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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薔:必須重回政治──中國因素下的文白之爭

台灣當然可以避開這一切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與文言的糾葛,也可以不在乎自己在大陸「復興文言」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但在「中國因素」如影隨形的今天,這種政治冷感,難道不是鴕鳥嗎?


2017年8月31日,在中國南京的孔廟舉行寫作典禮,一年級學生在典禮中寫中國書法並閱讀「孔子論」,這是當地學生的一個傳統活動。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8月31日,在中國南京的孔廟舉行寫作典禮,一年級學生在典禮中寫中國書法並閱讀「孔子論」,這是當地學生的一個傳統活動。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台灣的文言/白話文教材課綱爭議仍在持續,隨着專家學者意見領袖紛紛加入戰團,在議題嫁接統獨政治不斷發酵、論戰火藥味不斷提升的同時,「支線劇情」也逐漸豐富起來。比如不少人開始討論:到底文言能否更加「簡潔」,用更少篇幅表達更多意思?比如如何遴選篇目,可以達到更好的情操陶冶效果?

然而這樣的爭論走向,無異於是在模糊爭論的核心。文言文之所以被擺上風口浪尖——無論是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今天台灣/中國的課綱/教科書修訂,都逃不開政治浪潮的左右。而對文言文教育問題的思考,也必須,或者說沒有選擇地,從政治角度出發,回到政治中去。

然而問題在於,這是什麼樣的政治?我們需要的又是什麼樣的政治?

文言議題,怎能避開政治?

8月底,包括學者王德威、李歐梵、作家余光中、白先勇、齊邦媛在內的諸多華人文化人,聯名刊出一份呼籲。他们認為,台灣當前的課綱爭議被「簡化為文言與白話之爭」,從而希望「課綱修正不淪為意識形態工具」。文人們的聯署似乎想竭力傳遞這樣的信息:文言與白話文的區別,僅僅在於歷史傳承、文化美感、氣質養成與現實用途等等方面,而無涉政治。他們似乎認為,當下的爭論是把文言架上政治的審判台,把國文教育變成政治的角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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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薔 評論 文白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