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胡晴舫：為了認出自己的臉孔，我們必先認出彼此的臉孔

胡晴舫有三種身份：旅居的人，上班的人，寫小說的人。雖然這三件事都不算稀奇，普通人都上班，都會旅行，可能也會換個城市生活，然後有自己的愛好，比如攝影、寫作、玩band。但我在這裏一定用「身份」來錨定，是因為她把這三件事經營得刻苦，都像是職業一樣認真來過。

出生在台北的她，28歲正式離鄉，至今長時間旅居過7個地方：美國威斯康辛州、香港、北京、上海、巴黎、紐約、東京；行腳經過的城市，更是數不勝數。遷徙對她來說，與其說是生活或工作的因緣際會，不如說慢慢成了一種有意識的人生選擇。她還意識到，自己的選擇並非偶然：「如果連我這樣家境普通的台灣小孩都開始移動，那麼流動，一定是全世界的共同命運。」

她帶著對「旅人」的鮮明自覺，一路記錄旅行所看到的世界，全球化與國族意識鬆動的世界，更記錄「流動的旅人」這新型身份本身。這也是外文系出身、熱愛文學的她，除了打幾份寫字工之外，第一次正式寫作。32歲時，年輕人一路上的行腳筆記，被當時台灣《新新聞》雜誌總編輯顧爾德慧眼識出，出版為她的第一本書，散文集《旅人》。作家胡晴舫，就這樣躍入讀者的視野。

和上一輩台灣作家普遍關照的「民國流離」與「本鄉本土」這兩大命題不同，從2001年第一本書出版，胡晴舫此後筆耕不輟寫了十一本書，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評論集，視野都脫離台灣母體，在她旅居的城市與地區跳躍，人物與故事也往更普世的脈絡中探索。幾乎很難再用「台灣作家」來描述她。多年之後回頭看，顧爾德最初的評論仍然一語中的：「她是全球化時代台灣第一個敏銳地捕捉到那種空間時間遽烈改變的文學作家。」

2017年，胡晴舫的第十一本書《無名者》出版。在她第二次定居的城市香港，銅鑼灣希雲街尾，一間只有兩張桌子的小咖啡館，她向我解釋「台灣人」這身份，於她而言的意義：「對世界來說我是無名的。我的身份，我的護照，我的財富。我必須要一個人去面對世界，一直被迫要問，你跟其他人的聯結是什麼。」

「台灣人是一個先天邊緣的身份，好像沒有什麼天然是你的東西。作為台灣人，我要更用力，才會看到世界的樣子。但作為台灣人，我也可以更自由去探討什麼叫身份，什麼叫人，什麼是人權，什麼是自由，我與世界的關係。沒有一整套穩定的價值系統接在我身上，所以我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定義。」胡晴舫告訴我，「這好像很悲哀，但也是優勢。我被迫要跨出自己的自憐，去看到別人，看到這世界上太多連生存權利都很困難的人。」

就這樣，她從台灣出發了。結婚、工作，因公因私，自此成了異鄉人。如她在作品《旅人》中寫的，每一個旅人都是「不甘受限於那些既定遊戲規則的人類」，「時時渴盼從熟固僵化的環境抽身」，要「搭上自己的『小獵犬號』，揚帆出航，去發展自己對世界的一套解釋方法。」

她還寫：「如果能夠選擇，我冀望，自己成為一個人性上很美好的旅人，未必是一個政治上特別正確的旅人。」

她略過全球化時代那些同質化的都市地景，將目光落在「人」的身上

不過胡晴舫不是那種凱魯亞克式的旅人。她的旅居之地不是公路電影的場景，而是伍迪艾倫鏡頭下的中產階級大都市。咖啡館、辦公室、公寓樓，是她無論變換哪個城市，都相似的生活場景——旅行者之外，她還是一個職業人。

都市裏那些一模一樣的寫字樓、格子間，她親歷過，而且不少還位階很高。她做過大型商業和政府組織的關鍵職位，比如PLAYBOY的繁體中文版總編輯，南華早報中國市場總監，包括現在的台灣駐港光華新聞中心主任。她也總能看到大都市深處——那些爭奇鬥艷、小心算計的辦公室裏，更多的人性風景。

在2011年出版《城市的憂鬱》之後，她曾在與誠品編輯的訪談中解釋這些城市吸引她的原因：

「在我移動多城的經驗中，很快會認識到一些共通的符號、狀態與人物，雖然我們居住在不同城市，但是卻非常相似，我們有些行為舉止，和其他城市的人也沒兩樣。人類架構社會的方式本就差不多，全球化更為明顯，這些符號更為類同，不分東西方，只因為人的欲望都相同。」

「許多人痛恨金錢打造的城市，但我認為金錢比國家中性，國家由法律和意識型態構成，只能決定行政首都；但金錢卻能流動，人是現實狡猾的動物，追逐欲望，這造就了城市的活力。」

她覺得「城市由人塑造而成，人創建自己生存的自然。」都市的性格就是無名人的性格。無名的人混在人群中，頂著平庸相似的面孔，背後卻各有各有的驚濤駭浪。於是，她的眼光略過全球化時代那些同質化的都市地景，落在人身上——「在文學國度裡，沒有一張臉孔不該從芸芸眾生單獨挑出來，沒有任何故事不值得書寫，沒有什麼生命不值得記錄。」

她還專門寫過一本文集《辦公室》，辛辣筆調寫就辦公室人情百態：

「辦公室是一座渾然天成的瘋人院。……我觀看我的總經理像一隻志得意滿的蝴蝶在辦公室盤旋，來回飛舞，同事們帶著固定到有點呆滯的笑容跟在他身後，我不由得想，這已經是最偉大的文學主題了。就算薩德公爵有再多的瘋狂才華，他在瘋人院導的戲也不能比這個更好。」

在博客來書店的評論欄裏，顯然許多讀者從這本書找到了共鳴。一個暱稱小太陽五號的網友說：「書裏描寫Office的各種生態（午餐時間、課外活動、下午茶……）、 worker的無奈與無力（鬥爭、升遷、信件CC給誰、同事八卦）等等。 好多情境貼切到我以為胡是我的朋友，而我曾告訴了她這些那些，於是她寫下來賺稿費。XD 」

別誤會。在職場裏的胡晴舫不是一個牢騷滿腹的魯蛇，相反，她笑稱自己被香港的瘋狂轉速影響，工作起來敬業且拼命，也因此在很年輕時就擔任大機構主管。只是幾次聊天時，談起辦公室那些瑣碎片段，她的口頭禪，總能聽出一種與普通職場人不同的況味：「小說家會告訴你，這個人雖然還在，但他已經離開了。」「小說家會告訴你，故事的真相很可能是這樣的……」

仿佛她真實都市生活裏的人與際遇，會以小說的神秘結構展現開來，而小說家就像巫師一樣，一邊辨認世界與人性層層疊疊的崖谷，一邊又投身其間，和她已經分不清筆下還是現實中的角色朋友，一起過了一遍那陰影遍地、道德斑駁的人生。

她牢牢抓住「文學」二字，因為沒有什麼生命不值得被記錄

人的一生會扮演很多身份和角色。我在胡晴舫的諸多角色中選擇了「異鄉人」和「職業人」這兩種來描寫，是想遵循她的軌跡，不受單一地域、文化、國族認同的局限，亦不用台灣、女性這樣的詞彙界定她。

不過，如果角色只有一個選擇，我想她會牢牢抓住「文學」兩個字。

「小說家」、「文學人」，這才是她與世界相處的真正身份。因為，「在文學國度裏，沒有一張臉孔不該從芸芸眾生單獨挑出來，沒有任何故事不值得書寫，沒有什麼生命不值得記錄。」

與之相比，對歷史來說，「太多人直接歸類無名，群眾才有意義，個體的渴望與吶喊，註定要遭淹沒」；對社會學來說，「所有人只是等待分析的社會樣本，用來支撐一個制度的運轉，沒有血肉。」

而文學教導她人性，「學會同理心，尋找那個片刻，一個人存在的本質將如岩岸退潮之後裸露出黑色嶙峋岩石，光天化日之下，散發海洋的腥味，卻閃耀如星光芒。」她在作品《無名者》中這麼寫道。

她亦相信，「文學對我解釋了這個世界，非常之複雜，充滿灰色地帶，佈滿各種深深淺淺的道德陰影。因為文學，我看見那些本來看不見的事物，使我不懼怕活著這件事。」

她寫——就像二十多年前在《旅人》中寫的那樣：「文學使我想要變成一個好人。」

不要政治正確，不要信奉一套主義，拒絕意識形態、情感動員或者大數據，只是注視著人。

文學並不只是價值，更是事業。胡晴舫笑說，只是這跟朋友解釋起來有點難。她說，在巴黎，可以很自然地跟初次認識的朋友介紹自己是寫作者，而對方也會熱烈關心她正在寫作的議題，饒有興趣地參與討論。但在華人的社交場合，如果用文學或者寫作來介紹自己，在聊天時往往很容易冷場，或者出現奇怪的畫面：「比如對方突然跟我說，啊我兒子也寫東西……然後立刻進入很實際的介紹工作之類的環節。」

出版了第十一本書之後的2017年夏末，在希雲街的咖啡館，她端著一杯冷掉的咖啡，鎖眉微笑：「我覺得我還沒有寫出代表作。」歲月已經在清瘦的面容上留下痕跡，而她從來不試圖遮掩。她的衣著非常簡單，只是眼睛，一直沉鬱而精亮著。

「你懂我意思嗎？寫小說就像跑步一樣，是有段位的。比如我現在能跑八公里，我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強迫自己去跑十二公里，因為這樣就會垮。寫作真是一個跟自己賽跑的過程，而不是跟時間。你對自己要有耐心。當然也可能會失敗，世界上失敗的藝術家很多，但至少他們有試啊。」

「什麼樣才算代表作？是因為觸動你的東西你還沒有去寫它？還是沒有找到那個最觸動的點？」我問。

「比如在小說裏，你其實是你每一個角色的代言人，哪怕是你討厭的角色，你都要幫他講話的。每一個角色都有他的立場和動機。但當你已經看到、進入每一個人的角度之後，還有一個真正的訊息，是要透過這些對話、這些故事、這些對象傳遞出來。這是一個小說家最主觀的訊息。他認為這個世界出了什麼狀況，秩序是什麼，他認為這個世界的真善美究竟是什麼東西，提問的原點在哪裏。這是他觀念中的純美，要透過不斷的角色對話和情節推進，去表現出來。這是小說家的『跳躍』。完成了這個跳躍，才稱得上真正的作品。」

她接著說：「我一直在描述我看到的世界，好或不好，美或不美，這個白描的狀態從《旅人》一直到《無名者》，大概要結束了，告一段落了。我覺得，我現在可以去做那個跨越了。我的成見，我的執著，這個石頭我要投出去了。」

這個石頭是什麼？

她一字一頓地說：「我有兩個字，共生。」

她說，自己小時候對人性的理解很負面，相信他人就是地獄。但這些年來，自己生活在不同城市的邊緣，籍籍無名，「是仰賴陌生人施捨給我的慈善，才可以走到今天」，「他們願意跨越自己的舒適區去幫助一個人，而我因此受惠。」於是她現在知道，「人真的不太壞。」

她見證過災難和死亡。從香港到斯里蘭卡，從巴黎到波士頓，她總是與瘟疫、海嘯、恐襲、爆炸擦肩而過，有時候就是恰好從死亡列車的前一站下車，有時候與爆炸現場錯過半天或者幾個街口。而那些平時她著力注視、書寫的無名者，不管來自什麼國家、民族，有什麼樣的爭端、困擾，在那一瞬間都消失，變成數字，寫進歷史——也是一個無名者唯一寫進歷史的機會。

「無名者想講的是，其實災難發生時，根本不會認你的身份，海浪來你就死，哪有什麼國籍，地球人類本來就是一起的。」她說。「共生是這個意思。國家、種族、政治、階級把人類分開，網路看似把人們聯結起來，但卻走得更遠，彼此爭鬥。但，總要共生，不是嗎。」

就像《無名者》中《沒有歷史的人》那一篇的結尾：「城市的人群，看似無名，但每扇窗子後面都是真實的人。當我們學會幫對方恢復人性的同時，我們也將恢復自己的人性。為了認出自己的臉孔，我們必先認出彼此的臉孔。」

她沒有再說下去了。小說家終要繼續那程孤獨的馬拉松，用她的作品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