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乔治．奥威尔一起私藏的缅甸岁月

我认识的缅甸已经改变。

改变或许从昂山素季的图像被印制成商品，在大街小巷上贩卖开始；或许从人们可以公开谈论这位将军之女，并在选举集会上大声呼喊她的名字，改变才算发生。或者从“民主斗士”被解除软禁、走出家门那一刻起，便经纶转动一般，启动这个停滞约半世纪的佛光之国的新局：肯德基、ATM与时尚咖啡店...世界各大都市拥有的商业轮廓，逐一在仰光出现，飞往缅甸的班机则班班客满、一位难求。全世界都在重新认识缅甸；一个正迈向民主化、相对开放与自由的全新国度。

但我并不认识这个“缅甸”。我所相遇的、记得的，是一个沉入梦乡的中南半岛边块，除了轻轻的呼吸声外，什么声音都进不来也出不去。没有ATM，没有连锁咖啡店，没有资本主义的痕迹，只有路边的摊贩、老旧的公车，还有街边的小茶馆。那时，仰光国际机场人数稀少、班机位子空荡，没有人对这里有兴趣，而“Daw /The Lady”还是街头上的私语。

这是我私藏的缅甸岁月，像是贴上旧黄滤镜的老派。

但不是很多人能懂。当时的缅甸对台湾人来说还像是个谜，我身边无人踏进过这块土地，朋友听到我的旅行计划后甚至直言：“你不应该到缅甸，那会让钱流到军政府手上。”还有朋友轻声对我说：“小心地雷。”

我能理解大伙儿脑中浮出的负面印象和警告，因为我所认知的缅甸，从来就是带著血的－－在这之前，我与这国家之间最近的距离，就是泰缅边境上那看不到尽头的铁丝网；第一个见到的缅甸人，即是坐在铁网上以难以言之表情面对著我的男孩。这画面已足以说明当时缅甸给予世人的意象：亚洲最长寿的军事独裁政府，和被它困住的人民。在这泰国小镇，我不断听闻内战、游击和种族清洗的残暴故事，也听到学运、镇压与酷刑的生命经历。

1948年，摆脱殖民的缅甸，在第一任总理吴努温和领导下缓步走了一小段民主道路，直至1962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打造军人政权，废除宪法并解散国会。缅甸从此与现代世界隔绝，军政府如何为所欲为，外界不得而知，自也无从干涉。

血愈积愈多，愈洒愈浓。国际社会祭出经济制裁，军政府也无畏无惧，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政治领袖高声呼吁全世界抵制缅甸、拒绝到缅甸旅游，否则将为军政府的弹药库增添武器。这并不算什么极端诉求或无理呼吁，因为1963年企业国有化法实施之故，政府接管了境内企业，甚至外企，金钱资本和商业几乎都在这个政权的手上，而这个政权渴望的，则是更多的控制与权力。

Lonely Planet不顾舆论，付印出版，却也遭受谴责。于是，这本背包客圣经罕见地在《缅甸》中加注一个章节探讨“应否到缅甸旅游”的论点和建议。其中一个论点我特别做上记号：“你当然应该去，你得把故事带出来，你得把钱交到那些平民百姓的手上去。”这个出版社遇到的道德困境里，同样作用在我身上。我只能让这个同样煎熬的旅游导览指引方向，甚至是吃住。因为作者挑选出来的不是最舒服的旅馆也非最美味的餐厅，而是提示你：“如何减少将钱流到军政府的机会。”

军政府掌管了观光客的吃住，也限制旅人的足迹：真正进入缅甸后，只能在军政府认可的旅游范围中移动，世人只能看到政府想要展示的缅甸。但，那也足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如同岁月冻结的国家。

作为英国殖民时期的首都，仰光曾是个繁荣的贸易都市，完全不输给同时期的亚洲大城，它是20世纪初东方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大城，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在1927年派驻仰光时便称它位在顶峰盛世，是一座“血汗、梦想和黄金之城”。然而，半个世纪不到，就在吉隆坡、曼谷等邻近大城急遽都市化、全球化的同时，“缅族化”的军政府因发展社会主义使得商业动能几乎枯竭，直到90年代想要改采资本主义时，已经来不及。

数十年间，缅甸像是从时间的齿轮脱落一般，无法往前推进。整个国家简单得如同我出生之时的台湾——甚至未及，朴实得让旅人像掉进时光隧道。如果不是太在乎物质享受，在缅甸旅行其实很舒服，晨起吃早餐时，能看到旭日初升的金色光彩披在沿路托钵的沙弥身上。从楼上往下看，只见红色僧袍井然有序排满了路，状似蚂蚁赤脚走过，却宏伟如众生；家家户户会派出一名代表，恭恭敬敬地在旁布施米饭，像是迎著菩萨浴著佛光般虔诚。这正是我在缅甸第一个早晨看到的风景，美丽得近似于一张立体明信片竖直在眼前。

城市内，小巧精致的巴洛克建筑无所不在，乌鸦在屋簷上跳上跳下，跳到电线杆上，再跳到屋前树枝上。林荫托出一个停滞在60年代不走的时代氛围，压过树影的公车像是轮子再转动几次零件就脱落般破旧，但人们仍争挤著上车，在车掌叫嚷声中，递出捏在手里的钞票。车动扬起了路边灰尘，蹲坐路旁的食客毫不介意，卖柚木的姑娘吱吱喳喳地开心，低头整理菜叶的摊贩总忙个不停。仰光街头平和不见肃杀气息，我甚至无法相信，这条血腥之地，如今毫无痕迹只剩满天乌鸦鸽子展翼。

我在旧城区的某个十字路口处停下脚步，那里杂志、旧书散落在蓝色尼龙布上，任人翻阅。一名披著红色袈裟的僧人伫立在书堆前方，专注读著书。我蹲了下来，迅速扫过距离我最近的书报，从中挑找出能够辨识的英文报刊：《时代杂志》、《亚洲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这些杂志都是80、90年代的出版品，皆有被阅读过的痕迹－－是西方对缅甸施以经济制裁前，遗留下来的些许价值思想和字句。我翻开一本谈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评论，对另一本香港九七回归特刊爱不释手，仿佛掉进某个时间陷阱里，锁在特定的时空中，这感觉很是新鲜，于是贪婪地寻找其他有趣的书报时，一本小书占据了视线，阻挡我的搜寻。抬起头，见到书摊老板晃了晃手里的橘字白书，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将书递到我手上。

《Burmese Days》 （缅甸岁月）

读出这两个字后，我惊讶地抬头看著老板，老板却侧过头去，专注整理其他书册。为了确认是否是我猜测的那样，我低头检视书封上的小字：George Orwell（乔治．欧威尔）。果然是。

英国文豪乔治．欧威尔，以《动物农庄》、《一九八四》等反应极权制度的作品闻名于世。很多人认为，他对共产主义和专制的思考，源于帝国主义与殖民时期下的缅甸见闻，而他自己恰恰就是殖民地的警官、殖民菁英，他可以使唤奴仆、棍打平民、枪杀大象，以及执行死刑。欧威尔的父亲是英属印度的官员，母亲家族则是常居缅甸的贵族，成年的欧威尔走上与父亲同样的路、选择母亲生长的地方，是一个合理的生涯选项，他无所质疑。

欧威尔从小就被教导帝国主义是正当的，因为英国文明比他们所统治的野蛮人文明更优越。即使这个国家过于炎热、生活略嫌枯燥，而他孤独又沉静，仍然在此接受完警察训练，并确实执行公务。然而，随著时间过去，他的怀疑精神，引领他发现过去认知的那套帝国理念的错误，在这里，他开始憎恨帝国也憎恨管辖下的缅甸人。

“当一个被统治的民族奋起反抗时，你必须镇压，这样做时，你不得已采用的手段让所谓西方文明更为优越的断言不攻自破。”年轻的欧威尔很是烦恼，也带著内疚，最后只能以写作来清理与复原自己那“内在的野蛮人”，《缅甸岁月》这本小说则完整反映了这段经验与思考。

也许是所有外国旅客都会在书摊上找这么一本书，也许是我看起来也像是在找这本书，也许是老板认为他有义务对每个读书人都介绍这本书，也许是老板希望每个站在缅甸土地上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我没有发问，却心领神会，掏出钱，将几本杂志和这本书一起带回了背包客栈，准备细细阅读。

“上缅甸凯奥克他达区的分区法官尤波金坐在自家的走廊下。这时才8点半，但时值4月，空气中有种压迫感，带著正午时分漫长而滞闷的威胁。偶尔吹来一缕微风，相较之下凉爽几分，拨动著檐上刚才浇过正垂挂著的兰花。在兰花之上，可以看见棕榈树弯曲且布满尘埃的树干，接著是耀眼的蔚蓝晴空。在苍穹之顶，炫目不可直视之处，有几只秃鹰盘旋，未曾振翅。”（此段译文选自《缅甸岁月》，联经出版）

我在餐厅就著一盘炒饭，心里大声朗读这本刚入手的小书：“U Po Kyin, Sub-divisional Magistrate of Kyauktada, in Upper Burma, was sitting in his veranda......”但无法专心，因为几个西方旅客霸住门外的桌子，在逐渐昏黑的天色中，饮著冰凉的啤酒，夸夸而谈缅甸情势。他们的英语干扰我的英文，他们谈著缅甸无可期待的政局、缅甸的现在，而我必须非常专注地进入让缅甸走到今日局面的“殖民”，缅甸的过去。但不知为何，在听英语和读英文的双轨下，发现了缅甸过去和现在的重合交叠：独立后的缅甸，没有什么改变，仍然被政权控制、军警压迫，且没有独立发声、自由言论的机会。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被用到烂的《一九八四》名句，还是挂在人们的嘴边。

缅甸依然是将近百年前，乔治．欧威尔笔下的那个缅甸，现在的缅甸，同样被西方人诠释、论断、制裁、书写、期待或感叹。即使如此，书贩仍是对外国人推荐：“读读乔治．欧威尔吧。”

端旅行将于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5日推出缅甸深度游，邀请自由记者阿泼同行，循著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缅甸生活的足迹，行经仰光、曼德勒、卡塔等地，探寻他笔下《缅甸岁月》中那个如今看似开放民主，实则暗藏各式束缚的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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