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筆者而言，「滿洲」一詞是陌生的，它只曾出現在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偽滿洲國」——這個含有民族屈辱意味的歷史詞彙，或是以英文授課的世界歷史科中提到的Manchuria。端旅行推出的「重回滿洲深度遊」團費不能說是便宜，但由身為滿人兼熟悉滿洲歷史文化的出版人富察擔任隨團講解，對愛好歷史的旅行者而言卻有莫大吸引力。
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香港廣泛使用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大都抱持凸顯華夏文化優越性的大漢族中心史觀。而中國政府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撰寫的教科書，則把「民族矛盾」置於「階級矛盾」之下，表面上對「漢族中心主義」持批判態度。然而，中共官方史觀卻把中國歷史發展長河設定為必定「走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種歷史宿命論其實只是大漢族史觀的另一變種而已。
從這次旅行團的出發前參考書目，包括了日本右翼學家宮脇淳子所著的《真實之滿洲史》，以至富察隨團的講解，不難看出「重回滿洲深度遊」的目的，是希望向團員提供一套有別於傳統大中華史觀，以滿洲民族而非以漢族為本位的「東北」視角，通過實地參觀歷史遺蹟重新審視滿洲的歷史。
短短七天的旅程走訪大連、瀋陽、撫順、承德多地，走馬看花在所難免，但端旅行挑選的觀光內容仍算扣緊了滿洲近500年歷史發展的軌跡。例如19世紀末起先後經歷沙俄、日本和蘇聯佔領的大連巿，初次到訪的筆者甫抵埗後，即對巿內較內地絕大部分城巿都要良好的交通秩序，留下深刻印象；這或許是因為在民族屈辱以外，日俄戰爭後對大連實施了長達40年佔領和實質管治的日本，留下的不僅是揉合歐式和日式風格的建築群，似乎亦促成了若干程度的「移風易俗」。
滿清入關前為「後金」國都的瀋陽，位於瀋陽故宮附近的張氏帥府（當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張學良的故居）因為對台灣同胞有重大統戰意義，身兼「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得到了當局最好的復修和維護。張學良當年發動「西安事變」，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因此備受中共推崇，他在1991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所說的：「我衷心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統一，非常反對分裂」，已化成張氏帥府博物館展廳入口處的顯眼大字（但館內陳列沒有說明此句的年份和出處）。
在「愛國主義」史觀下，博物館的解說文字自然把張學良一生總結為矢志「維護國家統一，爭取民族獨立」，把他定位為「偉大的愛國者」。然而，晚年定居美國夏威夷的張學良，也許因為政治因素始終未曾返回故土，他也曾對發動西安事變導致中共坐大，以至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爆發感到後悔。富察認為，張學良一生中的兩件大事：即決定東北「易幟」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以及發動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停止「剿共」國共一致抗日，可能與他受當年世界旺盛的共產主義思潮影響有關，也同樣可能是他「非常任性，沒有清晰政治理念的結果」。
當代史固然容易配合執政者的政治需要來撰寫，但就算是古代史也會被官方隨意突兀地書寫。在承德有「小布達拉宮」之稱的普陀宗乘之廟，大紅樓的其中一層被闢作「萬里東歸：土爾扈特蒙古回歸祖國專題展」。展覽的陳列寫道，曾定居在俄羅斯伏爾加河下游近一個半世紀的土爾扈特人，18世紀中葉「為反抗沙俄壓迫和重返祖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經歷千辛萬苦歸附清朝，而當年乾隆皇帝也「肯定了土爾扈特人的愛國熱情，確定了優撫的方針，派出清軍前去接應。」展覽的結語甚至說，土爾扈特人的東歸故事說明，「只有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共同反對外來侵略，才能使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鞏固和發展，永遠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作為遊牧民族的土爾扈特人，當年有沒有「祖國」觀念呢？他們的東遷之舉，是出於生存原因？還是因為「心繫祖國」？畢竟在18世紀中葉的中國，根本未有主權國家的觀念，惶論有現代意義的「愛國熱情」。把土爾扈特人東歸視作「鞏固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的重大歷史事件，只是政治宣傳多於一切，並沒有真正的學術意義。
長久以來，大中華地區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大都採用漢族中心的立場來書寫，這次「重回滿洲深度遊」無疑挑戰了這種史觀。無論是如何看待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俄國和日本在東北地區的殖民歷史及其暴行，如何評價張學良一生中的兩大決定，以至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給中國留下了什麼遺產，我們都應放下條件反射式的民族主義情緒，全面冷靜地檢視不同的史料，方能得出站得住腳的結論。在當下當權者把「民族分裂勢力」以至「台獨」、「港獨」分子視作十惡不赦之際，告別唯民族主義式的史觀更顯得重要。
此文為「深入東北，重回滿洲」的端團友所撰，旅行時間為 2017年8月25日－2017年8月31日。端旅行推出的文化深度遊項目專注於知識冒險和在地體驗，如果對我們接下來的旅行項目感興趣，請關注 Facebook 帳號「Initium Travel 端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