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三十年：當自由如呼吸般輕易，你是否記得它可能缺席？

不少人包括台灣人自己，都不能接受台灣怎麼就變成了一個小確幸社會。傳媒輿論常嘆，幾乎成了某種陳腔濫調，人人不經大腦脫口而出：台灣年輕人失去了野心，看不見大時代，鎮日手磨咖啡、文青消費，出國打工壯遊，上臉書發廢文，不想朝九晚五、排斥去大企業上班，只想過小日子、做小生意，像是開獨立書店、一人出版社、經營民宿、開小酒吧，自稱廢柴、魯蛇，說話腔調可愛但口齒不清，表情總是那麼童稚，就算過了三十歲，還是彷如十八歲那般天真爛漫。同時，這群被批評成懦弱無害的綿羊，卻時常上街，爭取同婚、支持原住民權益，抗議土地汙染，因洪仲丘事件而網絡串聯的白衫軍運動、2014年太陽花運動甚至改變了台灣原來只有藍綠二元分贓的政治版圖。所以，說台灣年輕人是綿羊，不是狼，只描述了部分的事實。

今年台灣解嚴三十週年，當年出生的孩子也已經三十歲了。新世代完全沒有冷戰的記憶，也沒有白色恐怖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民主的空氣就像網絡一樣理所當然。

台灣社會目前仍大量討論轉型正義，也花很多時間在整理戒嚴時代被埋葬、被抹滅、被沉默的記憶。外省本省、二二八、國民黨、蔣介石、眷村、美麗島、鄭南榕等等關鍵字，上一代仍在爭奪歷史的詮釋權，試圖影響下一代的教育與史觀。不過，三十歲以下的孩子已經不是孩子了，他們自有自己的看法。

冷戰時期50年代到80年代的軍事戒嚴固然對台灣影響很大，而今解嚴幾乎快要跟戒嚴的時間一樣長。解嚴之後的三十年，對台灣社會、尤其是後戒嚴時期出生世代的總體影響，亦值得瞭解。

不再偉大的小確幸社會，人人在自己的定義之下偉大

如今令不少人困惑的小確幸精神，就是解嚴三十年生活下來的結果。人們討論戒嚴時，通常集中在戒嚴時期所產生的政治迫害，但，「戒嚴」兩字前頭有「軍事」兩字，這更是重點。蔣政府將台灣島當作軍事基地使用，整個島上的人民與物資屬於長期備戰的氣氛，人民的時間與身體均屬於政府，每個孩子都要穿制服、剪相同的頭髮，進出島嶼都要接受嚴格的管制，以戰爭之名，要求全民服從，因之進行思想箝制，不惜政治迫害。解嚴的重大意義便在於解除全民備戰的狀態，一個台灣人活在世上的目的不再只是為了「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而是他自己。

他的身體是他的了，不再只屬於國家。他的生命是他的了，不再只屬於領袖。他腦子裏除了國家民族這類大名詞之外，也有空間想想他與父母的關係，反芻剛剛看過的電影，懊悔白日跟同事的衝突，處理一下個人的性慾。他得以滑入私密的世界，思考他是誰，他想要當誰。

小確幸之所以小，正因為很個人。這份幸福或許無法如蔣介石所講的「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卻是個人能好好確切掌握在手心的人生。而解嚴之後的民主台灣容許每個人追求這種幸福。小歸小，那是你的。

讚揚中國經濟成績、避免關注中國人權，嚴詞批判台灣、嫌惡台灣民主之墮落幾乎成了現今全球華人圈的主流趨勢。但，自九零年代第一次總統民選之後，台灣歷經三回政黨輪替，媒體爭爭吵吵，無數次大大小小社會運動，既有海外華僑爭相要回流享受的全民健保，環保意識抬頭，同性婚姻見曙光……議題攤在陽光下，全民皆可置喙，卻從未出現嚴重流血或族群分裂。每每社會對話緊繃之際，就是台灣再次進步的契機。

人人皆可批評台灣，正因為不用付出任何現實代價。這份可貴的自由在解嚴三十年之後遍地開花，展現在台灣文化的多元性。

台灣文壇常有人感嘆「神話不再」，以往拿一次文學奬、有大佬扶植，報紙副刊刊登幾篇文章，作者馬上就大紅大紫，登上武林高手錄。現在文學奬失去光環，文學影響力不再，電影、表演藝術也仍在討論侯孝賢、楊德昌、賴聲川、林懷民等那些老牌文化明星，他們來自「無知但勇敢」的年代，也就是解嚴前的年代，彷佛因為有壓抑，創作反而偉大，而今只剩下小確幸，小鼻子、小眼睛，沒有了大江大海，只剩下膚淺的咖啡時光，創作反而失去了光彩。

然而，爭論哪個時代的創作者比較偉大，一點意義也沒有，一名創作者只能活在自己的時代，面對自己的時代。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因為容許百家爭鳴，勢必出現分眾現象，政治上的獨裁既已消失，文化的世界裏本來沒有威權，因此沒有唯一、絕對或者最好，只有不同。不似以前只有一個台北文化圈子，製造一套主旋律、一種文化品味，只產生那幾個星光熠熠的名字，誰都是誰的朋友，台灣因為政治鬆綁，人民遷徙自由，各類不同層次的文化有了機會冒芽，文學不必只寫成眷村文學或鄉土文學，電影也不必只處理特定族群的現實，而是出現各類聲音，這些聲音來自女性、同性戀、新移民、原住民、勞工、都市邊緣，誰都可以發聲，題材可大可小，可以是處理原住民在日據時代的題材如《賽德克巴萊》，可以是關注母女關係的小品紀錄片《日常對話》，也不必僅從台北發聲，能從台南、嘉義、台東等等各地，抒發各類個人生活的情感記憶以及社會關懷。‭ ‬在這個不再偉大的小確幸社會，人人在自己的定義之下偉大。

如果不是因為解嚴，台灣的社會只能擁有一種記憶、一份歷史版本，閱讀同一類文學、看同一類電影，人只能長成一模一樣，所有的對話、衝突、爭論、噪音通通不可能存在。

或許滿清帝國解體之後，整個大中華地區從來不曾享受真正嚴格定義之下的正常社會狀態，人們能自由自在地活著，藝術創作不受政治干擾，在大時代翻滾下，依然能安穩發展個人的小歷史。許多華人不理解解嚴三十年後的今日台灣，可能也因為大家在過去一整個世紀都歷經了太多的社會苦難，而這些社會苦難大部份來自制度不公平、政治不透明，隨之產生的社會壓迫。解嚴三十年，台灣無非只是終於轉化成了一個相對正常的民主社會，那曾是所有華人拼命要移民、不惜違法跳機在異鄉當次等公民的夢想，就是拿回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份小確幸。

自由，必須包括保護自由的決心

歷史迷陣中，前途詭譎不明的台灣成為「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來自劉曉波的《最後陳述》）

然而，不再軍事戒嚴的台灣終於正常化了嗎？與中國的關係依然嚴峻，國際處境仍然困難，島內認同分裂對立，出了台灣島外，小確幸要往哪裏去？這個華人文化花了多少時間夢想又使盡氣力追求的自由社會，建立在一片累累危卵之上。

台灣解嚴滿三十年的2017年七月，香港主權移交剛滿二十年，不知不覺北京天安門事件也即將滿三十年。這時候，傳來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病逝的消息。

作為人類社會的一份子，台灣對自由的理解不該只停留在島內小確幸，宜以普世價值的高度來看待自身的歷史處境。

自由必須付出代價，代價不僅指反抗爭取的過程，還有保護自由的決心。台灣的自由，不是平白無故一夜之間發生，而是許多台灣人付出慘痛的個人代價，坐牢、失去親情、前途全毀，甚至喪失寶貴性命，才爭取來的小確幸。今日人們躲在小確幸中，可以躺在家裏吹冷氣上網發酸文，但是否能理解自由不是僅僅讓他日常暢所欲言，胡亂爆料，而是賦予他思想的力量，以追求更高的人類精神品質，創造文明，保衛普世價值。

解嚴三十年，已不需要爭取自由的台灣需要深思自己對自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