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严蔷：必须重回政治──中国因素下的文白之争

台湾的文言／白话文教材课纲争议仍在持续，随着专家学者意见领袖纷纷加入战团，在议题嫁接统独政治不断发酵、论战火药味不断提升的同时，“支线剧情”也逐渐丰富起来。比如不少人开始讨论：到底文言能否更加“简洁”，用更少篇幅表达更多意思？比如如何遴选篇目，可以达到更好的情操陶冶效果？

然而这样的争论走向，无异于是在模糊争论的核心。文言文之所以被摆上风口浪尖——无论是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今天台湾／中国的课纲／教科书修订，都逃不开政治浪潮的左右。而对文言文教育问题的思考，也必须，或者说没有选择地，从政治角度出发，回到政治中去。

然而问题在于，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我们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政治？

文言议题，怎能避开政治？

8月底，包括学者王德威、李欧梵、作家余光中、白先勇、齐邦媛在内的诸多华人文化人，联名刊出一份呼吁。他们认为，台湾当前的课纲争议被“简化为文言与白话之争”，从而希望“课纲修正不沦为意识形态工具”。文人们的联署似乎想竭力传递这样的信息：文言与白话文的区别，仅仅在于历史传承、文化美感、气质养成与现实用途等等方面，而无涉政治。他们似乎认为，当下的争论是把文言架上政治的审判台，把国文教育变成政治的角力场。

这套说辞看起来格外诱人：文言白话为什么一定要分家呢？从历史上看，文言本身经过了不同时代的不同取舍，变成了一个杂糅并举，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而白话文，则从古文的枝条上蔓生出来，人为将这种连续性割裂开来，岂不是多此一举吗？文言和白话的对立，不正是近代以来的建构吗？

这么说当然没错——文言、白话，本就是近代以来的建构。然而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要看到“建构”就觉得它是“虚假”呢？文言白话之争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它是用来建构，用来借力的某种斗争结构。这一结构本身充满了政治意味，而这种政治意味，在今天“中国因素”的背景下，又尤为重要。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台湾发生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早在对岸的中国被政治化了。数日来，鼓吹沙文主义的《环球时报》连出多篇报导，无不是攻击“文化台独”，指新课钢“增加日本人作品”等等。其中有一篇报导尤为有趣，题目叫做“原本最后古韵的台湾要对文言文下手，龙应台怒”。且不说龙应台如何出现在此处，以“最后古韵”形容台湾，在这篇文章正文中并没有出现，推测来，应是编辑为了拉高流量所改。也就是说，对中国互联网来说，“最后古韵”是台湾必不可少的文化噱头。

这一噱头毫不出人意料，无论台湾人是否承认，台湾的文学和语文，早就在中国扮演过极其“政治化”的作用。1980、90年代，刚刚经历“文革”的中国人迫切要在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全面政治化之外寻找喘息，“文学”和“寻根”便一起成为了重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前者意味着以“美”取代政治上的正确与否，回到“人道”的路径上；后者意味着将意识形态从阶级转向民族，用“寻根”的方式重构一个父系的（“根”带有强烈的父系家族树意味）、拒绝与古代历史断裂的中国身份（也即是反制“五四”以来传承到中共身上的彻底现代化思路）。而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和香港一起扮演了“文化输出”的角色，作为没有经历“文革”洗礼的地区，港台被认为是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古韵”。

回看两岸关系解冻之前的1970年代台湾，一方面是国共内战的遗留，让民族主义文艺在国民党国文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1930年代，蒋中正政府试图以民族主义抗衡共产党的左翼文学，提出纲领“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退据台湾后，这一路线仍旧实行。有趣的是，像余光中这样在今天联署要求国文教育不要“政治化”的人，1970年代曾以一篇《狼来了》向乡土文学宣战，将之批判为“公然提倡工农兵的文艺”。也正是余光中，以《乡愁》为代表，接上中国大陆的乡愁寻根热潮，成为海峡那头的台湾文学代表。

到了1990年代之后，“民国热”、“国学热”和琼瑶小说一起在中国兴起。如王财贵一类的台湾“儒家”向中国输出“读经”文化，已众所皆知。这种种力量夹杂在一起，造就了“去政治化”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其具体表征，便是江泽民时代“闷声发大财”的资本风潮，与文化上强调民族主义、追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文化复兴”。

在这一背景下，文言绝非置身事外。古典文化热让文言文大规模在社会中掀起热潮，是其中一端，中国知识分子自行“反思五四”，试图重新发现被否定过的“国学”的优良一面，则是另一端。这另一端的承载者，仍然是文言。

台湾当然可以避开这一切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文言的纠葛，也可以不在乎自己在大陆“复兴文言”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但在“中国因素”如影随形的今天，这种政治冷感，难道不是鸵鸟吗？何况愿意把头埋进沙子的人，自己也未必就不“政治化”地面对文学呢。

中国因素与政治想象力

我们的问题应是：怎么用语文帮助达到一种好的政治？

在台湾，文字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无法避谈中国。但当下有一种论调值得反驳：这种论调认为，文言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以经营天下帝国的工具，目的是统一一种语言和认同感。

这种立论的问题在于低估了中华帝国的多元基础。天下帝国固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一元取代多元的倾向，但它又同时打压任何形成一元社会的努力。我们可以从中国对社会的控制中看出端倪：尽管民族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但民族主义社团、民族主义组织、民族主义集会都在政府的严格掌控之下，这种通过教育形成的均一化国民，真正均一之处并非他们的语言、服饰、国旗和国歌，而是他们彼此之间原子化个体化的生存状态。

因而，如果我们在中国国境内讨论文言问题，它便根本不是一套对年轻人“洗脑”的工具，而是一套空洞的历史宣教，它培养出一套空洞的历史感，中国大陆的真正近现代史——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被完全弃之不理。

但在港台讨论文言，便不存在这个问题，在香港、台湾，中国民族主义脉络从来没有被革命和共产主义的阶级叙事所打断，它是连贯的，从清帝国绵延下来的一套“传统”。另一边，在政治上有更大自由的港台，以社团、组织的形式容纳了民族主义者的存在。这意味着事实上，在香港和台湾出现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比中国大陆更加纯粹，这些地方的天下帝国想像，可能比“天朝”内部的帝国想象更完整，更一贯，更强。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看到了文言背后整合的中国民族主义─天朝主义意识形态，看到了这场论战背后的内部政治张力——天朝主义的危险不在台湾岛外，而是实在发生在岛内。

但话又说回来，是否在台湾内，就不能有拒斥天朝主义又不排斥文言为代表的文化，保留自身主体性的可能呢？香港其实给出了很好的例子。在本土派运动一两年前还没消沉之时，粤语、本土文化被用来论证香港自身的主体地位，然而从街头运动到议会上的宣誓风波，这套议程暴露出的问题之一，便是对对手缺少足够的了解，采取了太多纯粹文化上的符号抗衡，在实际的政经脉络中缺少足够的手段。也许对台湾来说，这套文化民族主义在香港的经历，会是一段值得思考的资源。避不开课纲与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议程之时，便是最需要政治想像力的时刻。

（严蔷，人类学学徒，现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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