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猶太裔的香港公共生活：司馬文視學廣東話為第一要務

作者按：香港雖說是前殖民地，表面上有深厚的跨文化底蘊，但除了殖民地遺下的官員外，政壇上披着黃皮膚掛住黑眼睛以外的人，幾乎沒有，荷蘭出生、讀書的司馬文是大家叫得出名字的一員。司馬文是姓氏 Zimmerman 的譯音，司馬在古代就是官職。他中年過後才棄商走上搞社會運動之路，關注城市規劃，未做官倒是輸過幾次選舉。當香港年輕人以參加本土運動作為確立香港身份認同的方法，司馬文則採取了另一個辦法：他無法以血統論確認自己的身份認同，就以參與式的公共生活塑造身份。這也許是本土的一種可能。

訪問當天，司馬文手拿着頭盔出現。除非刮風下雨或出席重要場合，他每天都騎着電單車，從西貢清水灣的家風馳電掣往鰂魚涌的辦公室。

他把電單車泊在海邊的高架橋下，斑駁交錯的幹道將湛藍的維多利亞港和天空分割成格子和條子。藍天、海港和公共運輸，交織出這位在荷蘭裔「鬼佬」在香港的公共生活。50多歲才棄商轉往社運的他，在表面看來國際化的大都會的政壇中，幾乎是唯一的西方臉孔。公共生活之於他，是他多年來追問自己「我是誰」的答案。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是他參與的第七次選舉。2006年他選過選舉委員會旅遊界議席、07年選灣仔區議會、08年選立法會功能組別旅遊界都未嘗一勝。直到2010年，他參與香港島豪宅區薄扶林區的區議會補選勝出，並一直連任至今。今屆立法會選舉的電視直播論壇，大眾真正接觸這位白皮膚的議員，因為他帶上了寫上中文的字卡，當他以英語發言時，一邊為自己配上中文「字幕」。

認識廣闊的世界，吹起自由音符的胡士托音樂

司馬文1958年出生於荷蘭鹿特丹一個猶太家庭。童年時商人父親從遠方捎來的負片，到今天仍在腦海中不時重播。父親經常出遠門採購紡織品，由東歐、亞洲以至亞洲，每次遠行回來，他都會為小司馬文帶來滿滿的一大袋，裝滿影片菲林。「我拿着那些8毫米的負片從頭到尾看一次、剪接，再拿去沖。完成後就是家庭影院的時光。」60至70年代，父親夏天到東歐採購都會帶上五個子女。他記得在火車上一覺醒來便見意大利北部的阿爾卑斯山，換汽車一路開進南斯拉夫，在海灘上把一個暑假睡去。這是他認識世界的開始。

「父親常告誡我們，世界很大，荷蘭很小。」父親早就想他繼承自己的紡織生意，升大學前的暑假就「利誘」他，把他帶在身邊一起出門採購，途經斯里蘭卡、台灣、香港、肯雅。

60至70年代，父親夏天到東歐採購都會帶上五個子女。他記得在火車上一覺醒來便見意大利北部的阿爾卑斯山，換汽車一路開進南斯拉夫，在海灘上把一個暑假睡去。這是他認識世界的開始。

自由的音符在68年後的西歐上空迴蕩。胡士托的音樂由權威的旁落、女權的抬頭、性別的解放、和平的呼喊合奏而成，間或吹過一陣大麻味，卻沒有穿越鐵幕以後布拉格的春天。

荷蘭的中學隨着68年的自由化浪潮大多進行改革，司馬文的中學「是一間在小鎮上的教會學校」，彷彿被鐵幕重重圍住，自由的風吹不進去。那是70年代，司馬文跟其他中學同學決心把它推倒。他負責出版校規不容許的地下報，倡議成立由學生選舉產生的學生會。「裏面的內容我忘了，只記得自己主要負責撰寫學生會的會章。」兩年後他跟二、三十名同學一起，期末大考前夕發起罷課，800人的學校關閉了整整個多兩個星期，迫得政府出手，校長辭職。

「那時只有17歲，可以踢走校長，當然覺得自己好勁！」他笑。升讀大學後他加入政黨 Democrats 66，「那是沒有意識形態，相當務實的中間政黨。」他主要負責文宣工作。

身在香港，心卻保持距離

從鹿特丹大學經濟系畢業後，他既想出走又想逃兵役，決心離開荷蘭。童年時來自遠東的負片又在他的腦海中定格播放，但那不是他對亞洲的唯一印象。他就申請了一間銀行在香港的實習職位。那是1984年。

「我是否身在香港但卻保持距離？當然是。你的生意愈做愈大，一星期返足七日工，一樣為柴米油鹽憂心。怎會理政治？當時最多人問的問題是，你擔心1997嗎？會移民嗎？而我還有荷蘭護照。」

他的事業也在起飛當中，由銀行到跨國公關公司，到成立自己的設計和顧問公司，2000年以前他的生活一如眾多在香港的expatriate一樣，生意愈做愈大，也少理當前的社會政治情況。雖然他不是不知道，由他踏上香港的那一年起，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

當年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跌的一跤沒有為他帶來什麼影響。二十出頭的荷蘭小伙子由歐洲的水都國家來到遠東的小島，瞬即被多變的城市和郊外迷住。要不在灣仔的大排檔上指手畫腳地點那鑊氣十足的小炒，要不在西貢起伏的山巒鑽探，要不到石澳的懸崖背着滑翔傘往海中央縱身一跳。他的事業也在起飛當中，由銀行到跨國公關公司，到成立自己的設計和顧問公司，2000年以前他的生活一如眾多在香港的expatriate一樣，生意愈做愈大，也少理當前的社會政治情況。雖然他不是不知道，由他踏上香港的那一年起，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

「我也有關注六四，我也跟香港人一樣感同痛心。但我感到那就像60年代的歐洲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交替，是社會成熟的過程：人們開始覺醒、局勢開始轉變、人們重掌自己的命運、中國愈來愈開放。經濟直線上升，明天只會愈來愈好。」

逃避20年的問題：何處是吾鄉

無論是出身於香港抑或由外國來香港，那時代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在香港不算少數。2003年的五十萬人遊行，在香港的公民社會洪流裏，是政治覺醒的其中一個里程碑。司馬文的覺醒也在差不多時候發生。「城市和個人的轉變總是息息相關。」他說。

二千年前後的他是成功商人。1998年他賣了自己創辦的公司，只負責其日常運作，不過40出頭卻似乎快要踏入退休生活。2002年左右他不斷問自己：「我是否從此留在香港？」他試過回荷蘭找工作，卻總是不稱心；在上海留了半年，卻覺得不適合子女成長；獲發澳洲簽證後他移民澳洲一段時間卻怕悶。最後他回到香港，從此沒有質疑過香港是否他的家。「這個問題我逃避了超過20年，終於有答案。」

司馬文多次說，踏上政治之途不是任何刻意選擇的結果。「當中也許有些經過思考的決定，但更多時候是身邊的小事滋長而成。」朋友見他四十出頭便半退休，對自己的前途有點迷惘，便提議他「回饋社會」。至於怎樣回饋到最後大家都知道了，他投入了多場城市規劃、環境、保育運動，有份創立保護海港協會和創建香港，一直關注規劃議題，參選反而是後來的事。

司馬文說他此舉跟反中反地產霸權等政治原因完全沒有關係，「我日日返工已經很累，你搞到我不能休息，我就要起來對抗」。

規劃議題近年在香港風風火火，但在他開始關注公共事務時，更多人關注反廿三條、爭普選等民主政制運動。除了一向喜歡將各類型的大小設施弄得妥當之餘，他說了一個小插曲。「那時是1997年回歸前夕。我住在堅尼地道，長實正在趕工要把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專員公署大廈的工程完成，我的家就在工地正後方。他們幾乎每天都在24小時都在起樓，完全沒有理會過噪音問題，也不在意違反噪音條例。我被他們弄瘋了，家中還有兩個孩子，於是我決意要阻止他們在晚上和周六日動工。」

有趣的是，當時長實正是他的主要客戶之一。「我很記得有天跟長實開完會後，幾乎所有人都已離座，一名長實的極高層問我：『你在搞什麼鬼？』我反問他：『你們觸犯噪音條例天天擾我清夢，你又在搞什麼鬼？』」司馬文說他此舉跟反中反地產霸權等政治原因完全沒有關係，「我日日返工已經很累，你搞到我不能休息，我就要起來對抗」。之後他跟長實的生意也繼續進行，完全沒有受影響。「時移世易，同一件事發生在今天，結果會截然不同。即使你明言此舉跟政治無關，別人也會如此詮釋。」

他反對的理由非常實際，跟政治理想和正義無關：「我是個商人，知道從商業角度而言，將所有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並不明智。」他亦明言：「我只是想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

「我從來無想過會成為環保分子。」司馬文多次說，今天的路是一個個既不重大也沒有刻意計劃的決定，一小塊一小塊地鋪墊而成。他本來的公關和顧問工作，需要四處物色辦活場的場地，一直深感香港的活動場地不夠。

後來在2003年左右，政府計劃在西九龍海濱建16個大型場地，把這些場館放在西九文化藝術區的旗幟下。當時香港社會亦為之嘩然，深怕是個大白象工程之餘，更懷疑將這個文藝區的發展重擔交予賺錢至上的地產商經營，既不文化亦會造成利益輸送，群起反對。司馬文也反對，但正如他所言，他反對的理由非常實際，跟政治理想和正義無關：「我是個商人，知道從商業角度而言，將所有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並不明智。」他亦明言：「我只是想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

當他開始關心香港的海濱運用之際，由陸恭蕙、徐嘉慎等領導的保護海港協會向法庭就中環灣仔等港島北一帶的填海提呈司法覆核，令港島最核心地段的填海工程受到阻撓。當時保護海港協會一度獲法庭裁定勝訴，頒布填海工程必須符合幾個重大條件方可上馬，一時間維港兩岸的填海工程似乎將永遠停止。

明明之前一直是人生贏家，商場上目標早已達到，50歲才來投入人生第二條跑道，卻總是失敗多於成功，他似乎並不在乎：「我決心做香港人，就要親手合力改善這個家。」

司馬文和他一些關心海港發展的商界朋友想，這可能就是我們永久的海岸線，而狀態並不理想。於是他跟朋友們和陸恭蕙等人於2004年五月成立關注海港設計論壇，後來改名為今天的創建香港。他亦開始接觸立法會議員和官員進行游說工作，後來成為公民黨的創黨成員。「這就是我捲進政治的過程。」

司馬文也許屬最務實的一類從政者。起初關注西九只因覺得「不實際」、「不應只想到西九而應想到珠三角」；擔起創建香港大旗其中一個原因，也跟陸恭蕙和其他本行是規劃的專家正在忙別的事有關；他後來也想，他被邀請加入官方諮詢架構、捲進政治的速度如此快，也是因為政府在司法覆核後修改填海規例，以尋求民間支持令工程進度加快有關。至於後來2006及07年的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既讓司馬文關注的香港海濱設計、文化保育和城市規劃正式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調，也讓他認識到朱凱廸等社運份子。「如果不是投身政治，我認識的圈子會截然不同。」

棄商從政的十多年過去，記者跟他細數每一場選舉，敗仗的滋味並不陌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如此放得開，他說來總是雲淡風輕。明明之前一直是人生贏家，商場上目標早已達到，50歲才來投入人生第二條跑道，卻總是失敗多於成功，他似乎並不在乎：「我決心做香港人，就要親手合力改善這個家。」司馬文說：「何況我是明明有選擇可以離開，卻放棄了荷蘭護照，更不能後悔。」

58歲，將學廣東話視為要務

司馬文將手機遞給記者：「這上面寫些什麼？」那是他攝於中環匯豐銀行總行外的一幅橫額，大意是說法官應嚴懲佔中暴徒。

「如果我真的進入議會，議會有即時傳譯服務，那市民就會真的聽到我在『講廣東話』，語言就不是問題了。」

來港30年前，司馬文的廣東話水平卻是相當「有限公司」。他說30年來他的生活，從不要求他認真學廣東話。「生意伙伴、客戶都通曉英文；一般物流事務有港人妻子打理；朋友聚會時朋友會說英文，而且香港人的廣東話夾雜大量英文，簡單的對話我都聽得懂。最大挑戰是家庭聚會，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話題由親戚到電視劇都有，不停轉來轉去，我才難跟得上。我的薄扶林選區，選民大多數都受過高等教育，區議會文件也有英文版本。」

直到今次參選立法會港島直選，司馬文才首次感到語言是障礙。「街站時市民走過來打招呼，一般討論都不會非常深入；但也有人說，你是鬼佬，怎能做事？」

教科書上總是說香港是個華洋雜處的「國際大都會」。現實是香港人大都懂得一點英文，不懂廣東話生活上似乎不太影響生活。不知是好還是壞，於是在香港居住的外籍人士太多完全不諳廣東話，有時會被譏為「不諳民情」，只在蘭桂坊的酒吧中看見他們狂歡的身影，跟整天為生活和政治掙扎的香港人彷彿活在平行時空。

直到今次參選立法會港島直選，司馬文才首次感到語言是障礙。「街站時市民走過來打招呼，一般討論都不會非常深入；但也有人說，你是鬼佬，怎能做事？」

「最致命的是在電視直播的選舉論壇，沒有即時翻譯，也不能即時辯論，我唯有拿起預先準備好的字卡，一邊說英文一邊為自己配上字幕。」

記者猜想，司馬文的團隊應會為他將主要中文報章報導翻譯成英文，讓他掌握民意，誰知答案竟然出乎意料。他每天都會用Google Translate 將中文報章從頭看一遍，當然，Google Translate 總會有缺失，但大多還是看得懂。「看得多，就大致上掌握中文及英文的文法分別，有些英文會放在句子前頭的東西，中文則會放在後面；而愈近似白話而非口語的中文，就愈易理解。例如用Google Translate翻譯信報和端傳媒，效果遠比蘋果日報好。Facebook則是完全不可能了。」

記者教他利用手機上Google Translate應用程式上的新功能：只要直接拍照，程式就會掃瞄照片上的文字並翻譯，這樣他就看得懂那條反佔中橫額的意思，他大力點頭。「是時候把學廣東話視為第一要務。」58歲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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