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與世隔絕的山林間，跟黑皮膚的緬甸人聊了聊

端旅行將於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5日推出緬甸深度遊，邀請自由記者阿潑同行，循著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緬甸生活的足跡，行經仰光、曼德勒、卡塔等地，探尋他筆下《緬甸歲月》中那個如今看似開放民主，實則暗藏各式束縛的緬甸。

我來到緬甸前，在泰緬邊境聽聞的所有種族清洗與驅逐故事，都從緬甸獨立這一刻開始說起。獨立後，緬甸成為一個高度文化同質的國家，與少數民族數十年征戰不斷。是殖民引領了獨立，帶來了戰爭，但也因為獨立，走向另一個悲慘的故事。

1943年獨立戰爭開打後，不只英軍和眷屬，連境內的印度人和其他族群皆成為難民：「在當時，約有一百萬人出走，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強迫遷徙。這也是英國史上唯一一次所有官兵攜家帶眷跟著軍隊撤退。據估計，高達八萬人在逃難途中死亡，這些衣衫襤褸、飢病交迫又驚恐害怕的人潮，得要跋涉數百英里，穿越這片恐怖土地，走向通往孟加拉、曼尼普爾、那加蘭（Nagaland）和相對安全的英屬印度的山隘。幾乎家破人亡。」，曾任《經濟學人》東南亞通訊員的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在《變臉的緬甸》中如此寫道。他還細細描述那些支持英軍的克欽、克倫等族群所遭受的悲慘對待。

二戰即將結束之際，昂山素姬之父、緬甸獨立軍的領導人、有緬甸國父之稱的昂山（Aung San），帶著緬甸獨立軍投靠英軍，獲得最後的勝利；並且在緬甸即將從英國贏得自由的前夕，和撣族、克欽族和欽族的領導人簽訂彬龍協議（Panglong agreement），企圖解決緬甸內部的族群問題。

在這場會議上，昂山慷慨激昂地說著：「一個統一的、自由的緬甸夢一直縈繞著我，今晚在此聚會的所有人都在追求同一個夢，我們緬甸生活著克倫族、克欽族、撣族、欽族、緬族等等，其他國家也同樣有許多原住民、種族。種族沒有硬性邊界，宗教是良心問題也沒有障礙物。如果我們想要國家繁榮，就必須集中我們的資源、財富、技能等大家攜手共進、有福共享。如果我們各自劃分為克倫族、撣族、克欽族、欽族、緬族、孟族、若開族等，各往各自方向拉扯，聯邦就會拉裂，我們就要犯錯誤而飲恨終生了。讓我們一起攜手合作吧！」

這場協議承諾邊境地區原則上在內部事務享有充分自治權，克欽邦最終也將由自身的立憲議會來治理。撣邦（Shan state）甚至得到昂山的承諾，在獨立十年後有權力完全脫離緬甸。然而，大力提倡彬龍協議的昂山本人，在《緬甸聯邦憲法》通過之前，於1947年的7月19日遭到緬族政敵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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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被殺的63年後，我搭著幾乎空蕩蕩的國內班機，從仰光直飛茵萊湖（InleLake）──這個湖被山所包圍，交通閉塞，曾經是古王朝流放敗軍和犯人的地方，此時卻被稱為緬甸天堂。居住在此的人，過著水上生活，自稱是湖之子。這個位於緬甸撣邦的觀光勝地，屬於撣族（傣族）的領域，在中國唐宋時期，這裡和雲南一起被稱為「妙香國」，1947年，昂山將軍在撣邦的彬龍與各族群代表簽署了彬龍協議，半世紀後，其女昂山素姬為了選舉而走遍各個少數族群聚落，同樣也來到撣邦，更趁機遊覽茵萊湖，她的助理瑪姬描述當時陽光刺眼，昂山素姬便用帽帶固定住帽子，臉上還蒙著白手帕，讓攝影師傻了眼。

2017年的今天，緬甸境內的種族問題炙烈，若開邦殺戮不斷，羅興雅難民的苦難舉世矚目。羅興雅的苦難同樣從獨立當時算起，那時，在阿拉坎，緬甸獨立軍和當地的若開族人突擊了穆斯林羅興亞人，理由是「羅興亞人接受英軍武裝訓練」。因此，就算今日世人將責罵之聲投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昂山素姬也無法多說什麼。她或許記得且堅持著獨立建國時期的大緬族主義，或許也忘記父親被暗殺前所簽訂的那份協議。

那份協議中承諾：「邊境地區人民將享有在民主國家裡被視為最基本的權益與特權」。就是因為這個協議，這半世紀來與緬甸軍政府抗爭的族群，當初才勉為其難加入了這個新興國家成為它的一部份，然而，他們終究是被背叛了：這協議非但沒有被兌現，情況還更為劇烈，軍政府就像喬治歐威爾筆下的樣貌，從思想文化到生活滲透緬甸各個角落。

但軍政府到底是什麼樣子？當時到了緬甸的我，無從想像。

當飛機抵達靠近茵萊湖的Heho機場時，我往機窗外望去，只見多位緬甸軍將排列在機門外，候著一位貴夫人和其子下飛機，他們為貴婦撐著傘，小心翼翼護送著她，而這位婦女頭上也帶著帽子。這位不知哪位將軍的眷屬，讓我想起了昂山素姬：如果昂山將軍沒有被暗殺，昂山素姬的生活會不會和她相同？只是，這兩位緬甸女性，不僅有著不同命運和位子，責任更是不相等，昂山素姬——那位在茵萊湖帶帽的女性，從20年前起，便一步也離不開自己位在大學路上的家，或許她也很久沒戴帽子了。這是我在緬甸第一次看到所謂的「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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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軍政府認可的範圍內，深入少數民族的聚落，我在茵萊湖的早市，跳上pick up，和當地人一起顛簸到了一千三百公尺高的格勞（Kalaw）。聽說那裡的山上人家，過著自給自足的避世生活，我預計在哪裡找個登山嚮導，好健行於山間。

格勞是英國殖民者的避暑勝地。一位名為揚-菲利浦．森卡（Jan-Philipp Sendker）的德國記者觀察到，緬甸困在軍政府專制中，人民貧窮卻又知足樂天，讓他被文化裡的靈動性打動，於是，一邊書寫亞洲情勢，一邊透過虛構的方式勾勒這個國家的內裡，像是命盤或因果。

幾乎每個來這裡的旅客都會提到這本《在心跳消失之前》（The art of hearing heartbeats）。故事描述一個緬美混血的女孩，為了尋找失蹤的父親到了緬甸，因為唯一的線索是一封從格勞寄來的信件⋯⋯這是一個看似愛情故事，實則談東方哲學的作品，很快就成了暢銷書。而揚-菲利浦．森卡還寫了續集《雨季之後愛來了》，繼續延伸格勞的故事。書中生長在緬甸的哥哥寫給女主角的信中提到：

「自上回一別彷彿已經過了許久，雖然我的生活與克勞並無多大變化。占星師的妻子臥病垂危，我們初見時那間茶館老闆的女兒如今生了個兒子，人事物來來去去，就跟世上其他地方沒兩樣，不是嗎？妳或許還記得，這裡的生活節奏跟妳那兒不太一樣，我得承認自己無法想像妳的世界步調有多快⋯⋯

眼看我這信寫得太長了，恐怕這就是嘮叨的老年人，但願我沒有占用妳太多的時間，我該停筆了，我們這兒已是黃昏，過去幾個禮拜以來，克勞的電力供應都不太穩定，我家天花板上的燈泡閃爍得非常嚴重，會讓人誤以為燈泡想傳達某些祕密訊息，但我猜這只不過是另一回停電的前兆。」

這或許就是我會在格勞遇到的經驗吧，沒水沒電的荒蕪之地。但當時沒有人可以證實。

我到緬甸，還沒什麼旅客來到格勞——嚴格來說，整個緬甸觀光客都不多——但旅行業已經慢慢開始，例如，我才剛跳下車，一個黝黑膚色的矮個兒就突然擋在我面前，不停唸著他是導遊，求我們給他一個機會讓他服務。他的口氣急迫不容我拒絕，我於是答應隔日健行由他擔任嚮導。接下生意後，他樂得帶我去訂車票、吃午餐，並且四處逛逛。

這個叫彼得的導遊，和他哥哥在格勞街上合力經營一家旅行社。胖而沉默的哥哥負責經營收費，瘦小愛說話的弟弟則負責導覽。他們明顯別於緬甸人的外表，說明著他們的祖先原不屬於此，「我爺爺從南印度隨同英國軍隊來到這個國家。」彼得笑說，他們是「黑皮膚的緬甸人」。

過往，緬甸被當成英國統治印度的附庸，大量印度人隨著英軍而來。彼得的祖先也是。他的家族隨著英軍來緬甸定居已經三代了，但彼得還像個印度人，相當碎嘴（talkative），不時叨唸著他的感情、他的生活、這個社會和這個國家，甚至這個世界，但我總無法判別真偽。

反身（reflective）人類學研究總說，「報導人決定你的田野結果。」我對格勞這個地方的認識，也就受限於我嚮導的觀看視角，他不太喜歡介紹格勞或談論緬甸，卻熱中分享各種抱怨和「世界觀」，例如：「我討厭泰國人，因為他們販賣毒品，污名讓我們緬甸人來承受。」、「日本女人笑起來太豪放了，日本男人曾對我說過他們很縱慾。的確，有日本女人要找我睡⋯⋯」或者抱怨哪國人特別小氣。彼得一心想到澳洲或美國工作，不過緬甸人取得簽證不容易，只好透過客人摸索世界，他的客人形塑了他的世界觀，而他也想透過我了解台灣和中國的所有故事。

我對印度人碎嘴的偏見，在彼得身上獲得映證，健行的疲累已困住我，沒有耐心承擔他的抱怨及說故事，我的脾氣愈來愈差，聲音愈來愈高亢。「台灣女人的個性實在很差。」我幾乎可以想像他對下一個客人這麼抱怨台灣了。

但他偶爾也會有些讓人啞然失笑的可愛行為。爬山途中，他告訴我要上廁所，從樹林跑出來時，他黑色的臉上竟透著微紅，而後他開始碎碎唸：「我覺得好可恥，好可恥。」我不解：「有什麼好可恥的？」他說：「我告訴你我要上廁所這件事，讓我很丟臉。」他仍帶著印度文化中的卡斯特（Castle）階級觀，並以一貫謙卑態度在他的客人（主人）面前展現、在意著「不潔」，也強調女孩子要忠誠等等。

格勞這個小鎮因為位居高處，是英國殖民者的避暑聖地，留下許多英式建築，但都被軍政府的人接收了，我和彼得的健行路程就從數落著軍政府的財產和奢華開始。我就這麼跟隨著他的這些碎語一起翻山越嶺，路過各個村落。彼得偶爾會說些深得我心的評論，例如：「這個政府是瘋子。」他對各種抱怨都不會修飾，更別說評論政府了。對軍政府的批判，或許也是我這個帶著偏見和敵意的旅人的「甜蜜點」，我期待聽到更多，但彼得意不在此，這只是他抱怨的一部份。

和茵萊湖的美麗相比，格勞讓我失望。此時是緬甸的乾季，難見蔥綠生氣，於是一路往上爬幾乎都是黃沙、無樹，和路旁還堆著燃燒過後的灰燼碳火，加上彼得嗡嗡不停的話語，讓人熱又煩躁，換我抱怨：「為什麼都沒樹木？為什麼樹被燒了？」

「這裡的林木資源都是政府的，我們不能採集，會被罰。」彼得說，行賄沒有用，因為警察比你有錢，而且來逮捕你的也不一定是當地警察，「軍人很有錢，而且他們靠行賄而高昇。」我已經習慣彼得毫無邏輯地唸下去，在這麼一大片話語中，最少都能撈到一個重點，「政府處罰人隨心而至，緬甸基本上沒有法律（No law）。」不過，這和林木不見有什麼關係？既然人民不能採集資源，那樹木到哪兒去？答案其實很簡單：這是國家的資源，當然只有軍政府可以採集可以賣。「大部分的木材資源都來自叢林，叢林有瘧疾，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輕易採集。」

當晚我便見到對面山林大火，當地人告訴我，人民會放火燒山，好取得木炭、獸肉、土地等「資源」和能源，「反正是無人之地，政府不會管。」我經過的山區部落幾乎都依靠山林為生，但無電無水，明顯貧苦，雖然村裡的婦女們會製作些手工品或竹掃帚好拿到市集販賣，但一支掃帚只賣得到半塊美金的價錢，他們太窮了，要利用山林資源才生活得下去。

路過一所公學校，和當地老師聊沒多久，他們便有些窘迫對我提出請求：「能否捐點錢給我們？明天學校有慶典活動，我們希望可以為學生準備些禮物。」這是個一年一穫的地區，物資缺乏，學生的生活也貧苦。這裡的老師收入儘管微薄，但都比留在家鄉好，因為家鄉通常也工作機會，只能來到這偏遠山區，教書掙點錢，但這些錢，連養活自己都難了，實在無力為學生多做些什麼。像我這樣一個旅人，來到這裡，給了點錢，能改變些什麼嗎？我一邊忖度一邊繼續往上走，走了半天後，在另一座山上再遇到一間由村民自己興建的簡單托兒所，他們集資聘請老師來照顧小孩，好讓全心投入農作。這裡大大小小的孩童身上都裹著沙泥，臉上都掛著兩串鼻涕，每雙大眼都睜個看我，除了笑聲和我手上的相機，我無法跟這裡的任何一個人聊天，彷彿困在語言的長城裡。即使我渴望瞭解他們的世界，而他們也希望觸摸到我的世界。

我原以為就這麼遁入五里霧，不料高人在山中。當我傍晚行到山上的驛站，驛站主人Morte讓我發現了另一個世界。

Morte的祖輩也是來自南亞，是英國軍隊的隨行尼泊爾廚師。「英國人很喜歡聘用印度和尼泊爾廚師。」Morte承襲著家族的廚藝，原在格勞開餐廳，二十幾年前花了七千緬幣，在山上買了一塊地，自己種田、養雞和牛，除了經營驛站，他還賣自己做的奶油。「我沒受過良好的教育，不像我的兄弟姊妹一般有出息。」

晚餐後，就著燭火，我們一邊喝著印度拉茶，一邊聊天。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山上小屋裡，Morte說他不相信有來生，不相信有靈魂，不相信南亞或東南亞的宗教觀，他的言語理性且充滿霸氣，英語也相當流利。

「我和觀光客學英語，」Morte比著屋外的太陽能發電機笑說，這就是德國人送的，「外國人來，我和他們交朋友，我這個小屋很國際化的呢。」的確，這個由泥土和稻草砌成的驛站，竟有太陽能板讓我很好奇，更特別的是，主人還能暢談當時的歐美政治經濟局勢，聽得我目瞪口呆滿臉疑惑，Morte才笑著拿出法寶：一台簡單的收音機，「我都聽BBC，這是緬文廣播。」他每天固定在一個時間收聽BBC，世界透過天線傳到這個雞啼狗吠老鼠叫的緬甸山區，平時這個地方除了不肖人士伐木盜林火燒山林以取得能源，只有平靜。

「我曾經回到尼泊爾。」沒有護照的Morte描述自己如何搭車到邊界，並選擇防衛疏漏處，「走」過去，「如果被發現，我只要說我回家就行了，我的長相就是尼泊爾人。」他冒著危險翻閱國界的理由，僅只是「想回家」。但拜訪完親戚後，他又回到了緬甸：「因為緬甸比較平靜（Peaceful）。」

這句話彷彿石頭在我心裡擲出了漣漪。外界想像緬甸的紛亂貧苦，亟欲幫他們追索民主自由，但一個得以離開的人，卻在這裡圖了平靜。現在的緬甸，是否失去平靜，能變得更好？我是不知道的。

端旅行將於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5日推出緬甸深度遊，邀請自由記者阿潑同行，循著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緬甸生活的足跡，行經仰光、曼德勒、卡塔等地，探尋他筆下《緬甸歲月》中那個如今看似開放民主，實則暗藏各式束縛的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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