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言文白話文之爭（文白之爭）在台灣燒得風風火火。不論是作家、高中老師或是旅美院士都對這個問題發表了很多意見。大體來說，支持文言文的陣營基本上將文言文以及經典視為中華文化的載體，並指摘調降派的反中意識形態戕害了教育。相對的，調降文言文陣營除了有強調本土化的方向外，另一方面也強調現在的國語教學連基本的語用（讀懂判決、公文書或是寫好一篇論說文）都達不到，文化經典教學只淪為背誦。
我並不打算直接為文言文或白話文辯護，我想指出一個重要但在這次文白之爭中很少人在乎的問題──為何這次會有提出調降文言文比例的政策？難道這又是綠色恐怖、去中國化嗎？這個答案應該是文言文陣營膝跳反射式的答案。但如果我們願意多花一點時間看下毫無文學性的法律規章的話，我們或許會得到不同的答案。
反課綱微調的遺產
2015年，台灣有一場以高中生為主體的反課綱微調運動，而大家或許最記得的是，最後北區高校反課綱聯盟（北高盟）的發言人林冠華以自殺的方式掀起了一陣波瀾。到了2016年，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把2015年通過的104課綱撤回，這似乎是一個再也正常不過的社運故事了：支持社運理念的政黨執政後改變之前政府不受歡迎的政策（註一）。
不過，相對少被討論的是課綱修訂的程序正義問題。自2016年3月開始，新上任的民進黨立委提出撤銷課綱的動議獲得通過，並開始修訂《高級中等教育法》，但立法院撤銷課綱決議對於行政機關來說是沒有拘束力的，而當時已處於看守狀態的教育部長，也沒有順應立法院的決議將課綱撤回。直到2016年5月31號，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才以行政命令撤回104課綱。5月31號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到了6月1號，新通過的高級中等教育法就頒布了，而5月31號，正是教育部長可以單方面廢止課綱的最後時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