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轉型正義二二八、七十年

在台灣,政治人物怎麼談論「二二八」?(上)——從蔣中正、李登輝到陳水扁

二二八的記憶常在政治領域被召喚出來。可以說,過去70年間,這段歷史的記憶和詮釋,幾乎等同一部台灣民主化的歷史。

端傳媒記者 蔣金 發自台北

刊登於 2017-02-28

#二二八70年#轉型正義#台灣

「香菸小販緊抱腦袋,手指黏膩地沾滿鮮血。痛楚以緩慢的波浪漫過頭顱。」

「查緝員開槍,群眾潰散逃逸,裂成百個碎片。」

2016年台裔美籍作家楊小娜的小說《綠島》,在字裏行間召喚「二二八」的記憶。在今天的台灣談「二二八」,一切看似都自然而然;但27年前,台灣導演侯孝賢發表電影作品《悲情城市》時,僅僅在劇情的推進裏對「二二八」一掃而過,就在藝文、政治圈引發話題,熱議不休。

那時是1989年,台灣解除戒嚴不過兩年,當時談二二八、談「台灣主體意識」的話語,似乎暗合着《悲情城市》中的一幕:

梁朝偉飾演聾啞人士「文清」,火車上,被拿着棍棒的人們包圍,吃力擠出怪異的台語:「我,台-灣-人。」

除了小說和戲劇,二二八的記憶更常在政治領域裏被召喚出來:從早年的威權政府、本土化後的國民黨、「黨外」反對運動,到執政後的民主進步黨,對二二八歷史都有着不同的詮釋,甚而「運用」。可以說在過去70年間,二二八歷史的記憶和詮釋,幾乎等同一部台灣民主化的歷史。

威權時期,稱事件導火線為共產黨煽惑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當時官方定調的論述,依據的是包括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所編〈台灣暴動事件紀實〉、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所編〈台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以及蔣中正在國民黨「中樞總理紀念週」提出的報告,大致都將事件導火線歸因為「共產黨煽惑」,遠因則是「日本奴化遺毒」。

相對於黨政部門的報告,事件發生後赴台調查的監察院「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在〈台灣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中則認為,事變原因是光復後的台灣物價高漲、失業增加、政府統治政策失當、部分公務員貪污失職。他也建議改設省政府,選用台籍人士,並且推動土地改革、對事件的死難者應賠償及撫恤。

國民黨黨政部門的詮釋和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共同構成了在威權統治時期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主旋律。

因為國民黨政府的嚴厲控制,1948年到1983年之間,在主流媒體上幾乎看不到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資訊。只有流亡海外的獨派人士能夠在海外華文媒體上發聲,例如林木順(蘇新與楊克煌合著)的《台灣二月革命》、莊嘉農(蘇新)的《憤怒的台灣》,或者日本台獨團體刊物《台灣青年》。

「40年裏,二二八是禁忌,你不能講、不能說也不能寫。」

二二八70週年記者會上,現任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蕭明治這樣說。蕭明治曾替黨外運動者鄭南榕製作全台灣第一個「二二八平反運動」的文宣廣告。1987年2月4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鄭南榕、李勝雄、陳永興等人,推動21場平反活動。

賴澤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執筆者,這本官版報告是李登輝主政後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國民黨在白色恐怖逐漸成為歷史的時代裏,第一次正面面對二二八這個歷史傷口。

1970年代,「平反二二八」的呼聲從海外燒回了台灣。

近代史學者賴澤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執筆者,這本官版報告是李登輝主政後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國民黨在白色恐怖逐漸成為歷史的時代裏,第一次正面面對二二八這個歷史傷口。

近代史學者賴澤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執筆者。
近代史學者賴澤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執筆者。

賴澤涵是台中北屯人,小時候二二八事件是禁忌話題,有陣子兩個警察都會來村裏抓人,聽說是一名不良少年參加二二八。這讓賴澤涵更想翻開這個歷史禁忌的章節。

賴澤涵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唸書時,固定會收到了《台灣青年》雜誌。那是1970年代初,他看雜誌如何講述二二八平反運動。然而當時他在美國看到的都是二手資料。他到東亞圖書館蒐集資料時結識了中國近代史專家,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馬若孟(Ramon Myers),馬若孟邀請他到史丹佛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開始了計畫,在1991年出版了英文版《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轟動一時。

賴澤涵對二二八的認識啟蒙於美國,在台灣結實、收成。

李登輝,首位為事件公開道歉的總統

「登輝,以國家公僕的身份,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並道深摯的歉意……」李登輝深深一鞠躬,時間是1995年的2月28日。李登輝在這座紀念碑下,成為第一位為二二八事件公開道歉的中華民國總統。

距離1947年二二八事件,已過了近半個世紀。潺潺水聲上,是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的主體。避雷針狀的頂端,聳入天際。大型立方體,象徵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和平共處。踏着水上石板到塔內,可以走到向二二八死者致哀的中心。

紀念碑文下方,躺着幾束百合,靜靜的散發花香。

李登輝是唯一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中華民國總統。二二八發生時李登輝是台大大四學生,在台北街頭看到軍人隨處開槍,當時的他血氣方剛,一度想加入台中的「二七部隊」。而後,李登輝1968年在康乃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返台進入農復會工作。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李登輝被延覽入閣擔任政務委員,成為蔣經國提拔的本土菁英。作為國民黨內受重用的「本省人」,李登輝的身份是他處理二二八絕佳的優勢,但是也不乏障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認為,李登輝能夠推動二二八平反,「是他的charisma(個人魅力)」。但當時國民黨內仍有挑戰者,黨內以外省人為主力的「新國民黨連線」就是代表力量,當時稱為「主流」、「非主流」之爭,「非主流」這股勢力後來出走,脫胎為新黨。值得一提的是,現任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當年就是「新國民黨連線」成員,只是她後來沒有選擇離開。

儘管李登輝大刀闊斧處理二二八,但礙於國民黨主席的立場,他沒有處理二二八國民黨統治階級究責的問題。……陳翠蓮亦在〈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中認為,雖然李登輝對二二八事件已有相當突破,「但……錯失確立轉型正義的最佳時機。」

李登輝是唯一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中華民國總統。二二八60週年時,李登輝仍然有出席公開活動,並於講話中再次向人民道歉。
李登輝是唯一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中華民國總統。二二八60週年時,李登輝仍然有出席公開活動,並於講話中再次向人民道歉。

對於二二八的詮釋和態度,正是李登輝帶領的「主流」與黨內「非主流」勢力的重要分歧點。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國民黨政府開始逐步揭開這張歷史封印:

1990年12月,行政院針對二二八事件組成「研究小組」,請來賴澤涵擔任委員,日後他也成了這份官方報告的總主筆。一批過去諱莫如深的官方檔案搬上了學者的書桌。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式出版。隨後政府在1994年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受理二二八補償申請及核發「補償金」,並陸續修訂高中歷史課綱、撫慰受難家屬、訂定國定假日。

儘管李登輝大刀闊斧處理二二八,但礙於國民黨主席的立場,他沒有處理二二八國民黨統治階級究責的問題。而關於二二八責任,行政院報告中是這麼寫的:

「……蔣氏因軍務倥傯,無暇查證,又度信任陳儀,接受其請兵之要求,不能不說有失察之疵。其後,蔣氏亦了解真相,但歷史的錯誤已鑄,難於挽回。綏靖任務。蔣氏的確曾一再嚴申紀律、禁止報復,但終未能防止弊端之發生。而在事後,臺籍官僚(如丘念台、蔡培火)曾建議懲治失職者,以平民怨,他也未能接納,以致留下長期的社會傷痕,確有考慮未週之處。」

吳乃德在〈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指,這份報告中僅以「失察」和「考慮未週」加以描述,對國民黨最高領袖蔣中正的責任問題「並不深究」。至於李登輝對二二八的處理,陳翠蓮亦在〈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中認為,雖然李登輝對二二八事件已有相當突破,「但是十二年總統任職期間,並未對威權時期之附從結構,如情治、司法、媒體、黨產等問題,加以解構導正,錯失確立轉型正義的最佳時機。」

在1997年二二八事件50週年時,李登輝公開表示:「希望今後全體國人能夠走出二二八的陰霾,心胸放寬、放遠,向前看,齊心為我們的家園打拚,為後代子孫奉獻心力。」這樣的立場當時被總結為「向前看」。看在反對者眼中,這樣的折衷主義立場令人無法接受。

陳水扁,責任歸屬報告定蔣介石為元凶

「族群大團結!牽手護台灣!」

在飄揚的彩紙中,李登輝牽起了陳水扁的手,向空中高舉。2004年2月28日,下午2點28分,他們這一牽,串聯了全島。北起基隆市和平島,南至屏東縣鵝鑾鼻,支持者一雙手牽着另一雙,綿延在公路、海邊、山邊,台灣人將台灣圍了起來。

2004年2月28日,大約有200萬臺灣民眾參與牽手護台灣。
2004年2月28日,大約有200萬台灣民眾參與牽手護台灣。

此時,陳水扁是艱苦地尋求連任的總統,李登輝則搖身一變成為獨派政黨「台灣團結聯盟」的「精神領袖」。這場「牽手護台灣」為台灣迄今選舉史上最經典的一場「反敗為勝」的戰役拉開了序幕:不到一個月,就是第十一任正副總統大選投票日,陳水扁的對手是「國(民黨)親(民黨)合」後的連戰、宋楚瑜搭檔,一般估計陳水扁成功連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陳水扁的第一任期裏,統獨立場激烈搖擺,從上任之初的「四不一沒有」激烈地擺向2002年8月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跨度的擺盪是另一個問題,重要的是「二二八論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早期,二二八論述是海外獨立運動重要資源,二二八被定位成「台灣民族主義的開端」。陳儀深近期研究「紀念二二八」及台灣民族主義,與海外獨立運動的關係,指出最早結合二二八論述的,是1950年代,流亡日本的台獨分子廖文毅,他選在二二八當天在日本成立「臨時政府」,他的台獨論述是「血緣論」的觀點,講「台灣人」與「中國人」的不同。到1964年,獨派大老彭明敏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在他的台獨論述中,不特別強調「二二八」,也拋去「血緣論」,認為台灣人不分「本省外省」都應團結起來,推翻國民黨,建立新國家。而1970年代,獨派旅日學者黃昭堂,和旅美學者陳隆志,也接續這樣的觀點。

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做為黨內「後起之秀」,陳水扁在1994年選上台北市長,繼承了民進黨90年代的二二八論述,強調二二八對「台灣民主」的重要性,台北市也成為第一個興建二二八紀念館的縣市。此外,陳水扁從台北市長到2000年執政中央,一以貫之的做法是清查、蒐集各級政府機關裏的「二二八檔案」,加速檔案開放。

2004年的「二二八」,民進黨舉辦「牽手護台灣」的活動,「二二八」轉換為政治能量的效率達到高峰。當時活動上陳水扁說道,「手護同胞、手護民主、手護台灣,是對二二八事件最好的紀念。」

陳水扁建構「二二八論述」的另一項行動,是「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2006年出版了《二二八責任歸屬調查報告》,這是政府針對二二八事件的第二本官版報告。

這份報告將二二八慘案的發生,分為元凶、次要責任者、共犯與連帶責任者。所以從決策者、軍政者、情治人員、甚至「半山」(指日治時期旅居中國大陸,戰後回到台灣的政、經人士)、社會團體、新聞媒體,都有其相關的責任。主筆者之一的陳儀深,就在第三章「南京統治階級」的責任歸屬中寫到:蔣介石為「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責任歸屬報告的發表會上,陳水扁親臨現場並表示這份報告「已讓(二二八事件)真相大白」。台大政治系研究所碩士侯漢廷在論文中分析後發現,2007 年11月起,民進黨提及二二八事件次數便較往年為多,提及二二八的同時,也請民眾支持民進黨。陳水扁為2008年的立委選舉到各地輔選時,也強調「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

這份「責任歸屬報告」引發藍營很大的反彈,國民黨籍立委、蔣家後代蔣孝嚴甚至以「已造成對先人的誹謗」為由,要求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與陳儀深三天內公開道歉,否則將提起民、刑事訴訟,並求償新台幣五十億元,但後來法院以「不起訴」處分。

2004年的「二二八」,民進黨舉辦「牽手護台灣」的活動,「二二八」轉換為政治能量的效率達到高峰。當時活動上陳水扁說道,「手護同胞、手護民主、手護台灣,是對二二八事件最好的紀念。」而此牽手護台灣的活動,「面對中國的飛彈威脅,台灣人民有權向中國說 NO!」 ,「體認祖國的名字叫台灣」。

陳儀深近期研究「紀念二二八」及台灣民族主義,與海外獨立運動的關係。
陳儀深近期研究「紀念二二八」及台灣民族主義,與海外獨立運動的關係。

陳儀深回憶,這個活動起於台獨團體提議選前串連,但在競選期間,民進黨黨內人士原本很擔心,這樣的活動會被藍營操作成「撕裂族群」,但是,活動前中共以武力恫嚇台灣,使得「黨內大家都輕鬆了」,因為民進黨是讓大家牽手,不是要撕裂族群,而是在「保護台灣」。

「這樣的操作,我們姑且說二二八的運用,可以到這麼大的程度,」陳儀深說。他分析,二二八本來是針對國民黨,但因為「中共因素」,紀念二二八的抗議對象,轉向了中國。

2004年3月20日投票結果,陳水扁順利連任總統,得票率差距只有0.22%。【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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