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谢福美：回到兰屿，一个达悟女人的两种生活

Sinan Yongala，你到底是谁？

从大岛返回小岛21年了，她每一日的生活，都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Sinan Yongala，是兰屿达悟族东清部落的一个母亲、妻子和女儿，Sinan意为母亲，Yongala是她长子的名字。汉人改变达悟人的命名方式，将户籍制度植入她的家族，命这家族的亲生兄弟一个姓黄，一个姓谢，姓谢的是她的爷爷，她就被取名叫谢福美。

“大岛”是兰屿人对台湾本岛的称呼。在大岛的汉人于20世纪进入小岛之前，这个距离台东90公里、离菲律宾巴丹群岛99公里的兰屿岛上，达悟人依海而居，男人潜水射鱼，女人上山耕种，从不曾想过“大岛”的事。

那时，达悟语吟唱的古老歌谣中，劝人不必急著出门，唱的是：“难道你要去巴丹岛吗？”但到了Sinan Yongala父母的年代，老人的吟唱变成了：“你们几时才会回到家乡？……那个台北，是你们不断回去的地方。”

现在没什么人叫她Sinan Yongala了。大家都叫她谢福美，是那个“住在xx民宿后面”，“兰屿第二家7-11旁边走上去的”，那个拍纪录片的福美。货币经济、观光业、连锁企业和来自都会的汉人不断进入她的岛屿，也勾起年轻人对大岛的无限憧憬。

“好想出去，去外面闯一闯看一看。”当年18岁的谢福美，就这样自然地走上了几乎每个兰屿年轻人都不可避免的道路，可是3年后回到原乡，却差点成为精神上的异乡人。

离开小岛，去大岛做异乡人

谢福美出生的东清部落，正对清晨海上的第一道阳光，可是也和其他五个部落一样，留不住年轻人。这里年轻人的生活路径可以这样概括：“国中高中毕业以后，如果没有继续升学的话，一定是去台湾工作。”

她自己也一样。在岛上读完高中，她的家庭无法负担她出去继续读书，成功大学在兰屿的高职分班“成功商水”是兰屿的最高学府，也成了她继续就学的唯一选择。她读的是水产系，“因为当时只有水产系”。那么就读吧。

“有总比没有好，有个文凭，总比只读到国中要好找工作”。她心想。毕业之后，她便迫不及待地和几个同乡朋友一起到大岛去找工作。

年轻人离开小岛，留在兰屿的多是老人和小孩。这种情况在冬天尤为明显。夏天，观光客涌入兰屿，给岛上的民宿、餐厅、潜水、导览店带来生意，也给打零工的达悟族年轻人带来工作。但每年双十节之后，东北季风开始吹袭兰屿，天气变得极不稳定，风大浪大，飞机与船班频次大减，观光客离开，也带走夏季的工作机会，直到下一年4月。台东县去年底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岛上4276个现住的原住民中，只有35%是20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年轻人都去哪儿了？

台中和台北，是兰屿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最集中的地方。几十年外出打工，兰屿人逐渐聚集在台中的潭子、丰原、大雅、神岗，和台北的板桥、三重。女孩子大多做服务业，餐厅、超商、小店铺，也有的进工厂，例如鞋厂、纺织厂。男孩子则大多进入建筑业和制造业，做绑木工、绑钢筋工、零件加工和修理。

谢福美就在台中的顶好超市谋得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可是在大岛闯荡比想象中辛苦太多。学历限制了她能选择的工作，辛苦，赚得又不多。早班五点多就要在公司等卸货，然后出劳力搬很重的货物，摆上货架，再做一天的收银，下班时间也不一定。工作换来的，是一个月一万多台币的薪水，她和几个兰屿人合租，每个月一共要付八九千的租金，还要花吃饭和交通的钱。

在出去之前，她的大哥就劝她要去同乡聚集的地方，好有人照应，她听了。原因是“怕”。怕什么呢？她说：“在那边和人家也不熟，我们又是乡下来的。”而和偏乡去都会打工的汉人相比，他们的达悟族面孔又给他们带来加倍的困难。

“我们的自信心会比一般人不够。”谢福美说：“也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原住民，特别是在原住民很容易被歧视的年代。”

被从其他地方来兰屿的人歧视和欺压，曾是不少兰屿人的共同记忆。谢福美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听妈妈讲，那时候妈妈在兰屿读国小，只有上午教一下很简单的汉语拼音，其余时间每天都要抓“野味”给老师做午餐，还要被老师赶著上山砍柴。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刚从日本政府手中接过兰屿的中华民国政府，把兰屿用来放逐犯错的军人、老师、警察和公务员。在朗岛部落经营民宿的达悟男人，也还记得小时候被籍贯山东的老师大骂：“再讲鬼话老子就毙了你！”“鬼话”，指的是达悟族的语言。谢福美母亲的回忆也是，“那时的老师都很坏，会打人，很凶”。谢福美说：“那时岛上的人很单纯，外面来的人有拿枪的，还有犯人。你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啊，怕被打，就只好很听话。”

达悟族不是唯一被这样对待的原住民族。一直到了谢福美离开兰屿，到大岛打工的1993年，原住民还被叫做“山胞”，比“山胞”更难听的歧视性称呼，还有“山地人”和闽南语“番仔”。一年后，始自1984年的原住民族正民运动才终于争取到修宪，“山胞”被修正为“原住民”，但歧视并没有随著法律条文的改变而一夕消失。

这一年，已在大岛打过不知多少底层零工的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已经完成大学学位，回到兰屿另一端的红头部落，决心要把汉人在1982年塞到兰屿的核废料迁出去。而他同在大岛打工回来的妻子则是勇敢的达悟女性，出身渔人部落的她在台北的工厂曾为同乡出头，呵斥工头：“她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你不要欺负她！”

用夏曼·蓝波安的说法，这样的环境，让在大岛谋生的兰屿人“需要很多的心理调适”。更何况达悟族是台湾16个原住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属巴丹语群，和大岛原住民在脉络上又不相同，更难以融入。到谢福美这一辈，情况稍微好转，但她说，年轻人还是会“心态复杂”。

而日复一日的劳力工作，不仅重复，也让谢福美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她开始想念自己高中时的爱好：“我喜欢写东西。”她的汉语读写都还不错。在台中转眼三年，当年那个兴冲冲离开小岛的少女开始想得比较多。她说：“做服务业不是我的初衷。”换了几份工作，也都差不多。“我的出路在哪里？”

就在此时，1996年，一通电话让她回到了兰屿。她却没想到这一回去，就是21年。

回到小岛，我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给谢福美打电话的，是兰屿第一个本地基金会——兰恩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林茂安。林茂安出身高雄，以社工身份服务兰屿21年，他邀请谢福美到兰恩文教基金会旗下的《兰屿双周刊》工作。《兰屿双周刊》是小岛第一份本地报刊，1985年创刊，至今仍在发行，最初的服务对象正是在台湾工作的兰屿年轻人，定点寄送，一解乡愁。

在网路甚至是电话都不普及的年代，双周刊成了小岛家人和大岛游子的重要沟通渠道。父母会通过双周刊给孩子留言，最受欢迎的还有谢福美负责的“乡讯”栏目，“比如这个部落哪一家生小孩、大屋落成、大船下水”。她也常常需要拿一个小DV机，去拍摄岛上的各种岁时祭仪和大小活动、比赛，拿回基金会做记录用。

搬出了在台中合租的房子，回到东清部落，她圆了自己写东西的夙愿，每天迎著海面升起的旭日骑车到美丽的八代湾，在双周刊的办公室体面地上班。日子平静，事业有了出路，可她却看到越来越多的危机。

“交通、医疗、文化。传统技艺、祭典仪式、母语传承。外来的东西一直不断进入小岛，每个领域都在改变。”

这是她从前看不到的事。在大岛闯荡后，这份扎根部落的工作推著她慢慢看回自身。比照作为他者的大岛，她看到了自己的岛屿。多年后回想，她觉得回来是一件幸运的事。“也许我没有到双周刊工作的话，就跟很多在外面工作的年轻一样，没有意识到兰屿的文化是这么重要。”

她看到这文化不仅重要，且正在逝去。和她同辈的人当中，已经有不少人和她一样，只能说少许的族语。她反思自己从小接受完全汉化的教育，环境变化，讲国语变得越来越自然，讲族语则越来越生硬，父母和孩子在家中对话，也是一半母语一半国语。“有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要讲母语，可是嘴巴一讲出来就很自然，很直接的是中文。”更有些年轻人，只听得懂几个族语单字而已。

而达悟传统的捕鱼造舟，也越来越少人从事。在货币经济进入兰屿之前，达悟族评判一个家族在部落中的地位，是看男人捕鱼的多少，造舟的水准，以及女人种植芋头的多少。可是逐渐的，能用钱买到的机动船取代了亲手打造的拼板舟，外来的大米和面食取代了本地芋头所供给的淀粉，货船运来的丰富肉蛋类取代了飞鱼、鬼头刀和浪人鲹所供给的蛋白质。观光业兴起，留在岛上的兰屿人靠开民宿、餐厅、纪念品商店以及带浮潜、环岛夜间观赏来赚钱，或是进入公部门，乡公所、卫生所、邮局、警察局、天文台工作。兰屿人似乎不需要再过传统的部落生活，也可以活下去了。或者说，再靠单纯的捕鱼造舟种芋头，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现代生活对金钱的需求了。

谢福美这才意识到自己原生家庭的珍贵。她是幸运的，她的家族是东清部落仅剩的几个家族渔团之一，父亲亲手打造过拼板舟，熟稔达悟族的夜历与仪式，也会亲身下海捕鱼。母亲至今在芋头田里面耕耘，会挖陆蟹，会做芋头糕。她想起自己小的时候，除了上学之外，每天都跟著妈妈上山，料理芋头田。“以前的生活很单纯，没有网路和电话，连电视都只有一两家开杂货店的有黑白的。”可她有天赐的游乐场，“小孩子放学就是山上，海边，海边，山上”。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她才知道从前的部落生活是什么样。她开始访谈自己的父母，一次又一次，努力地想为小岛的文化做保存。她知道自己的年纪太轻，很多部落生活已经没有办法参与，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你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文化做根基，你怎么去跟人家讲你的东西？你对自己的文化都不够了解，你要怎么让人家知道你到底是谁？”谢福美瞪大了眼睛，语气前所未有的强烈。“如果人家问我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我会觉得很惭愧啊。”

这种强烈的自我诘问，促使她把自己的家庭拍成了一部又一部纪录片。9年前，《兰屿双周刊》给了她一个机会，去原住民族电视台做数位影音培训，她留职停薪半年，到台北学习纪录片的拍摄和剪接。在结训作业中，她记录了家族渔团五十年一遇的10人大船造舟过程。这也是她的第一部纪录片，她取名为《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

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

“我是海，我是岛屿，我是人。”这是原住民乐舞团体“原舞者”在去年的演出“Maataw浮岛”中，描述兰屿的话。达悟文化中，海洋由男人主导，陆地的工作则交给女性，部落的家庭分工才令岛屿完整。

对男人来说，与海相处的方式，除了潜水射鱼之外，还借助重要的出海工具，拼板舟。拼板舟又分为10人大船、小船、有雕刻和未雕刻的，以10人大船的地位最高。当时谢福美年近70的父亲透露心愿，要在晚年尚有体力的时候，做一艘属于自己家族的10人大船。

一艘10人大船，需要由至少5种木材打造的27块板子拼接而成，不用钉子，是为拼板舟。5种木材包括a ci yi（龙眼树）、i tap（榄仁树）、mozgi（面包树）、kolitan（台湾胶木）和poro（兰屿赤楠）。所有木材都由家族男性上山砍伐、切割成型，再组装、雕刻、上色，工程浩大而漫长。那一年，她的家族中有6个直系亲属家庭参与了造舟。

女人的工作也很繁重，谢福美跟著母亲一起，从男人上山取材的第一天起，直到大船下水仪式完成，在三四个月中每天都为家族的男人准备食物。“中午一定要有，如果男人工作到傍晚，也要给他们准备晚上的食物。”在没有外来食物的年代，这些食物就是女人种植的芋头。

下水仪式前几天，谢福美的母亲穿上传统盛装，到水芋田把成熟的芋头一颗一颗挖出来，洗干净，在仪式上堆满了大船内外，是对大船最好的祝福。父亲则带领家族的男人抬起大船，举行盛大的抛船仪式，直到护送大船下水，带回第一笔渔获。

纪录片《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拍完8年后，谢福美的父亲去世。这段为文化保存而记录的影像，也成了她怀念父亲的方式。

谢福美之后的纪录片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她自己的身影。她拍摄母亲作为达悟女人的传统部落生活，自己也真的开始学习和思考，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达悟女人。

她在纪录片《男人不知道的事》中拍摄母亲和亲戚中的女性长辈怎样上山挖陆蟹，制作芋头糕，最后自己也穿起雨鞋，戴起草帽，趴在地上挖起陆蟹来，拍摄者变成了还不太会使用摄影机的母亲。最近两年拍摄的《另一个家》，记录她自己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Sinan Yongala之后的部落生活。

2009年，她和同属东清部落的丈夫结婚，随后生下一男一女。这时母亲告诉她，在达悟族传统里，两个单身男女决定共组家庭之后，必须离开原生家庭，在附近找一块地，盖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垦属于夫妻自己的水芋田，这才能叫做成立了“另一个家”（达悟语matarek so vahey）。男人要开始练习造舟，造完以后就要下水捕鱼，女人种植芋头，也要学习达悟的传统织布技艺，制作衣服。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句：“我妈妈那时候说，既然你们已经组织家庭了，不可能每次传统祭仪的时候，都要爸爸妈妈拿芋头给你。”谢福美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个体，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总不能每次都伸手跟妈妈要，你是没有手没有脚吗？”

就是这一句，让她在40多岁的年纪，和丈夫背上锄头，带上摄影机和三脚架，到深山里一边开垦，一边互相拍摄。“噢！那个过程。”她现在想起，仍然苦笑著摇头叹气。把一块荒地变成水芋田，需要用手拔除土地所有的杂草，用泥土围出田埂，再引山水到田里灌溉。

从第一天开垦到种下第一颗芋头苗，从没有做过农活的夫妻俩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开垦之后，种植和护育就是女人的工作了。可芋头苗从哪里来呢？还是要去找妈妈。兰屿的芋头苗算一算也有七八种，妈妈告诉谢福美，黑色茎的芋头苗果肉最好，要种在边边，才不容易被风吹倒。种下之后，三不五时就要去除杂草、看水流、捉蛀虫，直到一年多以后芋头才能收成。

部落女人不易做，谢福美拍了那么多年，可第一次感受如此之深。“真是自己试过才知道。”

可辛苦还没有结束。好不容易种下的芋头，本以为可以在飞鱼祭前几个月收成，却遭遇了不速之客山猪。山猪会闻到芋头果实的香味，从铁丝网下面钻进田里偷吃。“结果整个芋头田被山猪夷为平地！我跟妈妈当下就直接大哭！妈妈说，怎么办啊，你们好可怜，你们第一次！”

她自己还留存一线希望，“我想说底下应该还有几颗剩的，结果一颗都没有！”可是哭完伤心完，芋头还是要继续种。“这就是部落的生活啊。在早期，没有芋头就没有东西吃，必须要种。”几个月后，她去补种芋头，但已经赶不上那一年的飞鱼祭了，只能为明年努力。

“我看到了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文化养分。”回到小岛成为真正的达悟女人，虽然出师不利，但她仍在一步一步地练习。

怎么办呢？我们的未来

然而，今天的兰屿人已经不能再忽视货币价值。尽管谢福美非常努力地记录和保存岛屿的文化，身体力行去记住属于达悟女人的农耕智慧，可是那终究无法成为她全部的生活。她很坦白，也很苦涩。“现在住在部落很辛苦的一点是，你总是要想著钱的事，忙著赚钱。”

为了照顾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在6年前辞去工作，离开了《兰屿双周刊》。但造舟、捕鱼、种芋头，并不能带来经济收入。现在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丈夫从事观光业，她则时不时接一些关于兰屿的短片和纪录片拍摄专案，补贴家用。

什么都要钱。孩子未来读书，也一定需要钱。开垦第一块水芋田时，丈夫常常要花时间带游客来赚钱。本只能由本族男性触摸和使用的拼板舟，让女游客体验一次就可赚到几百台币。带游客浮潜一次的收入，可能比抓一夏天的鱼都要多。7-11售卖的外来食物养刁了小朋友的嘴，传统的芋头糕不加点外来的白砂糖，也有人吃不惯了，但在7-11工作的收银员，又何尝不是迫于生计的年轻族人？既要在现代生活中谋得生存，又参与真正的部落生活，怎么可能是件容易的事呢？哪种生活是该抛弃的呢？

金钱总与传统的部落生活尤其是岁时祭仪产生冲突。每年2月到10月的漫长飞鱼祭，从大岛回来参加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她感觉到这一代已经有丧失了许多祭仪的知识，过程简化，到最后祭仪可能就会消失。

她为此感到焦虑。“这很危险，我很难去想象今后会有怎样的文化断层。时间过得那么快，哪一天老人就离开，是说不准的。”

从她18岁离开兰屿到大岛去打工，至今已过了24年，可兰屿的年轻人在高中毕业之后，仍然要面对同一个选择：留在岛上，还是去台湾？如果留在岛上，也许有机会参与真正的部落生活，但能否维持稳定的收入？如果去台湾，有机会读大学的话，读完还舍得回到部落吗？如果没有机会读大学，又是否只能永远做底层的打工族？

怎么办呢？我们的未来。

就像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在小说《安洛米恩之死》中的话，“必须学好华语汉字，在台湾求职谋生才有竞争力。”安洛米恩的大哥无法适应大岛的生活，在自杀前，这样提醒弟弟。小说接著写道：“然而，年少轻狂的他不认为如此……只要下海抓鱼，其他的琐事好像都不存在似的。怎么办呢？我们的未来。”

她也开始为自己的两个孩子思考这个问题。没有读到大学的她，还是希望能赚到足够的钱，让孩子去大岛读大学。读大学，自然要学好国语，可她又想在家和孩子多说族语，希望能两不误。

“这是兰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一定会面临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10月，谢福美忙著给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交最新的纪录片制作计划，她要拍摄兰屿快将消亡的小米文化。达悟人在不同祭仪中给小米赋予了至少二十种功能，其中已经消失的一项，就是在飞鱼祭中的祝福祭，达悟女人要以煮熟的小米点在水源地的石子上，祝福芋头田与家中的孩子。而东清部落只剩一两户人家还在种植小米，包括她的妈妈。

片名暂定为《小米的祝福》，谢福美打算请母亲带著自己和女儿，去自己开垦的芋头田上，重新做一次这已经消失了四五十年的古老仪式。

在现代性危机下，回到兰屿，并不就等同于回归了原乡。你有多认识你的家？她和几代兰屿人一样，差一点就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亲密感。为了不成为身在原乡的“异乡人”，她作为谢福美和Sinan Yongala的两种生活，都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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