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深度

異鄉人──吳月伴:我住在60呎的香港劏房,姊姊卻說我過著她想要的生活

我們姊妹一起長大,姊姊去了北京闖蕩,失敗後回到家鄉結婚。我「漂」到了香港,31歲還單身、租房。家人指責我的不婚主義和職業規劃,姊姊會站出來挺我。


姊姊是我大伯的女兒,比我大一歲,我們相伴著長大。如果說我和姊姊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卻都在心底覺得自己有那麼一點不普通。 圖:Tsengly / 端傳媒
姊姊是我大伯的女兒,比我大一歲,我們相伴著長大。如果說我和姊姊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卻都在心底覺得自己有那麼一點不普通。 圖:Tsengly / 端傳媒

「你過了我一直想過的人生,我一直覺得走出去的那個人應該是我,」2015年盛夏的一天夜晚,我和姊姊坐在酒吧裏,她埋頭用吸管嘬著一杯無酒精的雞尾酒,幽幽地對我說。空氣中遊蕩著炸薯條的氣味,一陣得意勁兒快速駛過我的胸膛。

「你還是可以走出來啊,」這話太不走心了,我感到屁股底下的刺繡座墊粗糙而悶熱。

「太難了,我老公是個胸無大志的人,我走哪兒都得帶著這個拖油瓶,」她像是感到滑稽似的笑了。

我腦海中出現了一只樹懶掛在姊姊脖子上的畫面。儘管我倆誰也不確定,這只樹懶究竟是攔路虎還是個藉口。

後來我弄懂了姊姊的套路──「我可以欺負我妹,但外人不行 」

姊姊是我大伯的女兒,比我大一歲。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她就是「別人家的孩子」,是我媽時不時會拿出來跟我比較的主要人物。她性格開朗,家裏沒有人不喜歡她。而那時我性格比較內向,在人前的怯場總被解讀為鬱鬱寡歡。我那刻薄的爺爺曾這樣評價我──「像是誰欠了她500塊錢似的」。

姊姊從小就有一種能力,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聽起來好厲害:學奧數啦,跑接力賽啦,考個一百分啦……「bling bling」地閃著聰明能幹的光芒。她是自信的、無畏的,讓站在那光芒旁邊的我感到晦暗和不被重視。

我至今記得姊姊偷翻出我的日記在家人面前大聲朗讀,我搶奪未遂,只好躲在洗手間裏哭,沒有一個大人制止她的行為。

我為此恨了姊姊很久。

可笑的是,我從小學習成績也不錯,在學校也受待見,只是相比於在任何場合都對女兒讚不絕口的大娘,我爸媽低調得令人氣憤。在家人眼裏,姊姊各方面都比我強。這種印象持續至今。

有天我終於忍受不了我媽喋喋不休地拿我和姊姊作比較,憤怒地懟了回去。我不是她,也不想成為她──我記得我這樣和我媽講的,她後來有沒有收斂我不記得了。依我對我媽的了解,很可能沒有。

當然,大多數時候我都是個慫包。小學時有個朋友常來爺爺家找我玩。那是夏天,爺爺家的陽台上掛著又厚又密的門簾,由一根根橘黃色的珠串構成,我有時會偷偷剪下其中幾串送給班裏的同學。我那朋友看到爺爺家的門簾,立即當著全家人的面揭穿了我。當時場面挺尷尬的,家裏大人一時也不知該接什麼話,我更是窘得不敢說話,姊姊卻突然站起來:「你胡說,我妹沒有!」

我心裏對姊姊生出無限柔情,體會到姊妹之間的、凌駕於一些事物之上的聯結。後來我弄懂了姊姊的套路──我可以欺負我妹,但外人不行。唉,我也是容易感動。

我和姊姊是相伴著長大的,每天中午在爺爺家吃午飯、睡午覺,下午放學再回到爺爺家一起寫作業、一起玩。我的爺爺奶奶都是東北人,早年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的號召南下來到這個西部城市,再也沒有回去。我們保留著東北人的飲食習慣和頗為緊密的家庭結構。比如每週末在爺爺家聚餐,也經常一大家子開車出去玩。我記得我和姊姊在機場看飛機起起落落,躺在溪水邊的大石頭上曬肚皮,圍著爺爺他們釣魚的池塘瘋跑……

小學高年級時,我們姊妹倆一度形成聯盟,因為我們的三妹逐漸奪走了家人的關注和寵愛,這不公平!我和姊姊給爺爺寫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指出溺愛對兒童成長的不利影響。爺爺看了信,特別和藹地教給我們三個字──酸葡萄。

我對姊姊的恨意隨著小學畢業慢慢消散。青春期像是爐子上的平底鍋,燒化了我的內向、猶疑,我變得更外向和自信。暑假時我們會住到彼此家中,嗑瓜子、喝冰涼的可樂,分享對這個世界的困惑,在深夜裏給喜歡的男生打整蠱電話。在一個涼爽寂靜的夏夜,我們關了燈,對調著躺在她那張鋪了麻將涼席的小床上,她對我說:「我覺得你變開朗了好多,這樣挺好的。」

後來姊姊考上本地一所大學讀法律,全家人都高興得不得了。我爸給她買了一個MP3,爺爺則帶領一大家子去學校參觀。

一年後,我考入一所更好的本地大學。嗯,家裏人對大學的新鮮勁兒已經過去了。

「你過了我一直想過的人生,我一直覺得走出去的那個人應該是我。」

「你過了我一直想過的人生,我一直覺得走出去的那個人應該是我。」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卻在心底覺得自己不普通

姊姊和我的大學都在新建成的大學城裏,只隔兩站路。她們學校每個宿舍都能洗澡,而且是貨真價實的溫泉水。我有時去找她洗澡。洗完坐在她的座位上,姊姊拿吹風機幫我吹頭髮,她溫柔而細心,一點也不像小時候那個用拳頭捶我的傢伙。然後我爬到她的床上睡午覺,姊姊則在桌前學習,等我一覺起來已經到了晚飯時間,我們再一起去吃飯。我至今記得從她床上醒來時的感覺──連指甲蓋兒都是鬆軟的。

姊姊一直覺得這所大學配不上自己。她就讀的法律系有很多富二代和官二代,姊姊不無羨慕地描述那些豪車停在宿舍樓下的場景,「他們不用學習,畢業了就可以進法院、做公務員。」

如果說我和姊姊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卻都在心底覺得自己有那麼一點不普通吧。她對我說,我們將來都不嫁人,一起努力工作。我點了點頭。其實那時候我對人生沒有任何規劃,我的大學是在圖書館和籃球場度過的,我讀了一堆無用的書、練就了一雙結實的小腿,然後就畢業了。

姊姊和一個要好的朋友去了北京,一邊找工作一邊準備研究生考試。「只有北京才能證明我的價值,」她說。那是2007年,她在一家律所找到一份月薪800元的工作,負責電話推銷。朋友說這工資傷自尊,但姊姊很開心,她對我說同事和老闆都很喜歡她。她說她去宜家買了好多新家具,組裝家具有意思極了。

在家庭聚會上,大娘又講起姊姊在北京生活的趣事,言談裏皆是得意。那時我剛畢業,進入本地一家公司工作,我的生活又一次在姊姊的光芒下變得暗淡了。我不是沒有申請過北京的工作,但是都被拒了。在嫉妒她的同時,我也打心眼兒裏為她高興。

後來姊姊給我講起北漂的生活,她每天上下班都要花一個半小時,在冬天的地鐵裏擠出一身汗,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對面大叔的報紙上,她甚至沒辦法從毫無縫隙的人群中拔出手來擦一擦汗。

第一次考研失敗後,姊姊換了一份月入1500元的工作,然後準備第二次考研。當時有個教授對她很好,經常輔導她,有天晚上她和教授吃完飯走在路上,教授突然從後面抱住姊姊,嘴裏嚷嚷著喜歡她、可以幫她出國,姊姊跑開了。後來她的面試沒有通過。

2008年初的一天夜裏,爸爸接到大伯的電話,說姊姊出事了,能不能幫他買最快去北京的機票。據說姊姊突然開始嘔吐,無法站立,驚慌的朋友連夜把姊姊送到醫院。因為查不出病因,沒有科室願意收留姊姊。大伯趕到醫院時,看到姊姊躺在醫院大廳的移動病床上,抱住她嚎啕大哭。

北京醫院的各項檢查排隊都要等半個月,大爺便把姊姊帶回家鄉看病,一查竟是腦梗。姊姊花了半年的時間做康復訓練,所幸沒有留下後遺症。大病一場的姊姊沒有了之前的心氣兒,留在本地找了一份做HR的工作。

她後來兩次報考全國司法考試,都沒通過。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自己要結婚了,對象是在同學聚會上再次相見的一個老同學。她說你還記得麼?我們曾經發誓都不結婚呢。

她問,現在是不是覺得我們都很土?我惡作劇地點了點頭

我的姊夫在一個油水頗豐的政府部門當司機。他曾和我讀同一所中學,他爸爸和我爸爸曾在中學同班。坐落在城市西邊的大型國企庇蔭了從爺爺那輩開始的一代代人,我的爺爺、奶奶、大伯、大娘、爸爸、媽媽和嬸嬸都在這家企業工作。我和我的朋友們在國企下轄的小學、中學讀書,我們中的很多人在高中或大學畢業後又加入了這個國企。

我本能地想要逃離這個體系,儘管我爸曾試圖在體系裏給我找一份好工作和好丈夫。

我大娘曾堅決反對這門婚事。姊姊是她的驕傲,是大學生,是這個家族裏最聰明的人;而姊夫雖然家境不錯,終究只是個大專生。大娘後來發現自己在女兒婚事上人微言輕,只好答應了。「其實他長得挺不錯,」大娘咬牙切齒地說。

結婚後姊姊請全家人到她家吃飯。她住在公務員住的很好的小區裏,三室兩廳,乾淨敞亮。看到姊姊和大伯大娘在廚房忙裏忙外,姊夫則躺在沙發上,我心裏有點不痛快。

那天回家路上,爸爸心中很感慨,他說你要是也能過上這樣的日子就好了。我爸一直本著「女兒富養」的原則,對我的最高期待是一生平順不吃苦。也是在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一點也不想過這樣的人生。

那時我開始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倦怠,我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便一邊工作一邊學英文。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那麼努力過,壓力最大時,我背著單詞眼淚就嘩嘩流下來。

後來我如願申請到香港一所大學的碩士班,度過了無比愉快的一年。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家鄉了。

我和姊姊的聯繫變得越來越少,她偶爾會問我好不好,還會把家庭聚會的照片發給我看。碩士畢業後我回家歇了幾天,姊姊請我吃火鍋,她問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我們都很土?我惡作劇地點了點頭,她臉上有點落寞,又追問了一遍,我說開玩笑啦。

第二年夏天姊姊來香港找我玩。那時我住在一間面積只有6平米的劏房裏,我的小床只有0.8米寬。姊姊來了我就只能打地鋪,房間裏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後來姊姊跟我講,她睡在我的床上,看著還沒有她家衛生間大的房子,在心裏問自己能不能做到和我一樣,她說她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或許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她裝點生活的一扇窗。就算看不到窗外的風景,偶爾念叨念叨也好。

「外面的世界」或許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她裝點生活的一扇窗。就算看不到窗外的風景,偶爾念叨念叨也好。攝:林振東/端傳媒

姊姊一直沒有生小孩,彷彿小孩是她陳規生活的最後一道鎖

住在那間6平米的劏房裏時,我先後換過三份工作,終於找到一份很喜歡的。我過得很開心,我熱愛的工作也在漸漸有起色。

在這個家族裏,我突然得到了一些兒時曾渴望的關注和認可。家人都半開玩笑地叫我「港女」,他們當然不知道這個詞在當地指涉的諷刺意味,他們向我打聽香港的情況、追問我的工資。我爸媽有時也會湊熱鬧地炫耀兩句,但他們心底更期待我能過上姊姊的人生,平順、富足。而我現在的人生,大概是大娘一直對姊姊的期望吧。

事實上,雖然我的工資在家鄉人看來很高,但房租和日常開銷吞噬了絕大部分。我在家鄉的朋友,每個人都過著姊姊和姊夫的生活,有房有車,有媽有娃。有時我會驚異於家鄉親友的消費力,他們來香港找我,住在我的破房子裏,卻能在銅鑼灣的奢侈品店裏買下上萬元的包包、手錶和首飾。眼都不眨一下。

看起來,他們什麼都沒有錯過。

而我31歲了,單身、租房、沒養一條狗。春節聚會,姊姊和妹妹都回了婆家,我則作為沒有出嫁的女兒陪在爸媽身邊。大伯拉著我,半戲謔地說:「到現在還沒嫁出去,也要反思一下自身的原因。」

我曾在感到孤獨的時刻停下來想過,我錯過了家鄉親友們的生活,到底得到了什麼?想來想去,大抵是「有趣」──真昂貴的兩個字啊。

但是姊姊懂。當家人圍剿我的不婚主義和職業規劃時,她會站出來挺我。

姊姊後來輾轉幾家公司,現在是一家國企的高級HR,工資在我們那個三線城市已經很高了。她給我講她有多麼討厭混吃等死的上級,講自己如何對抗心機女同事,講自己的生活是如何地一成不變。她一直沒有生小孩,彷彿孩子是她陳規生活的最後一道鎖。

「如果當年沒有生病,在北京,我相信會比現在更有成就感,」姊姊說。我忽然意識到,「外面的世界」或許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她裝點生活的一扇窗。就算看不到窗外的風景,偶爾念叨念叨也好。她慢悠悠地談起對庸常生活的厭倦和無力感,我從她的喋喋不休中看到了一絲得意──一種對現狀的撒嬌。

今年春節,姊姊興奮地跟我說,她申請了華為公司的駐外職位,哪怕是去非洲或西亞,她也想要出去走一走。她講了一大堆充斥著「夢想」、「自由」的心靈雞湯,我心裏有點煩,在涮掉最後一片毛肚後,我從猩紅的火鍋前抬起腦袋,「說那麼多雞湯幹嘛,你想做就去爭取。」

我不知道,她還能不能推開那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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