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喬治．奧威爾一起私藏的緬甸歲月

我認識的緬甸已經改變。

改變或許從昂山素姬的圖像被印製成商品，在大街小巷上販賣開始；或許從人們可以公開談論這位將軍之女，並在選舉集會上大聲呼喊她的名字，改變才算發生。或者從「民主鬥士」被解除軟禁、走出家門那一刻起，便經綸轉動一般，啟動這個停滯約半世紀的佛光之國的新局：肯德基、ATM與時尚咖啡店…世界各大都市擁有的商業輪廓，逐一在仰光出現，飛往緬甸的班機則班班客滿、一位難求。全世界都在重新認識緬甸；一個正邁向民主化、相對開放與自由的全新國度。

但我並不認識這個「緬甸」。我所相遇的、記得的，是一個沉入夢鄉的中南半島邊塊，除了輕輕的呼吸聲外，什麼聲音都進不來也出不去。沒有ATM，沒有連鎖咖啡店，沒有資本主義的痕跡，只有路邊的攤販、老舊的公車，還有街邊的小茶館。那時，仰光國際機場人數稀少、班機位子空蕩，沒有人對這裡有興趣，而「Daw /The Lady」還是街頭上的私語。

這是我私藏的緬甸歲月，像是貼上舊黃濾鏡的老派。

但不是很多人能懂。當時的緬甸對台灣人來說還像是個謎，我身邊無人踏進過這塊土地，朋友聽到我的旅行計畫後甚至直言：「你不應該到緬甸，那會讓錢流到軍政府手上。」還有朋友輕聲對我說：「小心地雷。」

我能理解大夥兒腦中浮出的負面印象和警告，因為我所認知的緬甸，從來就是帶著血的－－在這之前，我與這國家之間最近的距離，就是泰緬邊境上那看不到盡頭的鐵絲網；第一個見到的緬甸人，即是坐在鐵網上以難以言之表情面對著我的男孩。這畫面已足以說明當時緬甸給予世人的意象：亞洲最長壽的軍事獨裁政府，和被它困住的人民。在這泰國小鎮，我不斷聽聞內戰、游擊和種族清洗的殘暴故事，也聽到學運、鎮壓與酷刑的生命經歷。

1948年，擺脫殖民的緬甸，在第一任總理吳努溫和領導下緩步走了一小段民主道路，直至1962年，奈溫將軍發動政變，打造軍人政權，廢除憲法並解散國會。緬甸從此與現代世界隔絕，軍政府如何為所欲為，外界不得而知，自也無從干涉。

血愈積愈多，愈灑愈濃。國際社會祭出經濟制裁，軍政府也無畏無懼，以昂山素姬為首的政治領袖高聲呼籲全世界抵制緬甸、拒絕到緬甸旅遊，否則將為軍政府的彈藥庫增添武器。這並不算什麼極端訴求或無理呼籲，因為1963年企業國有化法實施之故，政府接管了境內企業，甚至外企，金錢資本和商業幾乎都在這個政權的手上，而這個政權渴望的，則是更多的控制與權力。

Lonely Planet不顧輿論，付印出版，卻也遭受譴責。於是，這本背包客聖經罕見地在《緬甸》中加註一個章節探討「應否到緬甸旅遊」的論點和建議。其中一個論點我特別做上記號：「你當然應該去，你得把故事帶出來，你得把錢交到那些平民百姓的手上去。」這個出版社遇到的道德困境裡，同樣作用在我身上。我只能讓這個同樣煎熬的旅遊導覽指引方向，甚至是吃住。因為作者挑選出來的不是最舒服的旅館也非最美味的餐廳，而是提示你：「如何減少將錢流到軍政府的機會。」

軍政府掌管了觀光客的吃住，也限制旅人的足跡：真正進入緬甸後，只能在軍政府認可的旅遊範圍中移動，世人只能看到政府想要展示的緬甸。但，那也足夠讓我們看到一個如同歲月凍結的國家。

作為英國殖民時期的首都，仰光曾是個繁榮的貿易都市，完全不輸給同時期的亞洲大城，它是20世紀初東方最現代化、國際化的大城，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在1927年派駐仰光時便稱它位在頂峰盛世，是一座「血汗、夢想和黃金之城」。然而，半個世紀不到，就在吉隆坡、曼谷等鄰近大城急遽都市化、全球化的同時，「緬族化」的軍政府因發展社會主義使得商業動能幾乎枯竭，直到90年代想要改採資本主義時，已經來不及。

數十年間，緬甸像是從時間的齒輪脫落一般，無法往前推進。整個國家簡單得如同我出生之時的台灣——甚至未及，樸實得讓旅人像掉進時光隧道。如果不是太在乎物質享受，在緬甸旅行其實很舒服，晨起吃早餐時，能看到旭日初昇的金色光彩披在沿路托缽的沙彌身上。從樓上往下看，只見紅色僧袍井然有序排滿了路，狀似螞蟻赤腳走過，卻宏偉如眾生；家家戶戶會派出一名代表，恭恭敬敬地在旁布施米飯，像是迎著菩薩浴著佛光般虔誠。這正是我在緬甸第一個早晨看到的風景，美麗得近似於一張立體明信片豎直在眼前。

城市內，小巧精緻的巴洛克建築無所不在，烏鴉在屋簷上跳上跳下，跳到電線杆上，再跳到屋前樹枝上。林蔭托出一個停滯在60年代不走的時代氛圍，壓過樹影的公車像是輪子再轉動幾次零件就脫落般破舊，但人們仍爭擠著上車，在車掌叫嚷聲中，遞出捏在手裡的鈔票。車動揚起了路邊灰塵，蹲坐路旁的食客毫不介意，賣柚木的姑娘吱吱喳喳地開心，低頭整理菜葉的攤販總忙個不停。仰光街頭平和不見肅殺氣息，我甚至無法相信，這條血腥之地，如今毫無痕跡只剩滿天烏鴉鴿子展翼。

我在舊城區的某個十字路口處停下腳步，那裡雜誌、舊書散落在藍色尼龍布上，任人翻閱。一名披著紅色袈裟的僧人佇立在書堆前方，專注讀著書。我蹲了下來，迅速掃過距離我最近的書報，從中挑找出能夠辨識的英文報刊：《時代雜誌》、《亞洲週刊》、《遠東經濟評論》⋯⋯這些雜誌都是80、90年代的出版品，皆有被閱讀過的痕跡－－是西方對緬甸施以經濟制裁前，遺留下來的些許價值思想和字句。我翻開一本談論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評論，對另一本香港九七回歸特刊愛不釋手，彷彿掉進某個時間陷阱裡，鎖在特定的時空中，這感覺很是新鮮，於是貪婪地尋找其他有趣的書報時，一本小書佔據了視線，阻擋我的搜尋。抬起頭，見到書攤老闆晃了晃手裡的橘字白書，一句話都沒說，只是將書遞到我手上。

《Burmese Days》 （緬甸歲月）

讀出這兩個字後，我驚訝地抬頭看著老闆，老闆卻側過頭去，專注整理其他書冊。為了確認是否是我猜測的那樣，我低頭檢視書封上的小字：George Orwell（喬治．歐威爾）。果然是。

英國文豪喬治．歐威爾，以《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等反應極權制度的作品聞名於世。很多人認為，他對共產主義和專制的思考，源於帝國主義與殖民時期下的緬甸見聞，而他自己恰恰就是殖民地的警官、殖民菁英，他可以使喚奴僕、棍打平民、槍殺大象，以及執行死刑。歐威爾的父親是英屬印度的官員，母親家族則是常居緬甸的貴族，成年的歐威爾走上與父親同樣的路、選擇母親生長的地方，是一個合理的生涯選項，他無所質疑。

歐威爾從小就被教導帝國主義是正當的，因為英國文明比他們所統治的野蠻人文明更優越。即使這個國家過於炎熱、生活略嫌枯燥，而他孤獨又沉靜，仍然在此接受完警察訓練，並確實執行公務。然而，隨著時間過去，他的懷疑精神，引領他發現過去認知的那套帝國理念的錯誤，在這裡，他開始憎恨帝國也憎恨管轄下的緬甸人。

「當一個被統治的民族奮起反抗時，你必須鎮壓，這樣做時，你不得已採用的手段讓所謂西方文明更為優越的斷言不攻自破。」年輕的歐威爾很是煩惱，也帶著內疚，最後只能以寫作來清理與復原自己那「內在的野蠻人」，《緬甸歲月》這本小說則完整反映了這段經驗與思考。

也許是所有外國旅客都會在書攤上找這麼一本書，也許是我看起來也像是在找這本書，也許是老闆認為他有義務對每個讀書人都介紹這本書，也許是老闆希望每個站在緬甸土地上的人都能讀到這本書⋯⋯我沒有發問，卻心領神會，掏出錢，將幾本雜誌和這本書一起帶回了背包客棧，準備細細閱讀。

「上緬甸凱奧克他達區的分區法官尤波金坐在自家的走廊下。這時才8點半，但時值4月，空氣中有種壓迫感，帶著正午時分漫長而滯悶的威脅。偶爾吹來一縷微風，相較之下涼爽幾分，撥動著檐上剛才澆過正垂掛著的蘭花。在蘭花之上，可以看見棕櫚樹彎曲且布滿塵埃的樹幹，接著是耀眼的蔚藍晴空。在蒼穹之頂，炫目不可直視之處，有幾隻禿鷹盤旋，未曾振翅。」（此段譯文選自《緬甸歲月》，聯經出版）

我在餐廳就著一盤炒飯，心裡大聲朗讀這本剛入手的小書：「U Po Kyin, Sub-divisional Magistrate of Kyauktada, in Upper Burma, was sitting in his veranda……」但無法專心，因為幾個西方旅客霸住門外的桌子，在逐漸昏黑的天色中，飲著冰涼的啤酒，夸夸而談緬甸情勢。他們的英語干擾我的英文，他們談著緬甸無可期待的政局、緬甸的現在，而我必須非常專注地進入讓緬甸走到今日局面的「殖民」，緬甸的過去。但不知為何，在聽英語和讀英文的雙軌下，發現了緬甸過去和現在的重合交疊：獨立後的緬甸，沒有什麼改變，仍然被政權控制、軍警壓迫，且沒有獨立發聲、自由言論的機會。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被用到爛的《一九八四》名句，還是掛在人們的嘴邊。

緬甸依然是將近百年前，喬治．歐威爾筆下的那個緬甸，現在的緬甸，同樣被西方人詮釋、論斷、制裁、書寫、期待或感嘆。即使如此，書販仍是對外國人推薦：「讀讀喬治．歐威爾吧。」

端旅行將於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5日推出緬甸深度遊，邀請自由記者阿潑同行，循著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緬甸生活的足跡，行經仰光、曼德勒、卡塔等地，探尋他筆下《緬甸歲月》中那個如今看似開放民主，實則暗藏各式束縛的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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