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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薔:必須重回政治──中國因素下的文白之爭

台灣當然可以避開這一切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與文言的糾葛,也可以不在乎自己在大陸「復興文言」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但在「中國因素」如影隨形的今天,這種政治冷感,難道不是鴕鳥嗎?


2017年8月31日,在中國南京的孔廟舉行寫作典禮,一年級學生在典禮中寫中國書法並閱讀「孔子論」,這是當地學生的一個傳統活動。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8月31日,在中國南京的孔廟舉行寫作典禮,一年級學生在典禮中寫中國書法並閱讀「孔子論」,這是當地學生的一個傳統活動。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台灣的文言/白話文教材課綱爭議仍在持續,隨着專家學者意見領袖紛紛加入戰團,在議題嫁接統獨政治不斷發酵、論戰火藥味不斷提升的同時,「支線劇情」也逐漸豐富起來。比如不少人開始討論:到底文言能否更加「簡潔」,用更少篇幅表達更多意思?比如如何遴選篇目,可以達到更好的情操陶冶效果?

然而這樣的爭論走向,無異於是在模糊爭論的核心。文言文之所以被擺上風口浪尖——無論是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今天台灣/中國的課綱/教科書修訂,都逃不開政治浪潮的左右。而對文言文教育問題的思考,也必須,或者說沒有選擇地,從政治角度出發,回到政治中去。

然而問題在於,這是什麼樣的政治?我們需要的又是什麼樣的政治?

文言議題,怎能避開政治?

8月底,包括學者王德威、李歐梵、作家余光中、白先勇、齊邦媛在內的諸多華人文化人,聯名刊出一份呼籲。他们認為,台灣當前的課綱爭議被「簡化為文言與白話之爭」,從而希望「課綱修正不淪為意識形態工具」。文人們的聯署似乎想竭力傳遞這樣的信息:文言與白話文的區別,僅僅在於歷史傳承、文化美感、氣質養成與現實用途等等方面,而無涉政治。他們似乎認為,當下的爭論是把文言架上政治的審判台,把國文教育變成政治的角力場。

這套說辭看起來格外誘人:文言白話為什麼一定要分家呢?從歷史上看,文言本身經過了不同時代的不同取捨,變成了一個雜糅並舉,無所不包的宏大體系,而白話文,則從古文的枝條上蔓生出來,人為將這種連續性割裂開來,豈不是多此一舉嗎?文言和白話的對立,不正是近代以來的建構嗎?

這麼說當然沒錯——文言、白話,本就是近代以來的建構。然而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只要看到「建構」就覺得它是「虛假」呢?文言白話之爭之所以重要,恰恰在於它是用來建構,用來借力的某種鬥爭結構。這一結構本身充滿了政治意味,而這種政治意味,在今天「中國因素」的背景下,又尤為重要。

無論人們是否承認,台灣發生的文言與白話之爭,早在對岸的中國被政治化了。數日來,鼓吹沙文主義的《環球時報》連出多篇報導,無不是攻擊「文化台獨」,指新課鋼「增加日本人作品」等等。其中有一篇報導尤為有趣,題目叫做「原本最後古韻的台灣要對文言文下手,龍應台怒」。且不說龍應台如何出現在此處,以「最後古韻」形容台灣,在這篇文章正文中並沒有出現,推測來,應是編輯為了拉高流量所改。也就是說,對中國互聯網來說,「最後古韻」是台灣必不可少的文化噱頭。

這一噱頭毫不出人意料,無論台灣人是否承認,台灣的文學和語文,早就在中國扮演過極其「政治化」的作用。1980、90年代,剛剛經歷「文革」的中國人迫切要在共產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全面政治化之外尋找喘息,「文學」和「尋根」便一起成為了重構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前者意味着以「美」取代政治上的正確與否,回到「人道」的路徑上;後者意味着將意識形態從階級轉向民族,用「尋根」的方式重構一個父系的(「根」帶有強烈的父系家族樹意味)、拒絕與古代歷史斷裂的中國身份(也即是反制「五四」以來傳承到中共身上的徹底現代化思路)。而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和香港一起扮演了「文化輸出」的角色,作為沒有經歷「文革」洗禮的地區,港台被認為是保留了中國文化的「古韻」。

回看兩岸關係解凍之前的1970年代台灣,一方面是國共內戰的遺留,讓民族主義文藝在國民黨國文教育中佔據重要位置。1930年代,蔣中正政府試圖以民族主義抗衡共產黨的左翼文學,提出綱領「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退據台灣後,這一路線仍舊實行。有趣的是,像余光中這樣在今天聯署要求國文教育不要「政治化」的人,1970年代曾以一篇《狼來了》向鄉土文學宣戰,將之批判為「公然提倡工農兵的文藝」。也正是余光中,以《鄉愁》為代表,接上中國大陸的鄉愁尋根熱潮,成為海峽那頭的台灣文學代表。

到了1990年代之後,「民國熱」、「國學熱」和瓊瑤小說一起在中國興起。如王財貴一類的台灣「儒家」向中國輸出「讀經」文化,已眾所皆知。這種種力量夾雜在一起,造就了「去政治化」的,世紀之交的中國政治。其具體表徵,便是江澤民時代「悶聲發大財」的資本風潮,與文化上強調民族主義、追溯中國古代文化的「傳統文化復興」。

在這一背景下,文言絕非置身事外。古典文化熱讓文言文大規模在社會中掀起熱潮,是其中一端,中國知識分子自行「反思五四」,試圖重新發現被否定過的「國學」的優良一面,則是另一端。這另一端的承載者,仍然是文言。

台灣當然可以避開這一切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與文言的糾葛,也可以不在乎自己在大陸「復興文言」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但在「中國因素」如影隨形的今天,這種政治冷感,難道不是鴕鳥嗎?何況願意把頭埋進沙子的人,自己也未必就不「政治化」地面對文學呢。

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圖為胡適,攝於1939年。

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圖為胡適,攝於1939年。攝:Thomas D. McAvoy/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中國因素與政治想象力

我們的問題應是:怎麼用語文幫助達到一種好的政治?

在台灣,文字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無法避談中國。但當下有一種論調值得反駁:這種論調認為,文言是中國知識分子用以經營天下帝國的工具,目的是統一一種語言和認同感。

這種立論的問題在於低估了中華帝國的多元基礎。天下帝國固然在中國表現出一種一元取代多元的傾向,但它又同時打壓任何形成一元社會的努力。我們可以從中國對社會的控制中看出端倪:儘管民族主義已經深入人心,但民族主義社團、民族主義組織、民族主義集會都在政府的嚴格掌控之下,這種通過教育形成的均一化國民,真正均一之處並非他們的語言、服飾、國旗和國歌,而是他們彼此之間原子化個體化的生存狀態。

因而,如果我們在中國國境內討論文言問題,它便根本不是一套對年輕人「洗腦」的工具,而是一套空洞的歷史宣教,它培養出一套空洞的歷史感,中國大陸的真正近現代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爭被完全棄之不理。

但在港台討論文言,便不存在這個問題,在香港、台灣,中國民族主義脈絡從來沒有被革命和共產主義的階級敘事所打斷,它是連貫的,從清帝國綿延下來的一套「傳統」。另一邊,在政治上有更大自由的港台,以社團、組織的形式容納了民族主義者的存在。這意味着事實上,在香港和台灣出現的中國民族主義,可以比中國大陸更加純粹,這些地方的天下帝國想像,可能比「天朝」內部的帝國想象更完整,更一貫,更強。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人們看到了文言背後整合的中國民族主義─天朝主義意識形態,看到了這場論戰背後的內部政治張力——天朝主義的危險不在台灣島外,而是實在發生在島內。

但話又說回來,是否在台灣內,就不能有拒斥天朝主義又不排斥文言為代表的文化,保留自身主體性的可能呢?香港其實給出了很好的例子。在本土派運動一兩年前還沒消沉之時,粵語、本土文化被用來論證香港自身的主體地位,然而從街頭運動到議會上的宣誓風波,這套議程暴露出的問題之一,便是對對手缺少足夠的了解,採取了太多純粹文化上的符號抗衡,在實際的政經脈絡中缺少足夠的手段。也許對台灣來說,這套文化民族主義在香港的經歷,會是一段值得思考的資源。避不開課綱與文化背後的意識形態政治議程之時,便是最需要政治想像力的時刻。

(嚴薔,人類學學徒,現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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