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胡晴舫：为了认出自己的脸孔，我们必先认出彼此的脸孔

胡晴舫有三种身份：旅居的人，上班的人，写小说的人。虽然这三件事都不算稀奇，普通人都上班，都会旅行，可能也会换个城市生活，然后有自己的爱好，比如摄影、写作、玩band。但我在这里一定用“身份”来锚定，是因为她把这三件事经营得刻苦，都像是职业一样认真来过。

出生在台北的她，28岁正式离乡，至今长时间旅居过7个地方：美国威斯康星州、香港、北京、上海、巴黎、纽约、东京；行脚经过的城市，更是数不胜数。迁徙对她来说，与其说是生活或工作的因缘际会，不如说慢慢成了一种有意识的人生选择。她还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并非偶然：“如果连我这样家境普通的台湾小孩都开始移动，那么流动，一定是全世界的共同命运。”

她带著对“旅人”的鲜明自觉，一路记录旅行所看到的世界，全球化与国族意识松动的世界，更记录“流动的旅人”这新型身份本身。这也是外文系出身、热爱文学的她，除了打几份写字工之外，第一次正式写作。32岁时，年轻人一路上的行脚笔记，被当时台湾《新新闻》杂志总编辑顾尔德慧眼识出，出版为她的第一本书，散文集《旅人》。作家胡晴舫，就这样跃入读者的视野。

和上一辈台湾作家普遍关照的“民国流离”与“本乡本土”这两大命题不同，从2001年第一本书出版，胡晴舫此后笔耕不辍写了十一本书，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评论集，视野都脱离台湾母体，在她旅居的城市与地区跳跃，人物与故事也往更普世的脉络中探索。几乎很难再用“台湾作家”来描述她。多年之后回头看，顾尔德最初的评论仍然一语中的：“她是全球化时代台湾第一个敏锐地捕捉到那种空间时间遽烈改变的文学作家。”

2017年，胡晴舫的第十一本书《无名者》出版。在她第二次定居的城市香港，铜锣湾希云街尾，一间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咖啡馆，她向我解释“台湾人”这身份，于她而言的意义：“对世界来说我是无名的。我的身份，我的护照，我的财富。我必须要一个人去面对世界，一直被迫要问，你跟其他人的联结是什么。”

“台湾人是一个先天边缘的身份，好像没有什么天然是你的东西。作为台湾人，我要更用力，才会看到世界的样子。但作为台湾人，我也可以更自由去探讨什么叫身份，什么叫人，什么是人权，什么是自由，我与世界的关系。没有一整套稳定的价值系统接在我身上，所以我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定义。”胡晴舫告诉我，“这好像很悲哀，但也是优势。我被迫要跨出自己的自怜，去看到别人，看到这世界上太多连生存权利都很困难的人。”

就这样，她从台湾出发了。结婚、工作，因公因私，自此成了异乡人。如她在作品《旅人》中写的，每一个旅人都是“不甘受限于那些既定游戏规则的人类”，“时时渴盼从熟固僵化的环境抽身”，要“搭上自己的‘小猎犬号’，扬帆出航，去发展自己对世界的一套解释方法。”

她还写：“如果能够选择，我冀望，自己成为一个人性上很美好的旅人，未必是一个政治上特别正确的旅人。”

她略过全球化时代那些同质化的都市地景，将目光落在“人”的身上

不过胡晴舫不是那种凯鲁亚克式的旅人。她的旅居之地不是公路电影的场景，而是伍迪艾伦镜头下的中产阶级大都市。咖啡馆、办公室、公寓楼，是她无论变换哪个城市，都相似的生活场景——旅行者之外，她还是一个职业人。

都市里那些一模一样的写字楼、格子间，她亲历过，而且不少还位阶很高。她做过大型商业和政府组织的关键职位，比如PLAYBOY的繁体中文版总编辑，南华早报中国市场总监，包括现在的台湾驻港光华新闻中心主任。她也总能看到大都市深处——那些争奇斗艳、小心算计的办公室里，更多的人性风景。

在2011年出版《城市的忧郁》之后，她曾在与诚品编辑的访谈中解释这些城市吸引她的原因：

“在我移动多城的经验中，很快会认识到一些共通的符号、状态与人物，虽然我们居住在不同城市，但是却非常相似，我们有些行为举止，和其他城市的人也没两样。人类架构社会的方式本就差不多，全球化更为明显，这些符号更为类同，不分东西方，只因为人的欲望都相同。”

“许多人痛恨金钱打造的城市，但我认为金钱比国家中性，国家由法律和意识型态构成，只能决定行政首都；但金钱却能流动，人是现实狡猾的动物，追逐欲望，这造就了城市的活力。”

她觉得“城市由人塑造而成，人创建自己生存的自然。”都市的性格就是无名人的性格。无名的人混在人群中，顶著平庸相似的面孔，背后却各有各有的惊涛骇浪。于是，她的眼光略过全球化时代那些同质化的都市地景，落在人身上——“在文学国度里，没有一张脸孔不该从芸芸众生单独挑出来，没有任何故事不值得书写，没有什么生命不值得记录。”

她还专门写过一本文集《办公室》，辛辣笔调写就办公室人情百态：

“办公室是一座浑然天成的疯人院。……我观看我的总经理像一只志得意满的蝴蝶在办公室盘旋，来回飞舞，同事们带著固定到有点呆滞的笑容跟在他身后，我不由得想，这已经是最伟大的文学主题了。就算萨德公爵有再多的疯狂才华，他在疯人院导的戏也不能比这个更好。”

在博客来书店的评论栏里，显然许多读者从这本书找到了共鸣。一个暱称小太阳五号的网友说：“书里描写Office的各种生态（午餐时间、课外活动、下午茶……）、 worker的无奈与无力（斗争、升迁、信件CC给谁、同事八卦）等等。 好多情境贴切到我以为胡是我的朋友，而我曾告诉了她这些那些，于是她写下来赚稿费。XD ”

别误会。在职场里的胡晴舫不是一个牢骚满腹的鲁蛇，相反，她笑称自己被香港的疯狂转速影响，工作起来敬业且拼命，也因此在很年轻时就担任大机构主管。只是几次聊天时，谈起办公室那些琐碎片段，她的口头禅，总能听出一种与普通职场人不同的况味：“小说家会告诉你，这个人虽然还在，但他已经离开了。”“小说家会告诉你，故事的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

仿佛她真实都市生活里的人与际遇，会以小说的神秘结构展现开来，而小说家就像巫师一样，一边辨认世界与人性层层叠叠的崖谷，一边又投身其间，和她已经分不清笔下还是现实中的角色朋友，一起过了一遍那阴影遍地、道德斑驳的人生。

她牢牢抓住“文学”二字，因为没有什么生命不值得被记录

人的一生会扮演很多身份和角色。我在胡晴舫的诸多角色中选择了“异乡人”和“职业人”这两种来描写，是想遵循她的轨迹，不受单一地域、文化、国族认同的局限，亦不用台湾、女性这样的词汇界定她。

不过，如果角色只有一个选择，我想她会牢牢抓住“文学”两个字。

“小说家”、“文学人”，这才是她与世界相处的真正身份。因为，“在文学国度里，没有一张脸孔不该从芸芸众生单独挑出来，没有任何故事不值得书写，没有什么生命不值得记录。”

与之相比，对历史来说，“太多人直接归类无名，群众才有意义，个体的渴望与呐喊，注定要遭淹没”；对社会学来说，“所有人只是等待分析的社会样本，用来支撑一个制度的运转，没有血肉。”

而文学教导她人性，“学会同理心，寻找那个片刻，一个人存在的本质将如岩岸退潮之后裸露出黑色嶙峋岩石，光天化日之下，散发海洋的腥味，却闪耀如星光芒。”她在作品《无名者》中这么写道。

她亦相信，“文学对我解释了这个世界，非常之复杂，充满灰色地带，布满各种深深浅浅的道德阴影。因为文学，我看见那些本来看不见的事物，使我不惧怕活著这件事。”

她写——就像二十多年前在《旅人》中写的那样：“文学使我想要变成一个好人。”

不要政治正确，不要信奉一套主义，拒绝意识形态、情感动员或者大数据，只是注视著人。

文学并不只是价值，更是事业。胡晴舫笑说，只是这跟朋友解释起来有点难。她说，在巴黎，可以很自然地跟初次认识的朋友介绍自己是写作者，而对方也会热烈关心她正在写作的议题，饶有兴趣地参与讨论。但在华人的社交场合，如果用文学或者写作来介绍自己，在聊天时往往很容易冷场，或者出现奇怪的画面：“比如对方突然跟我说，啊我儿子也写东西……然后立刻进入很实际的介绍工作之类的环节。”

出版了第十一本书之后的2017年夏末，在希云街的咖啡馆，她端著一杯冷掉的咖啡，锁眉微笑：“我觉得我还没有写出代表作。”岁月已经在清瘦的面容上留下痕迹，而她从来不试图遮掩。她的衣著非常简单，只是眼睛，一直沉郁而精亮著。

“你懂我意思吗？写小说就像跑步一样，是有段位的。比如我现在能跑八公里，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强迫自己去跑十二公里，因为这样就会垮。写作真是一个跟自己赛跑的过程，而不是跟时间。你对自己要有耐心。当然也可能会失败，世界上失败的艺术家很多，但至少他们有试啊。”

“什么样才算代表作？是因为触动你的东西你还没有去写它？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触动的点？”我问。

“比如在小说里，你其实是你每一个角色的代言人，哪怕是你讨厌的角色，你都要帮他讲话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立场和动机。但当你已经看到、进入每一个人的角度之后，还有一个真正的信息，是要透过这些对话、这些故事、这些对象传递出来。这是一个小说家最主观的信息。他认为这个世界出了什么状况，秩序是什么，他认为这个世界的真善美究竟是什么东西，提问的原点在哪里。这是他观念中的纯美，要透过不断的角色对话和情节推进，去表现出来。这是小说家的‘跳跃’。完成了这个跳跃，才称得上真正的作品。”

她接著说：“我一直在描述我看到的世界，好或不好，美或不美，这个白描的状态从《旅人》一直到《无名者》，大概要结束了，告一段落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去做那个跨越了。我的成见，我的执著，这个石头我要投出去了。”

这个石头是什么？

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有两个字，共生。”

她说，自己小时候对人性的理解很负面，相信他人就是地狱。但这些年来，自己生活在不同城市的边缘，籍籍无名，“是仰赖陌生人施舍给我的慈善，才可以走到今天”，“他们愿意跨越自己的舒适区去帮助一个人，而我因此受惠。”于是她现在知道，“人真的不太坏。”

她见证过灾难和死亡。从香港到斯里兰卡，从巴黎到波士顿，她总是与瘟疫、海啸、恐袭、爆炸擦肩而过，有时候就是恰好从死亡列车的前一站下车，有时候与爆炸现场错过半天或者几个街口。而那些平时她著力注视、书写的无名者，不管来自什么国家、民族，有什么样的争端、困扰，在那一瞬间都消失，变成数字，写进历史——也是一个无名者唯一写进历史的机会。

“无名者想讲的是，其实灾难发生时，根本不会认你的身份，海浪来你就死，哪有什么国籍，地球人类本来就是一起的。”她说。“共生是这个意思。国家、种族、政治、阶级把人类分开，网路看似把人们联结起来，但却走得更远，彼此争斗。但，总要共生，不是吗。”

就像《无名者》中《没有历史的人》那一篇的结尾：“城市的人群，看似无名，但每扇窗子后面都是真实的人。当我们学会帮对方恢复人性的同时，我们也将恢复自己的人性。为了认出自己的脸孔，我们必先认出彼此的脸孔。”

她没有再说下去了。小说家终要继续那程孤独的马拉松，用她的作品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