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柏升：文白之争中受冷落的进步──课纲审议民主化

近日，文言文白话文之争（文白之争）在台湾烧得风风火火。不论是作家、高中老师或是旅美院士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大体来说，支持文言文的阵营基本上将文言文以及经典视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并指摘调降派的反中意识形态戕害了教育。相对的，调降文言文阵营除了有强调本土化的方向外，另一方面也强调现在的国语教学连基本的语用（读懂判决、公文书或是写好一篇论说文）都达不到，文化经典教学只沦为背诵。

我并不打算直接为文言文或白话文辩护，我想指出一个重要但在这次文白之争中很少人在乎的问题──为何这次会有提出调降文言文比例的政策？难道这又是绿色恐怖、去中国化吗？这个答案应该是文言文阵营膝跳反射式的答案。但如果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看下毫无文学性的法律规章的话，我们或许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反课纲微调的遗产

2015年，台湾有一场以高中生为主体的反课纲微调运动，而大家或许最记得的是，最后北区高校反课纲联盟（北高盟）的发言人林冠华以自杀的方式掀起了一阵波澜。到了2016年，新上任的民进党政府把2015年通过的104课纲撤回，这似乎是一个再也正常不过的社运故事了：支持社运理念的政党执政后改变之前政府不受欢迎的政策（注一）。

不过，相对少被讨论的是课纲修订的程序正义问题。自2016年3月开始，新上任的民进党立委提出撤销课纲的动议获得通过，并开始修订《高级中等教育法》，但立法院撤销课纲决议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是没有拘束力的，而当时已处于看守状态的教育部长，也没有顺应立法院的决议将课纲撤回。直到2016年5月31号，新任教育部长潘文忠才以行政命令撤回104课纲。5月31号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到了6月1号，新通过的高级中等教育法就颁布了，而5月31号，正是教育部长可以单方面废止课纲的最后时限。

2013年版的高级中等教育法（旧法），对于课纲修订的程序没有太多规定，仅有在旧法43条规定，主管机关应该制定课程纲要，以及应该由“课程审议委员会”审议课纲。至于课纲的提出以及审议流程，就完全交由主管机关决定──课纲的提出由国教院主导，国教院则以行政规则创设了“课程研究发展会”以及恶名昭彰的检核小组，来主导课纲的提出、审议与“微调”。

不少人以为，反课纲微调的诉求只有反中国化（或是说，反去台湾化），而忽略了另一诉求是要打开课纲审议的黑箱。新修正的高级中等教育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将课纲审议制度明订下来。

首先是课审会的组织常态化，并以四年为周期汰换一半的委员，而课审会的权力也被明订在法律当中。从立法资料可以看出来，此次修法，就是明白的将课纲最终决定权放到课审会手中（这也是为何潘文忠要赶在新法上路前把旧课纲废止，不然就只有课审会才能废止旧课纲了）。而因为课审会的权力变大，委员的遴选就变得非常复杂，原本由教育部长一人就可以决定人选（注二），现在新的遴选任命程序可能是现行行政单位中最繁复的。

在新法下，课审会被区分为审议大会与分组审议会。大会委员的遴选与任命，首先要由行政院参考专业团体提供的名单后（注三），提名教师、家长以及课程专家，再经由课审会委员审查会通过，而委员审查会则是由立法院推派。

分组审议会的委员任命也颇复杂，除了部分的分组委员可以由大会委员兼任外，其余的分组委员必须要由教育部从课审会秘书处准备的学者名单，以及各组织推荐名单当中选任。最为特别的是，教育部新颁布的法规命令中，规定学生代表必须由学生自己组成的遴选委员会举行的选举中选出。这种民主审议的尝试即便在大学校园中也是罕见的。我们可以说，此次修法是台湾第一次把中学生当成一个可以做决定并且对决定负责的“人”来看，而不只是将他们视为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人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幼体来看待。

此种课审会委员的组成，所要强调的当然不是学科专业，而是教育现场中，利害相关人士的代表性。从高级中等教育法中对于性别代表性的保障，以及审议会组成及运作办法中对于原住民代表的保障，就可以知道，这次修法重视的是平等以及多样性的代表。而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课审会，目的是要将原本集中在少数教育官僚手中的课纲制定、审议权民主化。

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用行政、立法权的比喻来说，制定法律草案的，通常是具有专业能力的行政官僚，而审议法律的，是有代表性但专业不同的国会。当然，台湾还是有很多人怀念技术官僚当道的年代，并且认为没有效率的国会总是在扯官僚的后腿。不过我们可以很持平地说，这种怀念行政权当道的人对于威权体制有高度的眷恋，是一个反民主的民主社会公民。

从反调降阵营的修辞，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其实都没有理解到课纲制定的程序已经朝向开放、民主化的方向迈进。批评课审委员不够专业，其实跟批评立法委员没有专业所以不够资格审理法案一样，是威权性格的展现。我并不是说所有主张不应调降文言文比例的人都是反民主，但如果反对的理由只是因为这个更透明、更有代表性的审议制度不够专业的话，那我想反调降阵营永远不可能有办法跟调降阵营在同样的平面上对话。

而如果反调降阵营只将古文的价值植基于“古文很精炼”、“中华文化不能断”这类文化修辞，或是“古文有助逻辑思考”这种经不起实证检验的幻想，而无法回应教学现场中，学生的厌恶感与老师的无力感的话，那在现在这个民主化的课纲审议框架下，文言文教育在政策上完全失去正当性，只是时间的问题。

然而我们都知道，民主化的制度不见得可以保证进步的结果。即便课纲审议透明化、民主化了，但这次课纲的表决结果，仍然是维持既有的文言文比例。或许，没有这么繁复的审议过程、高通过门槛，以及课纲仍然是教育部长有最终决定权的话，文言文比例在这次课纲修正中就可以调降。但我还是认为，台湾现在的课纲审议方式正往正确的方向前进。虽然借由民主审议来改变课纲是缓慢的，但这样的改变才能深深的扎根在第一线的教育现场与学生心中。

（李柏升，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助理）

注一：少数完整讨论修法的有海东青的评论。

注二：详见2014年版《高级中等学校课程纲要课程审议会组成及运作办法》第二条。

注三：详见2016年版《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课程审议会组成及运作办法》第四条第三项：第一项第三款至第六款委员，由本部公开征求下列组织推荐参考名单：一、第一项第三款至第五款委员：各该类组织。二、第一项第六款委员：教育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