭嶼另一端的紅頭部落，決心要把漢人在1982年塞到蘭嶼的核廢料遷出去。而他同在大島打工回來的妻子則是勇敢的達悟女性，出身漁人部落的她在台北的工廠曾為同鄉出頭，呵斥工頭：「她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你不要欺負她！」

用夏曼·藍波安的說法，這樣的環境，讓在大島謀生的蘭嶼人「需要很多的心理調適」。更何況達悟族是台灣16個原住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屬巴丹語群，和大島原住民在脈絡上又不相同，更難以融入。到謝福美這一輩，情況稍微好轉，但她說，年輕人還是會「心態複雜」。

而日復一日的勞力工作，不僅重複，也讓謝福美看不到自己的價值。她開始想念自己高中時的愛好：「我喜歡寫東西。」她的漢語讀寫都還不錯。在台中轉眼三年，當年那個興沖沖離開小島的少女開始想得比較多。她說：「做服務業不是我的初衷。」換了幾份工作，也都差不多。「我的出路在哪裡？」

就在此時，1996年，一通電話讓她回到了蘭嶼。她卻沒想到這一回去，就是21年。

回到小島，我的文化到底是什麼？

給謝福美打電話的，是蘭嶼第一個本地基金會——蘭恩文教基金會的創辦人林茂安。林茂安出身高雄，以社工身份服務蘭嶼21年，他邀請謝福美到蘭恩文教基金會旗下的《蘭嶼雙週刊》工作。《蘭嶼雙週刊》是小島第一份本地報刊，1985年創刊，至今仍在發行，最初的服務對象正是在台灣工作的蘭嶼年輕人，定點寄送，一解鄉愁。

在網路甚至是電話都不普及的年代，雙週刊成了小島家人和大島遊子的重要溝通渠道。父母會通過雙週刊給孩子留言，最受歡迎的還有謝福美負責的「鄉訊」欄目，「比如這個部落哪一家生小孩、大屋落成、大船下水」。她也常常需要拿一個小DV機，去拍攝島上的各種歲時祭儀和大小活動、比賽，拿回基金會做記錄用。

搬出了在台中合租的房子，回到東清部落，她圓了自己寫東西的夙願，每天迎著海面升起的旭日騎車到美麗的八代灣，在雙週刊的辦公室體面地上班。日子平靜，事業有了出路，可她卻看到越來越多的危機。

「交通、醫療、文化。傳統技藝、祭典儀式、母語傳承。外來的東西一直不斷進入小島，每個領域都在改變。」

這是她從前看不到的事。在大島闖蕩後，這份扎根部落的工作推著她慢慢看回自身。比照作為他者的大島，她看到了自己的島嶼。多年後回想，她覺得回來是一件幸運的事。「也許我沒有到雙週刊工作的話，就跟很多在外面工作的年輕一樣，沒有意識到蘭嶼的文化是這麼重要。」

她看到這文化不僅重要，且正在逝去。和她同輩的人當中，已經有不少人和她一樣，只能說少許的族語。她反思自己從小接受完全漢化的教育，環境變化，講國語變得越來越自然，講族語則越來越生硬，父母和孩子在家中對話，也是一半母語一半國語。「有時候我心裡想的是要講母語，可是嘴巴一講出來就很自然，很直接的是中文。」更有些年輕人，只聽得懂幾個族語單字而已。

而達悟傳統的捕魚造舟，也越來越少人從事。在貨幣經濟進入蘭嶼之前，達悟族評判一個家族在部落中的地位，是看男人捕魚的多少，造舟的水準，以及女人種植芋頭的多少。可是逐漸的，能用錢買到的機動船取代了親手打造的拼板舟，外來的大米和麵食取代了本地芋頭所供給的澱粉，貨船運來的豐富肉蛋類取代了飛魚、鬼頭刀和浪人鲹所供給的蛋白質。觀光業興起，留在島上的蘭嶼人靠開民宿、餐廳、紀念品商店以及帶浮潛、環島夜間觀賞來賺錢，或是進入公部門，鄉公所、衛生所、郵局、警察局、天文台工作。蘭嶼人似乎不需要再過傳統的部落生活，也可以活下去了。或者說，再靠單純的捕魚造舟種芋頭，已經沒有辦法滿足現代生活對金錢的需求了。

謝福美這才意識到自己原生家庭的珍貴。她是幸運的，她的家族是東清部落僅剩的幾個家族漁團之一，父親親手打造過拼板舟，熟稔達悟族的夜曆與儀式，也會親身下海捕魚。母親至今在芋頭田裡面耕耘，會挖陸蟹，會做芋頭糕。她想起自己小的時候，除了上學之外，每天都跟著媽媽上山，料理芋頭田。「以前的生活很單純，沒有網路和電話，連電視都只有一兩家開雜貨店的有黑白的。」可她有天賜的遊樂場，「小孩子放學就是山上，海邊，海邊，山上」。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家庭環境，她才知道從前的部落生活是什麼樣。她開始訪談自己的父母，一次又一次，努力地想為小島的文化做保存。她知道自己的年紀太輕，很多部落生活已經沒有辦法參與，但「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

「你的文化到底是什麼？如果沒有文化做根基，你怎麼去跟人家講你的東西？你對自己的文化都不夠了解，你要怎麼讓人家知道你到底是誰？」謝福美瞪大了眼睛，語氣前所未有的強烈。「如果人家問我的時候，一問三不知，我會覺得很慚愧啊。」

這種強烈的自我詰問，促使她把自己的家庭拍成了一部又一部紀錄片。9年前，《蘭嶼雙週刊》給了她一個機會，去原住民族電視台做數位影音培訓，她留職停薪半年，到台北學習紀錄片的拍攝和剪接。在結訓作業中，她記錄了家族漁團五十年一遇的10人大船造舟過程。這也是她的第一部紀錄片，她取名為《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

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

「我是海，我是島嶼，我是人。」這是原住民樂舞團體「原舞者」在去年的演出「Maataw浮島」中，描述蘭嶼的話。達悟文化中，海洋由男人主導，陸地的工作則交給女性，部落的家庭分工才令島嶼完整。

對男人來說，與海相處的方式，除了潛水射魚之外，還藉助重要的出海工具，拼板舟。拼板舟又分為10人大船、小船、有雕刻和未雕刻的，以10人大船的地位最高。當時謝福美年近70的父親透露心願，要在晚年尚有體力的時候，做一艘屬於自己家族的10人大船。

一艘10人大船，需要由至少5種木材打造的27塊板子拼接而成，不用釘子，是為拼板舟。5種木材包括a ci yi（龍眼樹）、i tap（欖仁樹）、mozgi（麵包樹）、kolitan（台灣膠木）和poro（蘭嶼赤楠）。所有木材都由家族男性上山砍伐、切割成型，再組裝、雕刻、上色，工程浩大而漫長。那一年，她的家族中有6個直系親屬家庭參與了造舟。

女人的工作也很繁重，謝福美跟著母親一起，從男人上山取材的第一天起，直到大船下水儀式完成，在三四個月中每天都為家族的男人準備食物。「中午一定要有，如果男人工作到傍晚，也要給他們準備晚上的食物。」在沒有外來食物的年代，這些食物就是女人種植的芋頭。

下水儀式前幾天，謝福美的母親穿上傳統盛裝，到水芋田把成熟的芋頭一顆一顆挖出來，洗乾淨，在儀式上堆滿了大船內外，是對大船最好的祝福。父親則帶領家族的男人抬起大船，舉行盛大的拋船儀式，直到護送大船下水，帶回第一筆漁獲。

紀錄片《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拍完8年後，謝福美的父親去世。這段為文化保存而記錄的影像，也成了她懷念父親的方式。

謝福美之後的紀錄片中，越來越多地出現她自己的身影。她拍攝母親作為達悟女人的傳統部落生活，自己也真的開始學習和思考，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達悟女人。

她在紀錄片《男人不知道的事》中拍攝母親和親戚中的女性長輩怎樣上山挖陸蟹，製作芋頭糕，最後自己也穿起雨鞋，戴起草帽，趴在地上挖起陸蟹來，拍攝者變成了還不太會使用攝影機的母親。最近兩年拍攝的《另一個家》，記錄她自己成為兩個孩子的媽媽Sinan Yongala之後的部落生活。

2009年，她和同屬東清部落的丈夫結婚，隨後生下一男一女。這時母親告訴她，在達悟族傳統裡，兩個單身男女決定共組家庭之後，必須離開原生家庭，在附近找一塊地，蓋屬於自己的房子，開墾屬於夫妻自己的水芋田，這才能叫做成立了「另一個家」（達悟語matarek so vahey）。男人要開始練習造舟，造完以後就要下水捕魚，女人種植芋頭，也要學習達悟的傳統織布技藝，製作衣服。

讓她印象最深的，是這一句：「我媽媽那時候說，既然你們已經組織家庭了，不可能每次傳統祭儀的時候，都要爸爸媽媽拿芋頭給你。」謝福美意識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你已經是一個個體，一個單位，一個家庭，總不能每次都伸手跟媽媽要，你是沒有手沒有腳嗎？」

就是這一句，讓她在40多歲的年紀，和丈夫背上鋤頭，帶上攝影機和三腳架，到深山裡一邊開墾，一邊互相拍攝。「噢！那個過程。」她現在想起，仍然苦笑著搖頭歎氣。把一塊荒地變成水芋田，需要用手拔除土地所有的雜草，用泥土圍出田埂，再引山水到田裡灌溉。

從第一天開墾到種下第一顆芋頭苗，從沒有做過農活的夫妻倆用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開墾之後，種植和護育就是女人的工作了。可芋頭苗從哪裡來呢？還是要去找媽媽。蘭嶼的芋頭苗算一算也有七八種，媽媽告訴謝福美，黑色莖的芋頭苗果肉最好，要種在邊邊，才不容易被風吹倒。種下之後，三不五時就要去除雜草、看水流、捉蛀蟲，直到一年多以後芋頭才能收成。

部落女人不易做，謝福美拍了那麼多年，可第一次感受如此之深。「真是自己試過才知道。」

可辛苦還沒有結束。好不容易種下的芋頭，本以為可以在飛魚祭前幾個月收成，卻遭遇了不速之客山豬。山豬會聞到芋頭果實的香味，從鐵絲網下面鑽進田裡偷吃。「結果整個芋頭田被山豬夷為平地！我跟媽媽當下就直接大哭！媽媽說，怎麼辦啊，你們好可憐，你們第一次！」

她自己還留存一線希望，「我想說底下應該還有幾顆剩的，結果一顆都沒有！」可是哭完傷心完，芋頭還是要繼續種。「這就是部落的生活啊。在早期，沒有芋頭就沒有東西吃，必須要種。」幾個月後，她去補種芋頭，但已經趕不上那一年的飛魚祭了，只能為明年努力。

「我看到了我的原生家庭給我的文化養分。」回到小島成為真正的達悟女人，雖然出師不利，但她仍在一步一步地練習。

怎麼辦呢？我們的未來

然而，今天的蘭嶼人已經不能再忽視貨幣價值。儘管謝福美非常努力地記錄和保存島嶼的文化，身體力行去記住屬於達悟女人的農耕智慧，可是那終究無法成為她全部的生活。她很坦白，也很苦澀。「現在住在部落很辛苦的一點是，你總是要想著錢的事，忙著賺錢。」

為了照顧家中兩個年幼的孩子，她在6年前辭去工作，離開了《蘭嶼雙週刊》。但造舟、捕魚、種芋頭，並不能帶來經濟收入。現在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是丈夫從事觀光業，她則時不時接一些關於蘭嶼的短片和紀錄片拍攝專案，補貼家用。

什麼都要錢。孩子未來讀書，也一定需要錢。開墾第一塊水芋田時，丈夫常常要花時間帶遊客來賺錢。本只能由本族男性觸摸和使用的拼板舟，讓女遊客體驗一次就可賺到幾百台幣。帶遊客浮潛一次的收入，可能比抓一夏天的魚都要多。7-11售賣的外來食物養刁了小朋友的嘴，傳統的芋頭糕不加點外來的白砂糖，也有人吃不慣了，但在7-11工作的收銀員，又何嘗不是迫於生計的年輕族人？既要在現代生活中謀得生存，又參與真正的部落生活，怎麼可能是件容易的事呢？哪種生活是該拋棄的呢？

金錢總與傳統的部落生活尤其是歲時祭儀產生衝突。每年2月到10月的漫長飛魚祭，從大島回來參加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少。她感覺到這一代已經有喪失了許多祭儀的知識，過程簡化，到最後祭儀可能就會消失。

她為此感到焦慮。「這很危險，我很難去想象今後會有怎樣的文化斷層。時間過得那麼快，哪一天老人就離開，是說不準的。」

從她18歲離開蘭嶼到大島去打工，至今已過了24年，可蘭嶼的年輕人在高中畢業之後，仍然要面對同一個選擇：留在島上，還是去台灣？如果留在島上，也許有機會參與真正的部落生活，但能否維持穩定的收入？如果去台灣，有機會讀大學的話，讀完還捨得回到部落嗎？如果沒有機會讀大學，又是否只能永遠做底層的打工族？

怎麼辦呢？我們的未來。

就像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在小說《安洛米恩之死》中的話，「必須學好華語漢字，在台灣求職謀生才有競爭力。」安洛米恩的大哥無法適應大島的生活，在自殺前，這樣提醒弟弟。小說接著寫道：「然而，年少輕狂的他不認為如此……只要下海抓魚，其他的瑣事好像都不存在似的。怎麼辦呢？我們的未來。」

她也開始為自己的兩個孩子思考這個問題。沒有讀到大學的她，還是希望能賺到足夠的錢，讓孩子去大島讀大學。讀大學，自然要學好國語，可她又想在家和孩子多說族語，希望能兩不誤。

「這是蘭嶼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孩子都一定會面臨的問題。」

剛剛過去的10月，謝福美忙著給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交最新的紀錄片製作計劃，她要拍攝蘭嶼快將消亡的小米文化。達悟人在不同祭儀中給小米賦予了至少二十種功能，其中已經消失的一項，就是在飛魚祭中的祝福祭，達悟女人要以煮熟的小米點在水源地的石子上，祝福芋頭田與家中的孩子。而東清部落只剩一兩戶人家還在種植小米，包括她的媽媽。

片名暫定為《小米的祝福》，謝福美打算請母親帶著自己和女兒，去自己開墾的芋頭田上，重新做一次這已經消失了四五十年的古老儀式。

在現代性危機下，回到蘭嶼，並不就等同於回歸了原鄉。你有多認識你的家？她和幾代蘭嶼人一樣，差一點就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親密感。為了不成為身在原鄉的「異鄉人」，她作為謝福美和Sinan Yongala的兩種生活，都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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