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政治人物怎么谈论“二二八”？（上）——从蒋中正、李登辉到陈水扁

“香烟小贩紧抱脑袋，手指黏腻地沾满鲜血。痛楚以缓慢的波浪漫过头颅。”

“查缉员开枪，群众溃散逃逸，裂成百个碎片。”

2016年台裔美籍作家杨小娜的小说《绿岛》，在字里行间召唤“二二八”的记忆。在今天的台湾谈“二二八”，一切看似都自然而然；但27年前，台湾导演侯孝贤发表电影作品《悲情城市》时，仅仅在剧情的推进里对“二二八”一扫而过，就在艺文、政治圈引发话题，热议不休。

那时是1989年，台湾解除戒严不过两年，当时谈二二八、谈“台湾主体意识”的话语，似乎暗合着《悲情城市》中的一幕：

梁朝伟饰演聋哑人士“文清”，火车上，被拿着棍棒的人们包围，吃力挤出怪异的台语：“我，台－湾－人。”

除了小说和戏剧，二二八的记忆更常在政治领域里被召唤出来：从早年的威权政府、本土化后的国民党、“党外”反对运动，到执政后的民主进步党，对二二八历史都有着不同的诠释，甚而“运用”。可以说在过去70年间，二二八历史的记忆和诠释，几乎等同一部台湾民主化的历史。

威权时期，称事件导火线为共产党煽惑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当时官方定调的论述，依据的是包括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所编〈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所编〈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以及蒋中正在国民党“中枢总理纪念周”提出的报告，大致都将事件导火线归因为“共产党煽惑”，远因则是“日本奴化遗毒”。

相对于党政部门的报告，事件发生后赴台调查的监察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在〈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中则认为，事变原因是光复后的台湾物价高涨、失业增加、政府统治政策失当、部分公务员贪污失职。他也建议改设省政府，选用台籍人士，并且推动土地改革、对事件的死难者应赔偿及抚恤。

国民党党政部门的诠释和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共同构成了在威权统治时期政府对二二八事件的主旋律。

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控制，1948年到1983年之间，在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与二二八事件相关的资讯。只有流亡海外的独派人士能够在海外华文媒体上发声，例如林木顺（苏新与杨克煌合着）的《台湾二月革命》、庄嘉农（苏新）的《愤怒的台湾》，或者日本台独团体刊物《台湾青年》。

“40年里，二二八是禁忌，你不能讲、不能说也不能写。”

二二八70周年记者会上，现任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馆长萧明治这样说。萧明治曾替党外运动者郑南榕制作全台湾第一个“二二八平反运动”的文宣广告。1987年2月4日，“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成立，郑南榕、李胜雄、陈永兴等人，推动21场平反活动。

赖泽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执笔者，这本官版报告是李登辉主政后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国民党在白色恐怖逐渐成为历史的时代里，第一次正面面对二二八这个历史伤口。

1970年代，“平反二二八”的呼声从海外烧回了台湾。

近代史学者赖泽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执笔者，这本官版报告是李登辉主政后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国民党在白色恐怖逐渐成为历史的时代里，第一次正面面对二二八这个历史伤口。

赖泽涵是台中北屯人，小时候二二八事件是禁忌话题，有阵子两个警察都会来村里抓人，听说是一名不良少年参加二二八。这让赖泽涵更想翻开这个历史禁忌的章节。

赖泽涵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念书时，固定会收到了《台湾青年》杂志。那是1970年代初，他看杂志如何讲述二二八平反运动。然而当时他在美国看到的都是二手资料。他到东亚图书馆搜集资料时结识了中国近代史专家，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若孟（Ramon Myers），马若孟邀请他到史丹佛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开始了计划，在1991年出版了英文版《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轰动一时。

赖泽涵对二二八的认识启蒙于美国，在台湾结实、收成。

李登辉，首位为事件公开道歉的总统

“登辉，以国家公仆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李登辉深深一鞠躬，时间是1995年的2月28日。李登辉在这座纪念碑下，成为第一位为二二八事件公开道歉的中华民国总统。

距离1947年二二八事件，已过了近半个世纪。潺潺水声上，是二二八和平纪念碑的主体。避雷针状的顶端，耸入天际。大型立方体，象征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和平共处。踏着水上石板到塔内，可以走到向二二八死者致哀的中心。

纪念碑文下方，躺着几束百合，静静的散发花香。

李登辉是唯一亲身经历过二二八的中华民国总统。二二八发生时李登辉是台大大四学生，在台北街头看到军人随处开枪，当时的他血气方刚，一度想加入台中的“二七部队”。而后，李登辉1968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返台进入农复会工作。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李登辉被延览入阁担任政务委员，成为蒋经国提拔的本土菁英。作为国民党内受重用的“本省人”，李登辉的身份是他处理二二八绝佳的优势，但是也不乏障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仪深认为，李登辉能够推动二二八平反，“是他的charisma（个人魅力）”。但当时国民党内仍有挑战者，党内以外省人为主力的“新国民党连线”就是代表力量，当时称为“主流”、“非主流”之争，“非主流”这股势力后来出走，脱胎为新党。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当年就是“新国民党连线”成员，只是她后来没有选择离开。

尽管李登辉大刀阔斧处理二二八，但碍于国民党主席的立场，他没有处理二二八国民党统治阶级究责的问题。……陈翠莲亦在〈历史正义的困境——族群议题与二二八论述〉中认为，虽然李登辉对二二八事件已有相当突破，“但……错失确立转型正义的最佳时机。”

对于二二八的诠释和态度，正是李登辉带领的“主流”与党内“非主流”势力的重要分歧点。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国民党政府开始逐步揭开这张历史封印：

1990年12月，行政院针对二二八事件组成“研究小组”，请来赖泽涵担任委员，日后他也成了这份官方报告的总主笔。一批过去讳莫如深的官方档案搬上了学者的书桌。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正式出版。随后政府在1994年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受理二二八补偿申请及核发“补偿金”，并陆续修订高中历史课纲、抚慰受难家属、订定国定假日。

尽管李登辉大刀阔斧处理二二八，但碍于国民党主席的立场，他没有处理二二八国民党统治阶级究责的问题。而关于二二八责任，行政院报告中是这么写的：

“……蒋氏因军务倥偬，无暇查证，又度信任陈仪，接受其请兵之要求，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其后，蒋氏亦了解真相，但历史的错误已铸，难于挽回。绥靖任务。蒋氏的确曾一再严申纪律、禁止报复，但终未能防止弊端之发生。而在事后，台籍官僚（如丘念台、蔡培火）曾建议惩治失职者，以平民怨，他也未能接纳，以致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确有考虑未周之处。”

吴乃德在〈书写“民族”创伤：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记忆〉指，这份报告中仅以“失察”和“考虑未周”加以描述，对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中正的责任问题“并不深究”。至于李登辉对二二八的处理，陈翠莲亦在〈历史正义的困境——族群议题与二二八论述〉中认为，虽然李登辉对二二八事件已有相当突破，“但是十二年总统任职期间，并未对威权时期之附从结构，如情治、司法、媒体、党产等问题，加以解构导正，错失确立转型正义的最佳时机。”

在1997年二二八事件50周年时，李登辉公开表示：“希望今后全体国人能够走出二二八的阴霾，心胸放宽、放远，向前看，齐心为我们的家园打拚，为后代子孙奉献心力。”这样的立场当时被总结为“向前看”。看在反对者眼中，这样的折衷主义立场令人无法接受。

陈水扁，责任归属报告定蒋介石为元凶

“族群大团结！牵手护台湾！”

在飘扬的彩纸中，李登辉牵起了陈水扁的手，向空中高举。2004年2月28日，下午2点28分，他们这一牵，串联了全岛。北起基隆市和平岛，南至屏东县鹅銮鼻，支持者一双手牵着另一双，绵延在公路、海边、山边，台湾人将台湾围了起来。

此时，陈水扁是艰苦地寻求连任的总统，李登辉则摇身一变成为独派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的“精神领袖”。这场“牵手护台湾”为台湾迄今选举史上最经典的一场“反败为胜”的战役拉开了序幕：不到一个月，就是第十一任正副总统大选投票日，陈水扁的对手是“国（民党）亲（民党）合”后的连战、宋楚瑜搭档，一般估计陈水扁成功连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陈水扁的第一任期里，统独立场激烈摇摆，从上任之初的“四不一没有”激烈地摆向2002年8月的“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跨度的摆荡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二二八论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早期，二二八论述是海外独立运动重要资源，二二八被定位成“台湾民族主义的开端”。陈仪深近期研究“纪念二二八”及台湾民族主义，与海外独立运动的关系，指出最早结合二二八论述的，是1950年代，流亡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他选在二二八当天在日本成立“临时政府”，他的台独论述是“血缘论”的观点，讲“台湾人”与“中国人”的不同。到1964年，独派大老彭明敏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在他的台独论述中，不特别强调“二二八”，也抛去“血缘论”，认为台湾人不分“本省外省”都应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建立新国家。而1970年代，独派旅日学者黄昭堂，和旅美学者陈隆志，也接续这样的观点。

1986 年“民主进步党”成立，做为党内“后起之秀”，陈水扁在1994年选上台北市长，继承了民进党90年代的二二八论述，强调二二八对“台湾民主”的重要性，台北市也成为第一个兴建二二八纪念馆的县市。此外，陈水扁从台北市长到2000年执政中央，一以贯之的做法是清查、搜集各级政府机关里的“二二八档案”，加速档案开放。

2004年的“二二八”，民进党举办“牵手护台湾”的活动，“二二八”转换为政治能量的效率达到高峰。当时活动上陈水扁说道，“手护同胞、手护民主、手护台湾，是对二二八事件最好的纪念。”

陈水扁建构“二二八论述”的另一项行动，是“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在2006年出版了《二二八责任归属调查报告》，这是政府针对二二八事件的第二本官版报告。

这份报告将二二八惨案的发生，分为元凶、次要责任者、共犯与连带责任者。所以从决策者、军政者、情治人员、甚至“半山”（指日治时期旅居中国大陆，战后回到台湾的政、经人士）、社会团体、新闻媒体，都有其相关的责任。主笔者之一的陈仪深，就在第三章“南京统治阶级”的责任归属中写到：蒋介石为“事件元凶，应负最大责任”。

责任归属报告的发表会上，陈水扁亲临现场并表示这份报告“已让（二二八事件）真相大白”。台大政治系研究所硕士侯汉廷在论文中分析后发现，2007 年11月起，民进党提及二二八事件次数便较往年为多，提及二二八的同时，也请民众支持民进党。陈水扁为2008年的立委选举到各地辅选时，也强调“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

这份“责任归属报告”引发蓝营很大的反弹，国民党籍立委、蒋家后代蒋孝严甚至以“已造成对先人的诽谤”为由，要求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煌与陈仪深三天内公开道歉，否则将提起民、刑事诉讼，并求偿新台币五十亿元，但后来法院以“不起诉”处分。

2004年的“二二八”，民进党举办“牵手护台湾”的活动，“二二八”转换为政治能量的效率达到高峰。当时活动上陈水扁说道，“手护同胞、手护民主、手护台湾，是对二二八事件最好的纪念。”而此牵手护台湾的活动，“面对中国的飞弹威胁，台湾人民有权向中国说 NO！” ，“体认祖国的名字叫台湾”。

陈仪深回忆，这个活动起于台独团体提议选前串连，但在竞选期间，民进党党内人士原本很担心，这样的活动会被蓝营操作成“撕裂族群”，但是，活动前中共以武力恫吓台湾，使得“党内大家都轻松了”，因为民进党是让大家牵手，不是要撕裂族群，而是在“保护台湾”。

“这样的操作，我们姑且说二二八的运用，可以到这么大的程度，”陈仪深说。他分析，二二八本来是针对国民党，但因为“中共因素”，纪念二二八的抗议对象，转向了中国。

2004年3月20日投票结果，陈水扁顺利连任总统，得票率差距只有0.22％。【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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