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缅甸已经改变。
改变或许从昂山素季的图像被印制成商品,在大街小巷上贩卖开始;或许从人们可以公开谈论这位将军之女,并在选举集会上大声呼喊她的名字,改变才算发生。或者从“民主斗士”被解除软禁、走出家门那一刻起,便经纶转动一般,启动这个停滞约半世纪的佛光之国的新局:肯德基、ATM与时尚咖啡店…世界各大都市拥有的商业轮廓,逐一在仰光出现,飞往缅甸的班机则班班客满、一位难求。全世界都在重新认识缅甸;一个正迈向民主化、相对开放与自由的全新国度。
但我并不认识这个“缅甸”。我所相遇的、记得的,是一个沉入梦乡的中南半岛边块,除了轻轻的呼吸声外,什么声音都进不来也出不去。没有ATM,没有连锁咖啡店,没有资本主义的痕迹,只有路边的摊贩、老旧的公车,还有街边的小茶馆。那时,仰光国际机场人数稀少、班机位子空荡,没有人对这里有兴趣,而“Daw /The Lady”还是街头上的私语。
这是我私藏的缅甸岁月,像是贴上旧黄滤镜的老派。
但不是很多人能懂。当时的缅甸对台湾人来说还像是个谜,我身边无人踏进过这块土地,朋友听到我的旅行计划后甚至直言:“你不应该到缅甸,那会让钱流到军政府手上。”还有朋友轻声对我说:“小心地雷。”
我能理解大伙儿脑中浮出的负面印象和警告,因为我所认知的缅甸,从来就是带著血的--在这之前,我与这国家之间最近的距离,就是泰缅边境上那看不到尽头的铁丝网;第一个见到的缅甸人,即是坐在铁网上以难以言之表情面对著我的男孩。这画面已足以说明当时缅甸给予世人的意象:亚洲最长寿的军事独裁政府,和被它困住的人民。在这泰国小镇,我不断听闻内战、游击和种族清洗的残暴故事,也听到学运、镇压与酷刑的生命经历。
1948年,摆脱殖民的缅甸,在第一任总理吴努温和领导下缓步走了一小段民主道路,直至1962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打造军人政权,废除宪法并解散国会。缅甸从此与现代世界隔绝,军政府如何为所欲为,外界不得而知,自也无从干涉。
血愈积愈多,愈洒愈浓。国际社会祭出经济制裁,军政府也无畏无惧,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政治领袖高声呼吁全世界抵制缅甸、拒绝到缅甸旅游,否则将为军政府的弹药库增添武器。这并不算什么极端诉求或无理呼吁,因为1963年企业国有化法实施之故,政府接管了境内企业,甚至外企,金钱资本和商业几乎都在这个政权的手上,而这个政权渴望的,则是更多的控制与权力。
Lonely Planet不顾舆论,付印出版,却也遭受谴责。于是,这本背包客圣经罕见地在《缅甸》中加注一个章节探讨“应否到缅甸旅游”的论点和建议。其中一个论点我特别做上记号:“你当然应该去,你得把故事带出来,你得把钱交到那些平民百姓的手上去。”这个出版社遇到的道德困境里,同样作用在我身上。我只能让这个同样煎熬的旅游导览指引方向,甚至是吃住。因为作者挑选出来的不是最舒服的旅馆也非最美味的餐厅,而是提示你:“如何减少将钱流到军政府的机会。”
军政府掌管了观光客的吃住,也限制旅人的足迹:真正进入缅甸后,只能在军政府认可的旅游范围中移动,世人只能看到政府想要展示的缅甸。但,那也足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如同岁月冻结的国家。
作为英国殖民时期的首都,仰光曾是个繁荣的贸易都市,完全不输给同时期的亚洲大城,它是20世纪初东方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大城,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在1927年派驻仰光时便称它位在顶峰盛世,是一座“血汗、梦想和黄金之城”。然而,半个世纪不到,就在吉隆坡、曼谷等邻近大城急遽都市化、全球化的同时,“缅族化”的军政府因发展社会主义使得商业动能几乎枯竭,直到90年代想要改采资本主义时,已经来不及。
数十年间,缅甸像是从时间的齿轮脱落一般,无法往前推进。整个国家简单得如同我出生之时的台湾——甚至未及,朴实得让旅人像掉进时光隧道。如果不是太在乎物质享受,在缅甸旅行其实很舒服,晨起吃早餐时,能看到旭日初升的金色光彩披在沿路托钵的沙弥身上。从楼上往下看,只见红色僧袍井然有序排满了路,状似蚂蚁赤脚走过,却宏伟如众生;家家户户会派出一名代表,恭恭敬敬地在旁布施米饭,像是迎著菩萨浴著佛光般虔诚。这正是我在缅甸第一个早晨看到的风景,美丽得近似于一张立体明信片竖直在眼前。
城市内,小巧精致的巴洛克建筑无所不在,乌鸦在屋簷上跳上跳下,跳到电线杆上,再跳到屋前树枝上。林荫托出一个停滞在60年代不走的时代氛围,压过树影的公车像是轮子再转动几次零件就脱落般破旧,但人们仍争挤著上车,在车掌叫嚷声中,递出捏在手里的钞票。车动扬起了路边灰尘,蹲坐路旁的食客毫不介意,卖柚木的姑娘吱吱喳喳地开心,低头整理菜叶的摊贩总忙个不停。仰光街头平和不见肃杀气息,我甚至无法相信,这条血腥之地,如今毫无痕迹只剩满天乌鸦鸽子展翼。
我在旧城区的某个十字路口处停下脚步,那里杂志、旧书散落在蓝色尼龙布上,任人翻阅。一名披著红色袈裟的僧人伫立在书堆前方,专注读著书。我蹲了下来,迅速扫过距离我最近的书报,从中挑找出能够辨识的英文报刊:《时代杂志》、《亚洲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这些杂志都是80、90年代的出版品,皆有被阅读过的痕迹--是西方对缅甸施以经济制裁前,遗留下来的些许价值思想和字句。我翻开一本谈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评论,对另一本香港九七回归特刊爱不释手,仿佛掉进某个时间陷阱里,锁在特定的时空中,这感觉很是新鲜,于是贪婪地寻找其他有趣的书报时,一本小书占据了视线,阻挡我的搜寻。抬起头,见到书摊老板晃了晃手里的橘字白书,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将书递到我手上。
《Burmese Days》 (缅甸岁月)
读出这两个字后,我惊讶地抬头看著老板,老板却侧过头去,专注整理其他书册。为了确认是否是我猜测的那样,我低头检视书封上的小字:George Orwell(乔治.欧威尔)。果然是。
英国文豪乔治.欧威尔,以《动物农庄》、《一九八四》等反应极权制度的作品闻名于世。很多人认为,他对共产主义和专制的思考,源于帝国主义与殖民时期下的缅甸见闻,而他自己恰恰就是殖民地的警官、殖民菁英,他可以使唤奴仆、棍打平民、枪杀大象,以及执行死刑。欧威尔的父亲是英属印度的官员,母亲家族则是常居缅甸的贵族,成年的欧威尔走上与父亲同样的路、选择母亲生长的地方,是一个合理的生涯选项,他无所质疑。
欧威尔从小就被教导帝国主义是正当的,因为英国文明比他们所统治的野蛮人文明更优越。即使这个国家过于炎热、生活略嫌枯燥,而他孤独又沉静,仍然在此接受完警察训练,并确实执行公务。然而,随著时间过去,他的怀疑精神,引领他发现过去认知的那套帝国理念的错误,在这里,他开始憎恨帝国也憎恨管辖下的缅甸人。
“当一个被统治的民族奋起反抗时,你必须镇压,这样做时,你不得已采用的手段让所谓西方文明更为优越的断言不攻自破。”年轻的欧威尔很是烦恼,也带著内疚,最后只能以写作来清理与复原自己那“内在的野蛮人”,《缅甸岁月》这本小说则完整反映了这段经验与思考。
也许是所有外国旅客都会在书摊上找这么一本书,也许是我看起来也像是在找这本书,也许是老板认为他有义务对每个读书人都介绍这本书,也许是老板希望每个站在缅甸土地上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我没有发问,却心领神会,掏出钱,将几本杂志和这本书一起带回了背包客栈,准备细细阅读。
“上缅甸凯奥克他达区的分区法官尤波金坐在自家的走廊下。这时才8点半,但时值4月,空气中有种压迫感,带著正午时分漫长而滞闷的威胁。偶尔吹来一缕微风,相较之下凉爽几分,拨动著檐上刚才浇过正垂挂著的兰花。在兰花之上,可以看见棕榈树弯曲且布满尘埃的树干,接著是耀眼的蔚蓝晴空。在苍穹之顶,炫目不可直视之处,有几只秃鹰盘旋,未曾振翅。”(此段译文选自《缅甸岁月》,联经出版)
我在餐厅就著一盘炒饭,心里大声朗读这本刚入手的小书:“U Po Kyin, Sub-divisional Magistrate of Kyauktada, in Upper Burma, was sitting in his veranda……”但无法专心,因为几个西方旅客霸住门外的桌子,在逐渐昏黑的天色中,饮著冰凉的啤酒,夸夸而谈缅甸情势。他们的英语干扰我的英文,他们谈著缅甸无可期待的政局、缅甸的现在,而我必须非常专注地进入让缅甸走到今日局面的“殖民”,缅甸的过去。但不知为何,在听英语和读英文的双轨下,发现了缅甸过去和现在的重合交叠:独立后的缅甸,没有什么改变,仍然被政权控制、军警压迫,且没有独立发声、自由言论的机会。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被用到烂的《一九八四》名句,还是挂在人们的嘴边。
缅甸依然是将近百年前,乔治.欧威尔笔下的那个缅甸,现在的缅甸,同样被西方人诠释、论断、制裁、书写、期待或感叹。即使如此,书贩仍是对外国人推荐:“读读乔治.欧威尔吧。”
端旅行将于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5日推出缅甸深度游,邀请自由记者阿泼同行,循著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缅甸生活的足迹,行经仰光、曼德勒、卡塔等地,探寻他笔下《缅甸岁月》中那个如今看似开放民主,实则暗藏各式束缚的缅甸。
端旅行推出的文化深度游项目专注于知识冒险和在地体验,如果对我们接下来的旅行项目感兴趣,请关注 Facebook 帐号“Initium Travel 端旅行”。
現在回頭看看 一陣唏噓
「緬甸的首都仰光市內,小巧精緻的巴洛克建築無所不在,一個停滯在60年代不走的時代氛圍。 攝:Christian Holst/Getty Images」
錯誤,緬甸首都不是仰光了。
近年我身邊經商的西方朋友都在討論緬甸,似乎時代的機會輪到它了。不過近期果敢人、羅興壓人的新聞又是不斷。大概總是要去親身看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