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香港文學季今年以「文學好自然」為主題，策劃一系列與自然生活相關的展覽、演講、露營等活動，為本以為只有城市文學的香港，增添自然面向。一如劉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寫到，香港擁有廣達百分之七十五的郊野，自然之於香港，是一直存在之物，端看有否被看見。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羅貴祥教授近年投入香港土地相關的研究，香港文學館以「野」為主題，邀請他作文學季開幕演講，分享他對郊野、土地的一起想法。
「什麼叫『香港』？我們不應該將定義講得太窄。過去可能有一個迷思：香港等同城市，可能不是這樣，香港一路都有所謂山水遊記文學，但未必是主導。很多作家都有寫過這類作品。」
當天下着毛毛小雨，羅教授在開始訪問之前，跟我們分享他在辦公室內養在窗台的三兩盆小盆栽，又道及他在家裏養的盆栽。種植盆栽處處是學問，施肥、澆水、日照都各有竅門，他半帶無奈與嗟嘆說盆栽們總無法照射到足夠的陽光。言談間，羅教授對大自然、土地的喜愛之情，平順、溫柔而堅定，每字每句都滿溢人與自然共生的信念意向。
香港沒有自然文學書寫？
香港文學常被認為只有城市文學，但退一步想，到底什麼才算是「香港」文學呢？「什麼叫『香港』？我們不應該將定義講得太窄。過去可能有一個迷思：香港等同城市，可能不是這樣，香港一路都有所謂山水遊記文學，但未必是主導。很多作家都有寫過這類作品。」羅貴祥教授特別提到也斯的發現美學和文學追求，所有事物都是發現，並不一定要跟從一種形式。當你走進街道觀察，你有街道上的發現；你走入香港郊野裏，你會看到山光水影。他寫很多香港的郊野、旅行經驗，不同於傳統文人的山水寄託情懷，以主觀情感投射於景物之中。縱要為香港定位一個特殊定位與身份，但對香港文學的想像也不要陷入一種刻板形象。
香港並非沒有自然書寫的發展脈絡，羅貴祥教授提到今年七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香港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作者黃佩佳出生於20世紀初，由30年代開始在華僑日報寫關於香港風物的文章，研究新界居民與地域的關係，集考古、民族誌、風景於一身。他的資料在80年代被捐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直到近年才被整理出版。待出版時才發現早自30年代已有人寫香港旅遊、自然景物，也有談到鄉村與歷史的脈絡。到60年代，也有南來文人到香港做地方誌研究，當中最有名的便是許地山和葉靈鳳，他們沒有說瞧不起香港或只關心大陸，他們對香港的環境感到興趣而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寫了許多關於香港實際環境的書寫。
所有事物都是發現，並不一定要跟從一種形式。當你走進街道觀察，你有街道上的發現；你走入香港郊野裏，你會看到山光水影。
「其實七、八年代已經有香港文學作品關於香港自然，」羅貴祥教授如是說，「香港在60年代出生的一代已經脫離了難民意識，對香港本土意識有比較清晰的關注。」香港零零散散都持續有不同的人在書寫自然，葉輝、《十人詩選》中的李國威和其他作者都寫過。關於在香港不同地方旅行、市區以外的景物，這個是香港本土，相對沒這麼多人知道，除非是很關心香港文學的人才會知道。
「反而更多人認識的是與中文大學有關的余光中。他在中文大學教了十幾年，他寫了很多文章用他獨有的方法來形容、美化香港。他不像劉克襄以比較科學性、生態學、民族誌的那種態度去看香港。余光中也寫了十數年的香港山水，隨手翻開余光的散文、詩，他寫了很多八仙嶺。但我覺得這都不是真實的香港。」香港是南方的福地，可以抵抗北方的寒氣，也孕育出不少自然文學，只是缺乏整理。
保育論述＝土地論述？
「城鄉」是一個既現代又歷史的概念，是啟蒙以後的概念。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強調香港的獨特性，相對於台灣有鄉土文學、大陸有尋根文學，香港的特別便是它所產生的城市感性。城市化是奪取與利用自然資源來發展，城市要支配郊野，文化要支配自然。相對中港台三地，羅貴祥教授認為香港的現代化走得最前、資本主義也走得最前，於是想要利用這優勢來凸出自己的城市文化。雖云香港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地方，但在羅貴祥教授心中，香港那七成的郊野又是處怎樣的空間呢？
「香港不少運動的論述與保育相關，如保衛菜園村、反高鐵，最終保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反高鐵、不想中港聯合密切。在九七之後，與香港新時代抗拒中國有關。」
羅貴祥教授笑言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其實那七成又不完全是郊野，有的是鄉村、棕土，然後有些是尚未開發的郊野。當中，我沒有實際的資料數字，但真正未開發的只有約30%，其他都已經是鄉郊，有部分已有村莊而又不是城市發展的那種。我喜歡說『棕土』，它本身是田地或尚未發展用地，但被用作其他用途，這約有七成。」回溯這七成「棕土」沒有發展的原因，乃因當時港英政府基於各種戰略考慮而不選擇發展，或應對南下難民潮，或保證本地糧食來源。眼下梁振英政府要以中國現代發展模式永無止境地發展：當土地供應不足讓他們蓋新房，便要開發郊野公園。
「香港不少運動的論述與保育相關，如保衛菜園村、反高鐵，最終保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反高鐵、不想中港聯合密切。在九七之後，與香港新時代抗拒中國有關。」羅貴祥教授又指，香港的土地論述仍然是講土地的需要，但復興農業彷彿只是一個口號。土地是真實的，現在高談城鄉並生雖有環保意識，也會去想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方案，但更多的是以這套論述來對抗中國式發展的國家建設邏輯。
不被統治的「野」？
在文學季開幕演講之中，羅貴祥教授提到「郊」和「野」是兩個概念。《說文解字》中寫道：「距國百里爲郊」、「野，郊外也」，換句話說，城邑之外為「郊」，「郊」之外為「野」，「野」更接近未被統治或被治理入侵的一個空間，位於「郊」與「林」之間的邊界，一個沒有固定形式的空間。香港雖指七成是郊野，但這七成實際上已被納入治理的空間，自然書寫仍能帶出呈現某種政治實踐的可能？
「其實過去十年已經出現。因為大家覺得發展與他們無關，不會為他們帶來好處。你建造更多的樓宇，他們便越買不起、無錢住，大家都面對這樣的現實，也知道這些是騙人的。」
延續開幕禮當天的討論，羅貴祥教授引用人類學家 James Scott 對 Summit（高地）人民怎樣逃離與對抗國家的研究來解釋。國家是一個帶有官僚體制、相對集中的政體，他不會開心本地的地方空間、本土利益，所有事物都要以國家利益為首。面對現代國家主權，高地人民不斷利用高山阻隔來逃離被國家控制。James Scott 認為在高地的制度相對平等，雖然會有與地方相關的小政府，但不會擴大成為現代的中央集權，人類歷史上曾有好大一段時以這種方式生存和運作。當科技和交通愈發進步，現代國家的力量便更無遠拂屆地連高山邊陲都能夠控制，要找出突破的外在可能性，放在香港也是困難重重。
香港雖已是被收編了的空間，但隨着人民對自然空間的想象有所轉向，自然書寫創作或能帶來新的可能。「其實過去十年已經出現。因為大家覺得發展與他們無關，不會為他們帶來好處。你建造更多的樓宇，他們便越買不起、無錢住，大家都面對這樣的現實，也知道這些是騙人的。」羅貴祥教授形容現在可能是最好的契機給予香港文學更寬的空間，在建制以外建立一個不需太清晰的香港文學的身份，保有其模糊狀態的優勢，讓更多人關注香港文學。
與文學對話，人在公共論述的位置？
對郊野充滿欣賞、對生命充滿感動的自然文學書寫，又能怎樣與香港主流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去對話？羅貴祥教授也嘆息指，「在香港成立一個文學館很困難，大家都覺得文學可有可無，基本上無人有興趣與文學對話。從事一些活動而生產出的論述，往往會忽略了文學。」但論及文學參與日常社會，羅貴祥教授則掀出一抹笑容，帶着微笑說道。
「很多時候我們講 culture、society、language、agency、representation 和 subjectivity，這些都是人在文明社會中創造出來的，過去的理論在圍繞在上頭。但或者可以講一個 go beyond anthropocentric 的角度去思考？譬如 ecology？人是複雜網絡的一部分，不再是一個主體。」
「我反而沒那麼悲觀，你看透過建制化還有很多地方有位置、有聲音去被認知。」羅貴祥教授又帶出在中國大陸的文學隨時成為政治控制的工具，從40年代毛澤東說要文學服務政治任務，到幾年前又再度重複向文學講話，其實文學的確是不同地方的建制化而成。「之前梁振英要設文化局，沒成功，大家都很開心。他弄出一個局在做些什麼？肯定是一些很可怕的事。集結所有學文學的人來『分餅仔』，其實最終都是為了擁護他的政權，這就很危險了。」雖語帶擔憂，但羅貴祥教授仍是支持香港文學館創立，只是不能以錢財和空間為交換條件，繼而受制於人。
在雨傘運動之後，羅貴祥教授對香港的主體性的論述帶着更多的保留。「很多時候我們講 culture、society、language、agency、representation 和 subjectivity，這些都是人在文明社會中創造出來的，過去的理論在圍繞在上頭。但或者可以講一個 go beyond anthropocentric 的角度去思考？譬如ecology？人是複雜網絡的一部分，不再是一個主體。」他說要人類放棄主體性的思維很難，但香港從雨傘之後開始強調主體論述是為了對抗中國，若能拉闊點看，人與對外在世界、對自然的思維和理解，其實都在說主體性。以這種思維方式來關心自然，是一種保育性的自然，人仍然是主體。羅貴祥教授覺得這樣是有問題的，人類是時候要重新思考，人是包含在系統之中，而不一定是主體。
在訪問的尾聲，羅貴祥教授受端傳媒的邀請為推薦了兩本自然文學的讀物：
《牛》
作者：吳煦斌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10月
羅貴祥教授說吳煦斌女士的作品他都推薦，特別是小說集《牛》和散文集《看牛集》。文學季今年亦設有「恍惚的、遙遠的、隨即又散了——吳煦斌對話展」向她致敬，介紹推廣已甚多，便不再贅言。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湖濱散記》）
作者：Henry David Thoreau
出版：Wisehouse Classics
出版日期：2016年1月
大家或會因《公民抗命》而熟悉梭羅的名字，甚至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也是受他所啟發。他是19世紀的美國人，擁有很少的自然空間。在遊歷新英格蘭期間，梭羅深刻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寫下豫這本《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但他筆下的自然是危險的，並不主張人類去擁抱它。羅貴祥教授因小時候生長於香港仔水塘，曾經歷鄰居同學因戲水而身亡，也就更領會到自然所帶來或伴隨的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