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伍移動，默默跟着前方的人，有些腳步似乎刻意快了點。陰暗的通道、空蕩的四週、凝重的氣氛，令人聯想起醫院半夜看似無盡的走廊。數分鐘的路程裏，沒有人出聲聊天，眾人彷彿都下意識地想儘速離開，廊道盡頭的光是唯一指標。
領隊的Ｍ先生這麼說，多數時候，如果你來到台北第二殯儀館的「移靈通道」，代表你不是要送某個至親好友最後一程，就代表你是被送的那個了。無論情況是何者，在這條走廊之前發生的，是道道繁複的程序和儀式，在這條走廊之後，就是最後的火葬場。生靈在世時的一切，終要在此魂歸魂，土歸土。這數分鐘的距離，提供了難得安靜的反思時光去做心理準備，該放下的放下，該道別的道別。
東西方對死亡的想像不同，台灣自然也有在地的規矩。隨着世代接替，有些東西傳承了，有些東西式微了。走在殯儀館內，擦身而過的是社會的縮影。不同的宗教信仰、身份階級、財務能力、家庭背景，儘管一生再漫長，死亡都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將一切總結呈現。
「不管是哪種設計和禮俗，殯葬業者提供的，其實是一種悲傷輔導。」M先生引用自己師傅的話，「適合的儀式因人而異，但目的都是為了幫助生者接受事實，從情緒中走出來。」
當死亡成為日常的現實
死亡看似遙不可及，一生中只有少數時刻需要與它打上交道。然而在台北市大安區臥龍街的末端，它是許多人每天稀鬆平常的現實。因為第二殯儀館座落點的地緣關係，禮儀社、紙紮店、花店、骨灰罈店、會館等，各種與殯葬相關業者聚集此處，協助完成Ｍ先生口中，每個人「一生一次的畢業典禮」。
年約35歲的Ｍ先生，原本在台中擔任房仲業銷售員，自稱因為看了日本電影《送行者》而對禮儀師行業產生好奇，經過中華殯葬教育學會200多個小時的培訓後，考取國家技術喪禮服務證照，由培訓的師傅推薦來到台北工作，正式開始禮儀規劃師的生涯。
他帶領的葬儀業導覽開始於臥龍街的紙紮店，也是送終儀式初期準備的一環。紙紮的習俗源於東方民間信仰，常見用於喪葬儀式或普渡祭祀活動，是生者為亡者特製的禮物，象徵意味濃厚，過往以來在香港和台灣社會十分普及。在長相酷似亡者的「魂身」上寫下他的生辰八字，再把他生前喜愛或希冀許久的物品用紙藝建造出來，熊熊大火的燃燒，便代表離開的人在另外那端收到了。
「這個不是一般念美工建築的人都做得出來的，一定要有想像力才可以。」師傅告訴我們這個職業的「關鍵」能力，中規中矩的東西好辦但不花功夫，難的是客製化做出華美特殊的大型物件。過去年代許多人習慣在家辦喪事，屋宅路邊空間足夠擺放巨大的紙紮屋和相關祭品，所以紙紮業發揮的空間大，隆重一點的葬禮花在紙紮的費用上可能動輒數十萬台幣。曾經某財團董事長的母親離世，就要求做出一棟與自家豪宅一模一樣的紙紮屋，「我們可以做到七八分像，絕對沒問題。」
紙紮業往往靠的是代代相傳，如今時代更迭，不僅印刷造紙業大量電腦化，許多純手工藝的紙紮業被機器輸出取代，新設立的環保法令問題也令許多下一代對於繼承家業卻步。再加上現代人多數將葬禮移到殯儀館舉行，火化爐的大小有限，為了迎合新形態的轉型需求，紙紮店內現在更常見更小型精緻的祭品，除了頂級私人遊艇、法拉利跑車、Louis Vuitton皮包、Rolex腕表外，甚至還有紙紮成的PlayStation和Wii等電玩週邊產品。
與紙紮店相距不遠處，則是另一個配合時代需求而生的殯葬產業：會館。Ｍ先生解釋，親人往生後，家屬可以將遺體安置於殯儀館冰庫，並另外擇地設立靈堂安置逝者靈位，供家族或專業人員誦經陪伴之外，也可同時進行奠禮陳設和其他祭祀儀式。這個過程稱為豎靈，目的是協助亡者放下對人間的執念，安心前往下個階段，等待良辰進行入殮和火化。
然而，都市住宅形態的改變，讓家中豎靈入殮愈來愈不方便，很多經濟能力較高的族群也不喜歡長時間待在環境舒適度有限的殯儀館內，會館就是一個類似飯店服務的存在，提供第三種場地和飲食、休息及顧問等相關服務選擇。只是所費不貲，一日場地租借費用往往要上萬元起跳。
人生的最後一程
依據不同宗教信仰和家屬習慣，臨終儀式程序並沒有所謂的制式規定。Ｍ先生說，對於傳統流傳下來的治喪方式，各地區各家禮儀業者各有說法。從極簡到極繁，無論最終選擇是什麼，決定權還是在於家屬。分別成立於1965及1978年的台北第一及第二殯儀館，由市政府設置的殯葬管理處管轄，設置有遺體化妝室、真愛室（助念用場地）、大體冰置處、解剖中心、各級禮廳、移靈通道、火化場、休息室等區域。
依據Ｍ先生經驗判斷，他遇到的客戶大約有5%信仰正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信仰者大約共占10%，剩下多數民眾想法則是混合部分佛教教義與傳統民間信仰，加上參與治喪的近遠房親戚往往意見眾說紛紜，最終通常是求取一個家族內多數人能夠同意的禮儀程序。
最常見到的生命結業過程是，禮儀業者透過醫院護理人員接觸到病患家屬，在病患往生後的第一時間內提供協助，從死亡時間算起，進行不超過12小時的助念過程（佛教一說相信靈魂離開身體所需時間），隨即由殯儀館派發的接體車從醫院往生室送至殯儀管區進行冰存，以免大體變質，同時擇地設置靈堂，請僧道將亡者魂魄引入牌位。
有些家屬相信俗稱的「作七」，指的是人往生後，每逢七天為一次奠拜的重要日期，由不同身份的家族一一進行祭祀。但七七四十九天對多數現代人而言還是太過繁瑣，有些人會改成24天，以每兩天作為一個七的模式去計算。
有時是視家族經濟能力許可，有時是等到作七結束或者避開與生者「沖煞」的良辰到來，便是舉行奠禮告別式的時候。殯儀館會協助將遺體在告別式前一天進行退冰，依生者選擇為亡者梳洗、上妝、著衣（有些業者還會提供精油全身按摩等服務），接着便是「入殮」的時刻，當遺體置入棺木，也意味着家人最後一次見到逝者的機會。
第二殯儀館提供三個不同等級的禮廳供告別式所用，可容納50至200人不等，並設有操控室可以播放追思影片。至於紙紮、花山、掛簾佈置，或是另請出家師父誦經等排場，每個家族視性格和社經地位會有不同的選擇需求，都可請禮儀人員安排。
儀式結束後，若無法負擔昂貴的土葬，此時就是從禮廳前往火葬場的時候。陰暗的移靈通道，象徵着人世間的最後一段路。傳統信仰認為兇禮不適合讓天公看見，故通道不可露天，採光也因而有限。經過連續的繁瑣忙碌，這裏往往也是生者終於意識到告別近在眼前的地方。
當亡者被送入火化爐，會有專人確認火化狀況，並進行最後的整理、撿骨、封罐和領回。Ｍ先生表示，第二殯儀館火化場每日平均會進行100至200具遺體的火化，每次需要費時一小時以上，一天中通常三至四場，視忙碌狀況而定。假設一具遺體收費兩萬元台幣規費，一日即可收入200萬。再加上殯儀館其他各項服務的收費，加總累積下來其實是筆非常可觀的數字，也難怪會有早期黑道介入，以及殯葬業者認為「最大競爭對手是政府」的說法。
喪禮其實是一種悲傷輔導
與死亡為伍的工作或許不用擔心沒有生意，但絕對不是每個人都吃得了這碗飯。Ｍ先生執業後遇到的第一個案件，是為一位往生的女子入殮。「不知為什麼，那天晚上她的長相一直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那時候覺得非常恐怖。」如若遇到事故意外現場，由於警察並不會經手遺體的處理，禮儀師於是成為在一線面對任何狀況的人。曾經接手過幾次空難和去年發生的桃園火燒車事件，Ｍ先生說現場遺體只能用「怵目驚心」來形容。
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事件，是某次在北市的托兒所遇到一個上吊在窗外的無名屍。「那天本來我的身體完全沒有異樣，但當我一將上吊用的繩子剪斷，鼻血同時就瞬間噴出。」Ｍ先生說，「以前不相信所謂的怨氣，那次經驗之後就信了。」
禮儀師的真實生活面貌，當然不若《送行者》影片中呈現的哀戚唯美。Ｍ先生分析，日本禮儀師之所以特別講究遺體的化妝、洗身等儀式，是因為人民多數崇尚小乘佛教，重視的是對家屬與亡者自我精神的解脫與渡化；中國則是因當局推行無神論，加上人口多死亡人數高，政策規定三天內便要火化完成，禮儀師無用武之地。
而台灣葬禮傳統是整個家族內外的「公事」，告別式的排場、須遵守的祖先規定都是規劃時要納入考慮的重要項目。「很多時候我們對先賢聖人的思想教誨已經無法確認，治喪建立在強調外界觀感的孝道基礎上，最後只會陷入人云亦云的情況。」Ｍ先生說，「傳統民間各種繁雜瑣碎的規距程序其實還有很多，但古時的涵義不應該傳到後世就流失了真意。相對下很多基督、天主教和正佛教的喪禮，反而比較不拘小節，也好溝通。」
「為什麼說喪禮其實是一種『悲傷輔導』，是因為它最本質的用意是幫助還在世的生者發洩、接受和放下。」Ｍ先生說，「好的禮儀師應該要因人而異去建議治喪方式，有的老人家認為遵巡古禮才是對得起老伴，那當然可以一一協助。但如果家屬自己的悲傷已經濃厚到無法承受，其實一切從簡更好，不需要去延長這個痛苦的過程。」
小說家Raymond Chandler說，每次的道別，都是一點點的死亡。但在葬儀業的世界中，透過各種儀式好好說出道別，或許正是我們面對死亡的方法。觀看過這麼多離別，儀式者難免也會想到自己。Ｍ先生自稱不相信鬼神或死後世界的存在，「我就無神論，禮儀師對我來說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他的觀點很現代，也的確非常實際：「如果自己哪天走了，希望那時候可以開放遺體火化和火力發電的配套措施，這樣至少還算對環境有點幫助，不會造成污染。」至於會想選擇哪一種治喪方式，身為舉辦過無數儀式的人，他的回答一派瀟灑：「那就不必啦，到頭來，其實什麼都不重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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