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30年 深度

翻譯台灣文學,他給德國人說說解嚴三十年的故事

解嚴30週年前夕,我們和德國「戒嚴台灣文學選集」編者Thilo Diefenbach(蔣永學)談了談。他說:「這世上少有比台灣遭遇更大外在威脅的民主國家」。


2017年6月22日,法蘭克福大學中國研究所「《戒嚴:臺灣文學選集》新書朗讀會」,蒂芬巴赫(中)與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右)進行對談。 圖片來源:台灣駐德國代表處 攝:劉順明
2017年6月22日,法蘭克福大學中國研究所「《戒嚴:臺灣文學選集》新書朗讀會」,蒂芬巴赫(中)與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右)進行對談。 圖片來源:台灣駐德國代表處 攝:劉順明

2017年7月15日,台灣解嚴30週年。此時此刻,轉型正義議題在台灣社會引起討論,對於威權時期的反思、台灣民主發展30年的回顧,也在世界另個角落以出乎意料的形式出現。

今年1月,一本以「戒嚴」為題、厚達400多頁的台灣文學選集在德國出版,為德國漢學界相對沈寂的台灣文學翻譯領域挹注了新能量。短短一個月,首刷300本就宣告售罄。我們訪問了編者兼主要譯者提洛・蒂芬巴赫(Thilo Diefenbach,漢名蔣永學),談談他與台灣文學相識的過程、台灣文學在德國的能見度,編輯文學選集的甘苦。

在這麼小的島嶼上居然有一片如此巨大、充滿能量而且多元歧異的文學地景,而且不存在任何審查制度、不存在任何來自國家對文學的干預或指導。

以下為訪談摘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談談你學習中文、認識台灣、進一步愛上台灣的因緣?

Thilo Diefenbach(以下簡稱「T.D.」):我從20年前進入漢學系就讀,到完成博士論文為止,研究課題都圍繞著中國文學,但從10年前開始,中國文學研究不再能滿足我。因為感覺有些倦怠,我決定來仔細看看台灣——結果我馬上就被深深吸引。

在這麼小的島嶼上居然有一片如此巨大、充滿能量而且多元歧異的文學地景,而且不存在任何審查制度、不存在任何來自國家對文學的干預或指導。

不僅如此,隨著時間經過,我也對台灣人的生活方式、處事模式越來越熟悉。台灣人思想開放、友善、樂於助人而且不粗魯,這些都是我很喜歡的地方。基於這些原因,我很快就把我的文學研究重心轉向台灣。某程度可以說,我從漢學家改宗成為一個「台灣學」家了。

端:戒嚴是一個相當「硬」的主題,當初怎麼會有這個發想,以此主題為核心,將台灣文學介紹給德國讀者?

T.D.:大約四年前我就決定要編輯一本新的台灣散文選集。在我看來,也是時候該有一本新的了——上次德國出版這個類型的台灣文學選,已經是1982與1986年的事,當時根本都還沒解嚴。

正因如此,我決定把戒嚴與解嚴設定為新選集的核心主題:我想向德國讀者展示,八零年代至今,台灣已經有了徹頭徹尾的改變。對一本文學選集而言,「戒嚴」的確是很不尋常的主題,但這完全是我的刻意選擇,我希望這本書有個簡短而且不尋常的名字。「解除戒嚴」或「戒嚴法之解除」或其他類似的書名,在德文裡頭,都顯得太冗長、太笨重了。

端:你為了挑選適合收錄的作品,閱讀大量的台灣小說,其寫作年份橫跨30年,你在為本選集所撰寫的長篇導言中,詳述你所觀察到的台灣文學流變。對你來說,台灣文學從戒嚴時期到民主年代,最明顯或最有意思的轉變是什麼?

T.D.:我所觀察到最明顯的改變,是九零年代以後台灣文學變得越來越不政治。到1987年為止,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利用文學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政治立場,這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六七零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

剛解嚴的那幾年,文壇一下子湧現大量政治短篇小說,那貨真價實是一段政治小說爆發期,這也是為什麼,我這本文學選中所收錄1988年創作的作品就高達5篇。這5篇文章分別是李潼的《銅像店韓老爹》、黃凡的《示威》、東年的《初旅》、王湘琦的《政治白癡》,以及蕭颯的《愛情的顏色》。

九零年代之後,文學與政治議題漸漸分道揚鑣,文學處理的主題也顯著多元化。但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是近年來開始有越來越多台灣作家開始在他們的作品中重新梳理台灣歷史。

這些作品通常以中長篇小說的形式出現,而非短篇小說,但其中一個例外是這次這本新文選所收錄柯裕棻的《淡水風月》。

我選擇作品的標準很簡單:就是我喜歡這篇作品的故事與書寫風格。只有當我看完小說,喜歡這篇小說到「我想要把他翻譯成德文」的程度,才開始搜尋作者資訊。

端:你挑選作品的標準是什麼?在作者組成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本省籍、外省籍、女性、原住民,知名作家如黃春明,新生代作家如Lamuru Pakawyan(漢名林嵐欣)的作品皆在列。你有刻意考慮作者性別或其他背景的平衡嗎?

T.D.:不,我沒有考慮這些事。我選擇作品的標準很簡單:就是我喜歡這篇作品的故事與書寫風格。只有當我看完小說,喜歡這篇小說到「我想要把他翻譯成德文」的程度,才開始搜尋作者資訊。

當然,這個過程中我也不免會遇到像黃春明這樣早就已經太有名的作者,不但我知道這位作家,而且他的短篇小說也已經被翻譯成德文了。不過我依然找到幾篇他尚未被翻譯到德文世界而我非常喜歡的作品,完成了德文翻譯並收錄在這次的新書中。

我之所以收錄Lamuru Pakawyan的《不是,她是我vuvu!》,也並非考量她的原住民身份,而是單純因為我覺得這篇作品很優秀而且引人入勝。

由漢學家東亞文學雜誌副編輯蔣永學(Dr. Thilo Diefenbach)所編輯並參與翻譯的《戒嚴:臺灣文學選集》。

由漢學家東亞文學雜誌副編輯蔣永學(Dr. Thilo Diefenbach)所編輯並參與翻譯的《戒嚴:臺灣文學選集》。圖片來源:Deutsche in Taiwan / 德國人在台灣 Facebook Page

端:本書所收錄作品的德文譯者除了你以外,還包括Wolf Baus(漢名包惠夫)、Lutz Bieg(畢鲁直)、Hans Peter Hoffmann(何致瀚)與Katharina Markgraf(馬嘉琳),但超過半數作品由你親自翻譯。談談你的翻譯原則?

T.D.:我不是翻譯理論學者,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沒辦法給出很深刻的答案。我自己的翻譯原則很簡單,我想避免兩個常出現在「德譯中」作品的問題:第一,是古怪不順的文句。這個現象會發生,時常是因為譯者過度拘泥於中文的文法,結果德文文句會給讀者很笨拙而且不自然的感覺。

第二,是內容上的錯誤。這是因為譯者對故事所描述的事實不熟悉,或者沒有讀出原文中的雙關或文字遊戲。我很慶幸我有足夠多的台灣朋友,他們協助我避免了許多令人尷尬的錯誤,許多作者也伸出援手,為我解釋了他們作品中我不甚理解的段落。我十分感謝。

端:依照你對德國本地的愛好者的理解,當他們翻開這本書,你覺得最可能引發他們興趣或與他們產生共鳴的故事會是哪一篇?

T.D.:這本書的讀者大多是原本就已經對台灣有興趣,因而對台灣本來就有一定理解的德國人。我希望我的這本新選集可以為他們提供觀看台灣的新視角,並且讓他們更熟悉台灣。

到目前為止,對這本新選集的書評,例如德國廣播電臺(Deutschlandfunk)或者柏林《每日鏡報(Tagesspiegel)》的書評中,引起特別多關注的故事是像作家舒暢的《傳說》這類的作品。理由可能是,這類小說用超現實、寓言式的手法表達了作者的政治態度。

有時候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作者的時候,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德國人想把他們的作品翻譯成德文。

端:在編選、翻譯本書各篇作品的過程中,你與多位台灣作家成為好友。在互動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T.D.:那些我親手翻譯的作品,除非是像已故作家李潼等,我都儘量想辦法去認識作者本人。與作者的互動總是讓我非常愉快,所有這些作家都很慷慨地允許我把他們的作品翻譯成德文,而且不向我收取費用。

互動中比較有趣的事情可能是,有時候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作者的時候,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德國人想把他們的作品翻譯成德文。我得要花費許多時間說服他們我是認真的,而且我也不想從他們那裡得到錢,更不是詐騙集團的成員。而當所有這些最初的困惑獲得澄清之後,我接收到的就是典型台灣人的好客熱情。

這世上少有比台灣遭遇更大外在威脅的民主國家,我希望更多德國人與歐洲人能夠關心台灣並進而願意費心出力保護台灣的民主與獨特的文化風景,台灣絕對需要這類的國際支持。

端:分享一下你接下來的台灣文學翻譯計畫?

T.D.:我手頭上當然還有許多相關計畫,而且不僅是台灣文學的翻譯,還包括台灣文學的相關研究。目前,我正著手於兩篇翻譯以及一本新書。

我期盼,目前完成的工作不僅能為台灣文學作宣傳,還能讓更多人瞭解台灣目前困難的政治處境。

這世上少有比台灣遭遇更大外在威脅的民主國家,我希望更多德國人與歐洲人能夠關心台灣並進而願意費心出力保護台灣的民主與獨特的文化風景,台灣絕對需要這類的國際支持。如果就此我能做出一點貢獻,我會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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