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從思鄉病開始的。
1999年，剛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畢業的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應阿姨之邀，到台中住了段時間。只是沒多久，「思鄉病」就犯了，她搭着火車上台北，在咖啡、貝果等美式食物中，得到療癒。1976年生於美國加州沙加緬度（Sacramento）的她，臉孔偏東方，外型說明了她的血緣，卻不代表她的認同。「台灣」或「中國」在成長過程中，不過是為了家庭作業中而寫下的名詞，即使此時踏在台灣土地上，於她而言，就只是母親成長的地方。
她在台北街頭閒晃，無意間走進了二二八紀念館，看到葛超智（George H. Kerr）的展覽。葛超智曾在台北教授英文，戰後被派駐台北，因而目擊二二八。他不停向美國政府提出控訴，卻遭忽視，甚至受麥卡錫主義所迫，離開教職。然他所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卻影響大批留學海外的台籍青年，他們感到震驚，從而付諸各種行動。楊小娜也是如此。這年，葛超智的台灣研究首次公開，就被她遇上，站在這歷史的牆面之前，她心情複雜，「我備受震撼，對於我所不知道的這個歷史事件，還有美國的回應。」她想為此創作。
葛超智
自小就夢想寫作的楊小娜，剛進大學的主修是人類學，希望可以在這學門中找到一些故事，然而，到了第二年，她明白自己渴望將時間花在小說閱讀上，於是轉至英語文學領域。如今則是夏威夷大學教授，專事創意寫作學程（Creative Writing Program），「我先是個作者，其次才是個學者。」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楊小娜如此強調。
投入虛構創作的楊小娜至今兩本作品《水鬼》（Water Ghosts）與《綠島》都基於歷史事實而生——前者談加州樂居鎮（Locke）華工的故事，後者耙梳台灣近代史，兩次寫作都讓她耗費心力投入文獻研究，「我大學時就想寫樂居鎮華工的故事，一直到我攻讀研究所都在進行這個計畫。」
跨越三代的故事
《綠島》是她第一部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題材更直指一段最敏感的歷史：政治犯家庭，藉此帶出台灣從日治時期到今日追求自主與民主的掙扎與命運。 為了寫作《綠島》（Green island），她耗費十四年光陰，從學中文開始，到閱讀文獻。楊小娜在二十個正式訪談，與數不盡的談話後終於完成這本小說。全書於今年二二八前夕在美國出版。還未出版，就受矚目——亞馬遜選書、企鵝藍燈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首次以「世界書」（OneWorldOneBook）的形式，向全世界行銷，將這個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的艱困與血腥，於在野黨領袖蔡英文當選總統後，細緻又深刻地攤開在世人面前。
《綠島》全書從1947年二二八這日開始發展，這部小說以蔡姓醫生一家三代為主軸。書中主人歷經越戰、尼克森（大陸譯作尼克松）訪中國、中美建交、台美斷交、江南案、陳文成案件、美麗島事件、台灣解嚴，到2003年楊小娜為了研究第二次來台時遇到的SARS。
「我也希望寫進SARS。」因為住在台灣與展開這故事都在SARS期間，楊小娜將量溫度、街禁、監控等「超越真實的體驗」擺置進故事裏。故事中，女主角與父親在醫院中照顧即將病逝的母親，卻遭SARS禁令，父親一直想掙脫禁制，回到妻子的身邊。儼然是前半段故事的微型再現。
女主角的人生依循着這些歷史開展，也編織出巧妙的故事。「我對一些巧合感到不可思議，像是《上海公報》與『尼克森訪華』這類扭轉台美關係的事件，都發生在二月二十八這天。」她道，二二八顯然在台灣歷史是特別的日子，很適合作為推展女主角故事之用。
既然創作之初是受二二八啟發，《綠島》便也從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這日起筆：「我的母親麗敏的陣痛，從在天馬茶房前的寡婦被襲擊開始。」敘述者「我」，是蔡醫師的么女，在局勢大亂之際誕生，沒有等到產婆接生的她，由父親剪斷臍帶，親自將她捧進這個世界，然而，這樣的父親因鼓吹民主，被國民黨情治人員帶走，下落不明。直至主角長至十一歲，父親終於歸來，卻再也不是兄姐口中那個令人崇拜的父親。「他壞掉了。」大哥忿忿地說。
刑求、逼供、監視與威脅，告密和背叛，在在纏繞着蔡家父女，他們無法過着一般人那般普通生活。這是那個年代知識份子、民主人士甚至是一般老百姓的「日常」。陰影層層交錯，最終扭曲，成為「壞掉了的人」。這些人是時代的倖存者，但他們往往沒有聲音，不能辯解。威權與白色恐怖陰影，在蔡家人身上不斷作用着，困住了他們。
《綠島》（Green Island）
出版社：Alfred a Knopf Inc
出版時間：2016年2月
台灣印刻出版已取得繁體中文版權，列出版計畫中。
目前常見的白色恐怖作品中，多是受害者的聲音，少見背負隱密與罪惡感之人的探索，《綠島》則多有描述。例如主角的父親從獄中歸來後，一日被主角撞見警總威脅父親勸說自己的朋友回台灣，精神不堪折磨的父親遂從其迫。被騙友人因而踏入警總的陷阱被捕。多年後，主角的父親搭車到台北，要求她作陪，不明所以的主角後來才知，父親想見見這名友人。
「我的朋友，我原諒你。」主角記得家裏曾收到這封信，但此時卻遭到閉門羹。她勸說父親放棄，但他不肯，只說：「這是我該做的。」
當兩人終於見面後，主角父親不停辯解自己受到何種脅迫，例如再也見不到小孩。這位友人僅淡淡地說：「我也是有小孩的。」他露出他遭到刑求傷害的身體——僅剩的一條手臂，但主角父親仍不斷解釋。最後朋友留下一句：「即使妻子阻擋，但我已經給你說話的機會了，你心理的重擔是你自己的。」像這等背叛與辯解，後來也發生在主角身上。
楊小娜相信「個人即政治」，政治受人所驅使，政治的目的也是為了人。她對政治如何作用在個人、人性層次上有強烈興趣。
我問楊小娜為何選這個角度，她想了很久，才給我答案：「我們看待這悲劇的方式，就只有死亡，但這悲劇同樣存在於倖存者身上。」她對白色恐怖受難者如何活着好奇，畢竟這樣的經驗會改變一個人。「在這故事中，你可以看到人身上的彈性，同時，也能看到人類精神上的頑強。」
「《綠島》絕對是個女性小說。」楊小娜強調這個分類……她表示，希望能夠探索性別意識中各種微觀與巨觀的權利侵害，像是不能接受教育、在談話中要閉嘴等等，「況且，在台灣民主運動與二二八事件中，女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跟葛超智一樣，楊小娜也是個探討二二八的美國人。我問楊小娜，美國背景是否為她帶來特別想法？尤其是蔣介石政府與美國的關係。她答：「書出版後，我才知道，原來許多美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將蔣介石視作好人。」楊小娜在許多書評中看到讀者對蔣介石的殘酷感到吃驚，似乎有許多人這時才明白原來他是個獨裁者。這是出書後她最感到震驚的部分。
楊小娜過去不懂台美關係，但受葛超智影響，她也認為美國對台灣有歷史責任，「他們承諾為台灣帶來民主，卻給蔣介石金援和支持，只為了防堵中國共產黨。因為他們對赤化的恐懼，台灣被犧牲了。」在《綠島》中，她若干程度置入這類觀點，一如葛超智所為。
「美台之間關係複雜又詭異，美國官方拒絕承認台灣，但前陣子又賣了一千五百萬美金的武器給台灣，這好像是一段每個人都知道，但無人承認的秘密戀情。」楊小娜如此評斷今日的台美關係。
事實上她的出身，也反映了某種「台美關係」。1970年代，越戰將近尾聲，美國空軍Ryan派駐台中清泉崗機場，認識了在餐廳打工的年輕大學生，即楊小娜的母親。這段相遇也被編排進《綠島》中，以一個美國大兵與主角在酒吧的邂逅代表，然而，伴之出現的卻是對女性的鄙夷或斥責：姐姐對着主角大叫：「妳在想什麼，妳還要臉嗎？一個美國人？會跟美國人說話的女人，只有婊子。……妳難道沒有自尊嗎？」
「這是妳母親的經驗嗎？」我投了直球。
「我的母親並沒有跟我提過這類經驗。」她沒有閃躲這個球，「這段描寫是根據平常和美國大兵交往的亞洲女性談話而來，似乎有很多人會評價這些女性的性關係與忠誠。」
性別意識，也是楊小娜創作的核心，從她選擇以政治犯的妻女、民主運動者的太太等視角來談台灣民主發展史，即可察覺——《綠島》初開始，女主角的母親便提及，女孩再如何接受教育，最後只有結婚生子、照料家庭的命，即使她自己也是個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書中也表明台灣社會對女性的檢視無所不在。
「《綠島》絕對是個女性小說。」楊小娜強調這個分類，「男性世界有這麼多政治小說，女人在這些作品中都被排除於外，但政治對她們的影響，就跟她們的犧牲一樣十分真實。」她表示，希望能夠探索性別意識中各種微觀與巨觀的權利侵害，像是不能接受教育、在談話中要閉嘴等等，「況且，在台灣民主運動與二二八事件中，女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做過大量訪談研究，發現女性的陪伴與犧牲數量不少，更別說是直接參與者，但很少人正視女性的能量。
楊小娜也從自己的母親身上，看到這樣的能量。小說中的女主角嫁給在美國留學的丈夫後，隨之遷居加州，從一個語言不通的新移民到能夠上文學院，其間的困難小篇幅地被帶過，卻也是楊小娜母親的寫照：「母親生下我時，她才到美國不久，所以我大到可以看見並記得她在美國生活的初期樣貌，但直到我長大才明白她經歷的這些有何意義。」例如她有着看母親宣誓成為一個美國公民的記憶。楊小娜表示，對各地的新移民，生活都不是那麼容易，但對她母親而言，困難應該少一些，「畢竟我父親在她身邊，他會說英語，也懂美國文化。」
沒有名字的女主角
如同大多數移民二代，楊小娜自然地在多族群社會成長，很少因此難過沮喪，「我出生在越戰時期，那時有非常多亞洲與美國的混血兒誕生，我有一些混血朋友，時常從彼此身上得到力量。」她有個死黨，就是越南與白種人混血，她們會假裝彼此是親生姊妹，「我很高興自己是混血，也感謝我母親，她總要我為此感到驕傲。」楊小娜不否認自己會遇到些種族主義者，但她會視其為無知，而非想成自己的錯誤，那是因為她母親給了她非常強的核心價值。
然而，這樣的母親，在她成長時期，偶會給她一些挫折。楊小娜小時候，老師要她們畫家庭樹，她寫下了China，卻遭母親糾正：「不，是台灣。」年紀尚小的她不懂，明明外公外婆寄來信件上的郵戳是Republic of China，為何不能寫China？母親耐心解釋其差異。儘管楊小娜母親是外省第二代，但出生成長都在台灣，因而特別強調自己的台灣背景。
這其實是我採訪她的第一個問題：從動念創作到作品完成，於她的認同有何影響？「我確實重新看待我是一個怎麼樣的美國人，而我如何在我的美國幻影中自我防衛，但在台灣生活，讓我思考了這些。這個創作促使我思考作為一個台灣美國人的自己，因為我開始明白許多台灣歷史都是我家人故事的一部分，而後成為我自己的。」在23歲這年，台灣也成了她擺在心裏、日思夜想的故鄉。
「中華民國或台灣，都是命名學（nomenclature）的問題。」楊小娜表示，《綠島》是小說，但某些部分是以母親和她之間的真實對話為基礎，「我知道台灣是台灣，但不懂為何它稱作中華民國，這樣的對話卻反映了一個很大的議題，亦即人們對台灣現況的困惑。對大多數人來說，台灣是從中國分裂出來；對我而言，這故事就是一個廣大的全球對話中的縮影。」
正因為這種名稱上的困惑，《綠島》的女主角沒有名字。「關於台灣地位的其中一個爭論就是命名，在各種國際事件中都發生。例如奧運時，台灣成了中華台北。」楊小娜表示，在台灣地位協商中，名字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於是，她也很難給這個角色一個名字——即使如此，在許多演說場合，楊小娜都以這句話作結：「台灣就是台灣，不論她叫什麼名字，都不影響她的本質。」一如「綠島」這個書名，指的是監獄，也是美麗的台灣。
「我並不確定台灣是否需要第二次機會，我認為許多人已對台灣做出選擇，並讓台灣有了新的方向。對我來說，這非常讓人驚喜。」
及至長成才在台灣生活，卻需在作品上呈現早期台灣的生活氣味，實屬不易，她道自己在採訪時，追問許多細節，「像是童年時他們都玩什麼玩具，他們的浴室長得什麼樣子，他們經歷台灣歷史中哪些重要事件，蔣介石去世等等。」楊小娜觀看老照片跟影片時非常關注細部，為的是捕捉那些可以運用的材料，「儘管耗費時間，但很有趣。」
生活氣味或可由細節拼湊，但理解歷史的巨大圖像，卻不那麼簡單，甚至被她認為是最困難的事。「我試着理解台灣歷史中複雜的層層疊疊與政治運作，但我自己並非那麼政治的人，對政治也沒有興趣，但我對政治如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作用好奇，所以試着延伸我的思想，好發現這些答案。」
這作用包含在前述提到的威脅與背叛中。「華人相信命運，可妳卻屢屢在書中強調，最重要的是選擇，在那樣受壓迫的政治環境中，人們能做出選擇嗎？」我問。
「命運跟選擇不必然是相互衝突的。我認為他們是串連的。」楊小娜說，人生當中會有各種事情發生，有些事我們無法控制，有些卻依賴我們的選擇，對故事中人物來說，出生在台灣是命運，他們不能控制被國民黨逮捕與否之事，但他們人生軌跡大多是選擇的結果。
台灣的命運與選擇亦同。楊小娜藉着故事中遭暗殺民主人士的女兒之口，說出「機會」二字，暗示着台灣民主之路的樂觀，是她對這故事的註解，「我並不確定台灣是否需要第二次機會，我認為許多人已對台灣做出選擇，並讓台灣有了新的方向。對我來說，這非常讓人驚喜。」
她並未明說，但或許指的是再次政黨輪替。今年台灣總統大選前，楊小娜在網路上關注選舉情勢，並對蔡英文表達支持之意。「我支持她，因為她聰明認真又很關心台灣。」她進一步解釋，蔡英文並非身在根深柢固的「老男人網絡」之中，而這種老男人網絡一直以來形塑台灣政治的樣貌，「當然這也是她階級與性別背景帶來的不同。」
楊小娜在故事最後，讓女主角也進了二二八紀念館，思考着二二八，「二二八不只是一個故事。」寫下這段話的楊小娜想說的是，二二八不只是一段歷史，它還活在許多人心中，活在許多人家裏，甚至因台灣社會的變動，每年二二八都有不同意義與詮釋出現，「像2004年，我記得有牽手護台灣，呼喚大家團結。」楊小娜說，這些事會不斷替二二八增添新的意義，紀念也變得不同，她認為二二八不只是學習與記憶這段歷史的年度活動。
台灣民主，對楊小娜而言似乎是再樂觀不過的了，最後我請她給正在為民主奮鬥，想掙脫困境的中國、香港朋友一些話，她提到了畫家洪瑞麟，「浮現我腦海的，是很多年前我看到的一張畫，有許多男人站在礦坑裏，而他們身後有道光透了進來。」她說，永遠都有這麼一道光存在，不論它多微小或遙遠。
註：台灣印刻出版已取得繁體中文版權，列出版計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