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嚴薔：必須重回政治──中國因素下的文白之爭

台灣的文言／白話文教材課綱爭議仍在持續，隨着專家學者意見領袖紛紛加入戰團，在議題嫁接統獨政治不斷發酵、論戰火藥味不斷提升的同時，「支線劇情」也逐漸豐富起來。比如不少人開始討論：到底文言能否更加「簡潔」，用更少篇幅表達更多意思？比如如何遴選篇目，可以達到更好的情操陶冶效果？

然而這樣的爭論走向，無異於是在模糊爭論的核心。文言文之所以被擺上風口浪尖——無論是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今天台灣／中國的課綱／教科書修訂，都逃不開政治浪潮的左右。而對文言文教育問題的思考，也必須，或者說沒有選擇地，從政治角度出發，回到政治中去。

然而問題在於，這是什麼樣的政治？我們需要的又是什麼樣的政治？

文言議題，怎能避開政治？

8月底，包括學者王德威、李歐梵、作家余光中、白先勇、齊邦媛在內的諸多華人文化人，聯名刊出一份呼籲。他们認為，台灣當前的課綱爭議被「簡化為文言與白話之爭」，從而希望「課綱修正不淪為意識形態工具」。文人們的聯署似乎想竭力傳遞這樣的信息：文言與白話文的區別，僅僅在於歷史傳承、文化美感、氣質養成與現實用途等等方面，而無涉政治。他們似乎認為，當下的爭論是把文言架上政治的審判台，把國文教育變成政治的角力場。

這套說辭看起來格外誘人：文言白話為什麼一定要分家呢？從歷史上看，文言本身經過了不同時代的不同取捨，變成了一個雜糅並舉，無所不包的宏大體系，而白話文，則從古文的枝條上蔓生出來，人為將這種連續性割裂開來，豈不是多此一舉嗎？文言和白話的對立，不正是近代以來的建構嗎？

這麼說當然沒錯——文言、白話，本就是近代以來的建構。然而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只要看到「建構」就覺得它是「虛假」呢？文言白話之爭之所以重要，恰恰在於它是用來建構，用來借力的某種鬥爭結構。這一結構本身充滿了政治意味，而這種政治意味，在今天「中國因素」的背景下，又尤為重要。

無論人們是否承認，台灣發生的文言與白話之爭，早在對岸的中國被政治化了。數日來，鼓吹沙文主義的《環球時報》連出多篇報導，無不是攻擊「文化台獨」，指新課鋼「增加日本人作品」等等。其中有一篇報導尤為有趣，題目叫做「原本最後古韻的台灣要對文言文下手，龍應台怒」。且不說龍應台如何出現在此處，以「最後古韻」形容台灣，在這篇文章正文中並沒有出現，推測來，應是編輯為了拉高流量所改。也就是說，對中國互聯網來說，「最後古韻」是台灣必不可少的文化噱頭。

這一噱頭毫不出人意料，無論台灣人是否承認，台灣的文學和語文，早就在中國扮演過極其「政治化」的作用。1980、90年代，剛剛經歷「文革」的中國人迫切要在共產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全面政治化之外尋找喘息，「文學」和「尋根」便一起成為了重構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前者意味着以「美」取代政治上的正確與否，回到「人道」的路徑上；後者意味着將意識形態從階級轉向民族，用「尋根」的方式重構一個父系的（「根」帶有強烈的父系家族樹意味）、拒絕與古代歷史斷裂的中國身份（也即是反制「五四」以來傳承到中共身上的徹底現代化思路）。而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和香港一起扮演了「文化輸出」的角色，作為沒有經歷「文革」洗禮的地區，港台被認為是保留了中國文化的「古韻」。

回看兩岸關係解凍之前的1970年代台灣，一方面是國共內戰的遺留，讓民族主義文藝在國民黨國文教育中佔據重要位置。1930年代，蔣中正政府試圖以民族主義抗衡共產黨的左翼文學，提出綱領「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退據台灣後，這一路線仍舊實行。有趣的是，像余光中這樣在今天聯署要求國文教育不要「政治化」的人，1970年代曾以一篇《狼來了》向鄉土文學宣戰，將之批判為「公然提倡工農兵的文藝」。也正是余光中，以《鄉愁》為代表，接上中國大陸的鄉愁尋根熱潮，成為海峽那頭的台灣文學代表。

到了1990年代之後，「民國熱」、「國學熱」和瓊瑤小說一起在中國興起。如王財貴一類的台灣「儒家」向中國輸出「讀經」文化，已眾所皆知。這種種力量夾雜在一起，造就了「去政治化」的，世紀之交的中國政治。其具體表徵，便是江澤民時代「悶聲發大財」的資本風潮，與文化上強調民族主義、追溯中國古代文化的「傳統文化復興」。

在這一背景下，文言絕非置身事外。古典文化熱讓文言文大規模在社會中掀起熱潮，是其中一端，中國知識分子自行「反思五四」，試圖重新發現被否定過的「國學」的優良一面，則是另一端。這另一端的承載者，仍然是文言。

台灣當然可以避開這一切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與文言的糾葛，也可以不在乎自己在大陸「復興文言」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但在「中國因素」如影隨形的今天，這種政治冷感，難道不是鴕鳥嗎？何況願意把頭埋進沙子的人，自己也未必就不「政治化」地面對文學呢。

中國因素與政治想象力

我們的問題應是：怎麼用語文幫助達到一種好的政治？

在台灣，文字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無法避談中國。但當下有一種論調值得反駁：這種論調認為，文言是中國知識分子用以經營天下帝國的工具，目的是統一一種語言和認同感。

這種立論的問題在於低估了中華帝國的多元基礎。天下帝國固然在中國表現出一種一元取代多元的傾向，但它又同時打壓任何形成一元社會的努力。我們可以從中國對社會的控制中看出端倪：儘管民族主義已經深入人心，但民族主義社團、民族主義組織、民族主義集會都在政府的嚴格掌控之下，這種通過教育形成的均一化國民，真正均一之處並非他們的語言、服飾、國旗和國歌，而是他們彼此之間原子化個體化的生存狀態。

因而，如果我們在中國國境內討論文言問題，它便根本不是一套對年輕人「洗腦」的工具，而是一套空洞的歷史宣教，它培養出一套空洞的歷史感，中國大陸的真正近現代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爭被完全棄之不理。

但在港台討論文言，便不存在這個問題，在香港、台灣，中國民族主義脈絡從來沒有被革命和共產主義的階級敘事所打斷，它是連貫的，從清帝國綿延下來的一套「傳統」。另一邊，在政治上有更大自由的港台，以社團、組織的形式容納了民族主義者的存在。這意味着事實上，在香港和台灣出現的中國民族主義，可以比中國大陸更加純粹，這些地方的天下帝國想像，可能比「天朝」內部的帝國想象更完整，更一貫，更強。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人們看到了文言背後整合的中國民族主義─天朝主義意識形態，看到了這場論戰背後的內部政治張力——天朝主義的危險不在台灣島外，而是實在發生在島內。

但話又說回來，是否在台灣內，就不能有拒斥天朝主義又不排斥文言為代表的文化，保留自身主體性的可能呢？香港其實給出了很好的例子。在本土派運動一兩年前還沒消沉之時，粵語、本土文化被用來論證香港自身的主體地位，然而從街頭運動到議會上的宣誓風波，這套議程暴露出的問題之一，便是對對手缺少足夠的了解，採取了太多純粹文化上的符號抗衡，在實際的政經脈絡中缺少足夠的手段。也許對台灣來說，這套文化民族主義在香港的經歷，會是一段值得思考的資源。避不開課綱與文化背後的意識形態政治議程之時，便是最需要政治想像力的時刻。

（嚴薔，人類學學徒，現居香港）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