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犹太裔的香港公共生活：司马文视学广东话为第一要务

作者按：香港虽说是前殖民地，表面上有深厚的跨文化底蕴，但除了殖民地遗下的官员外，政坛上披着黄皮肤挂住黑眼睛以外的人，几乎没有，荷兰出生、读书的司马文是大家叫得出名字的一员。司马文是姓氏 Zimmerman 的译音，司马在古代就是官职。他中年过后才弃商走上搞社会运动之路，关注城市规划，未做官倒是输过几次选举。当香港年轻人以参加本土运动作为确立香港身份认同的方法，司马文则采取了另一个办法：他无法以血统论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就以参与式的公共生活塑造身份。这也许是本土的一种可能。

访问当天，司马文手拿着头盔出现。除非刮风下雨或出席重要场合，他每天都骑着电单车，从西贡清水湾的家风驰电掣往鲗鱼涌的办公室。

他把电单车泊在海边的高架桥下，斑驳交错的干道将湛蓝的维多利亚港和天空分割成格子和条子。蓝天、海港和公共运输，交织出这位在荷兰裔“鬼佬”在香港的公共生活。50多岁才弃商转往社运的他，在表面看来国际化的大都会的政坛中，几乎是唯一的西方脸孔。公共生活之于他，是他多年来追问自己“我是谁”的答案。

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是他参与的第七次选举。2006年他选过选举委员会旅游界议席、07年选湾仔区议会、08年选立法会功能组别旅游界都未尝一胜。直到2010年，他参与香港岛豪宅区薄扶林区的区议会补选胜出，并一直连任至今。今届立法会选举的电视直播论坛，大众真正接触这位白皮肤的议员，因为他带上了写上中文的字卡，当他以英语发言时，一边为自己配上中文“字幕”。

认识广阔的世界，吹起自由音符的胡士托音乐

司马文1958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犹太家庭。童年时商人父亲从远方捎来的负片，到今天仍在脑海中不时重播。父亲经常出远门采购纺织品，由东欧、亚洲以至亚洲，每次远行回来，他都会为小司马文带来满满的一大袋，装满影片菲林。“我拿着那些8毫米的负片从头到尾看一次、剪接，再拿去冲。完成后就是家庭影院的时光。”60至70年代，父亲夏天到东欧采购都会带上五个子女。他记得在火车上一觉醒来便见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换汽车一路开进南斯拉夫，在海滩上把一个暑假睡去。这是他认识世界的开始。

“父亲常告诫我们，世界很大，荷兰很小。”父亲早就想他继承自己的纺织生意，升大学前的暑假就“利诱”他，把他带在身边一起出门采购，途经斯里兰卡、台湾、香港、肯雅。

60至70年代，父亲夏天到东欧采购都会带上五个子女。他记得在火车上一觉醒来便见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换汽车一路开进南斯拉夫，在海滩上把一个暑假睡去。这是他认识世界的开始。

自由的音符在68年后的西欧上空回荡。胡士托的音乐由权威的旁落、女权的抬头、性别的解放、和平的呼喊合奏而成，间或吹过一阵大麻味，却没有穿越铁幕以后布拉格的春天。

荷兰的中学随着68年的自由化浪潮大多进行改革，司马文的中学“是一间在小镇上的教会学校”，仿佛被铁幕重重围住，自由的风吹不进去。那是70年代，司马文跟其他中学同学决心把它推倒。他负责出版校规不容许的地下报，倡议成立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学生会。“里面的内容我忘了，只记得自己主要负责撰写学生会的会章。”两年后他跟二、三十名同学一起，期末大考前夕发起罢课，800人的学校关闭了整整个多两个星期，迫得政府出手，校长辞职。

“那时只有17岁，可以踢走校长，当然觉得自己好劲！”他笑。升读大学后他加入政党 Democrats 66，“那是没有意识形态，相当务实的中间政党。”他主要负责文宣工作。

身在香港，心却保持距离

从鹿特丹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既想出走又想逃兵役，决心离开荷兰。童年时来自远东的负片又在他的脑海中定格播放，但那不是他对亚洲的唯一印象。他就申请了一间银行在香港的实习职位。那是1984年。

“我是否身在香港但却保持距离？当然是。你的生意愈做愈大，一星期返足七日工，一样为柴米油盐忧心。怎会理政治？当时最多人问的问题是，你担心1997吗？会移民吗？而我还有荷兰护照。”

他的事业也在起飞当中，由银行到跨国公关公司，到成立自己的设计和顾问公司，2000年以前他的生活一如众多在香港的expatriate一样，生意愈做愈大，也少理当前的社会政治情况。虽然他不是不知道，由他踏上香港的那一年起，香港正面对前途问题。

当年戴卓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跌的一交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影响。二十出头的荷兰小伙子由欧洲的水都国家来到远东的小岛，瞬即被多变的城市和郊外迷住。要不在湾仔的大排档上指手画脚地点那镬气十足的小炒，要不在西贡起伏的山峦钻探，要不到石澳的悬崖背着滑翔伞往海中央纵身一跳。他的事业也在起飞当中，由银行到跨国公关公司，到成立自己的设计和顾问公司，2000年以前他的生活一如众多在香港的expatriate一样，生意愈做愈大，也少理当前的社会政治情况。虽然他不是不知道，由他踏上香港的那一年起，香港正面对前途问题。

“我也有关注六四，我也跟香港人一样感同痛心。但我感到那就像60年代的欧洲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交替，是社会成熟的过程：人们开始觉醒、局势开始转变、人们重掌自己的命运、中国愈来愈开放。经济直线上升，明天只会愈来愈好。”

逃避20年的问题：何处是吾乡

无论是出身于香港抑或由外国来香港，那时代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在香港不算少数。2003年的五十万人游行，在香港的公民社会洪流里，是政治觉醒的其中一个里程碑。司马文的觉醒也在差不多时候发生。“城市和个人的转变总是息息相关。”他说。

二千年前后的他是成功商人。1998年他卖了自己创办的公司，只负责其日常运作，不过40出头却似乎快要踏入退休生活。2002年左右他不断问自己：“我是否从此留在香港？”他试过回荷兰找工作，却总是不称心；在上海留了半年，却觉得不适合子女成长；获发澳洲签证后他移民澳洲一段时间却怕闷。最后他回到香港，从此没有质疑过香港是否他的家。“这个问题我逃避了超过20年，终于有答案。”

司马文多次说，踏上政治之途不是任何刻意选择的结果。“当中也许有些经过思考的决定，但更多时候是身边的小事滋长而成。”朋友见他四十出头便半退休，对自己的前途有点迷惘，便提议他“回馈社会”。至于怎样回馈到最后大家都知道了，他投入了多场城市规划、环境、保育运动，有份创立保护海港协会和创建香港，一直关注规划议题，参选反而是后来的事。

司马文说他此举跟反中反地产霸权等政治原因完全没有关系，“我日日返工已经很累，你搞到我不能休息，我就要起来对抗”。

规划议题近年在香港风风火火，但在他开始关注公共事务时，更多人关注反廿三条、争普选等民主政制运动。除了一向喜欢将各类型的大小设施弄得妥当之余，他说了一个小插曲。“那时是1997年回归前夕。我住在坚尼地道，长实正在赶工要把外交部驻香港特派专员公署大厦的工程完成，我的家就在工地正后方。他们几乎每天都在24小时都在起楼，完全没有理会过噪音问题，也不在意违反噪音条例。我被他们弄疯了，家中还有两个孩子，于是我决意要阻止他们在晚上和周六日动工。”

有趣的是，当时长实正是他的主要客户之一。“我很记得有天跟长实开完会后，几乎所有人都已离座，一名长实的极高层问我：『你在搞什么鬼？』我反问他：『你们触犯噪音条例天天扰我清梦，你又在搞什么鬼？』”司马文说他此举跟反中反地产霸权等政治原因完全没有关系，“我日日返工已经很累，你搞到我不能休息，我就要起来对抗”。之后他跟长实的生意也继续进行，完全没有受影响。“时移世易，同一件事发生在今天，结果会截然不同。即使你明言此举跟政治无关，别人也会如此诠释。”

他反对的理由非常实际，跟政治理想和正义无关：“我是个商人，知道从商业角度而言，将所有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并不明智。”他亦明言：“我只是想改善香港的营商环境。”

“我从来无想过会成为环保分子。”司马文多次说，今天的路是一个个既不重大也没有刻意计划的决定，一小块一小块地铺垫而成。他本来的公关和顾问工作，需要四处物色办活场的场地，一直深感香港的活动场地不够。

后来在2003年左右，政府计划在西九龙海滨建16个大型场地，把这些场馆放在西九文化艺术区的旗帜下。当时香港社会亦为之哗然，深怕是个大白象工程之余，更怀疑将这个文艺区的发展重担交予赚钱至上的地产商经营，既不文化亦会造成利益输送，群起反对。司马文也反对，但正如他所言，他反对的理由非常实际，跟政治理想和正义无关：“我是个商人，知道从商业角度而言，将所有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并不明智。”他亦明言：“我只是想改善香港的营商环境。”

当他开始关心香港的海滨运用之际，由陆恭蕙、徐嘉慎等领导的保护海港协会向法庭就中环湾仔等港岛北一带的填海提呈司法覆核，令港岛最核心地段的填海工程受到阻挠。当时保护海港协会一度获法庭裁定胜诉，颁布填海工程必须符合几个重大条件方可上马，一时间维港两岸的填海工程似乎将永远停止。

明明之前一直是人生赢家，商场上目标早已达到，50岁才来投入人生第二条跑道，却总是失败多于成功，他似乎并不在乎：“我决心做香港人，就要亲手合力改善这个家。”

司马文和他一些关心海港发展的商界朋友想，这可能就是我们永久的海岸线，而状态并不理想。于是他跟朋友们和陆恭蕙等人于2004年五月成立关注海港设计论坛，后来改名为今天的创建香港。他亦开始接触立法会议员和官员进行游说工作，后来成为公民党的创党成员。“这就是我卷进政治的过程。”

司马文也许属最务实的一类从政者。起初关注西九只因觉得“不实际”、“不应只想到西九而应想到珠三角”；担起创建香港大旗其中一个原因，也跟陆恭蕙和其他本行是规划的专家正在忙别的事有关；他后来也想，他被邀请加入官方谘询架构、卷进政治的速度如此快，也是因为政府在司法覆核后修改填海规例，以寻求民间支持令工程进度加快有关。至于后来2006及07年的保卫天星和皇后码头，既让司马文关注的香港海滨设计、文化保育和城市规划正式成为香港政治的主调，也让他认识到朱凯廸等社运分子。“如果不是投身政治，我认识的圈子会截然不同。”

弃商从政的十多年过去，记者跟他细数每一场选举，败仗的滋味并不陌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如此放得开，他说来总是云淡风轻。明明之前一直是人生赢家，商场上目标早已达到，50岁才来投入人生第二条跑道，却总是失败多于成功，他似乎并不在乎：“我决心做香港人，就要亲手合力改善这个家。”司马文说：“何况我是明明有选择可以离开，却放弃了荷兰护照，更不能后悔。”

58岁，将学广东话视为要务

司马文将手机递给记者：“这上面写些什么？”那是他摄于中环汇丰银行总行外的一幅横额，大意是说法官应严惩占中暴徒。

“如果我真的进入议会，议会有即时传译服务，那市民就会真的听到我在『讲广东话』，语言就不是问题了。”

来港30年前，司马文的广东话水平却是相当“有限公司”。他说30年来他的生活，从不要求他认真学广东话。“生意伙伴、客户都通晓英文；一般物流事务有港人妻子打理；朋友聚会时朋友会说英文，而且香港人的广东话夹杂大量英文，简单的对话我都听得懂。最大挑战是家庭聚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话题由亲戚到电视剧都有，不停转来转去，我才难跟得上。我的薄扶林选区，选民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区议会文件也有英文版本。”

直到今次参选立法会港岛直选，司马文才首次感到语言是障碍。“街站时市民走过来打招呼，一般讨论都不会非常深入；但也有人说，你是鬼佬，怎能做事？”

教科书上总是说香港是个华洋杂处的“国际大都会”。现实是香港人大都懂得一点英文，不懂广东话生活上似乎不太影响生活。不知是好还是坏，于是在香港居住的外籍人士太多完全不谙广东话，有时会被讥为“不谙民情”，只在兰桂坊的酒吧中看见他们狂欢的身影，跟整天为生活和政治挣扎的香港人仿佛活在平行时空。

直到今次参选立法会港岛直选，司马文才首次感到语言是障碍。“街站时市民走过来打招呼，一般讨论都不会非常深入；但也有人说，你是鬼佬，怎能做事？”

“最致命的是在电视直播的选举论坛，没有即时翻译，也不能即时辩论，我唯有拿起预先准备好的字卡，一边说英文一边为自己配上字幕。”

记者猜想，司马文的团队应会为他将主要中文报章报导翻译成英文，让他掌握民意，谁知答案竟然出乎意料。他每天都会用Google Translate 将中文报章从头看一遍，当然，Google Translate 总会有缺失，但大多还是看得懂。“看得多，就大致上掌握中文及英文的文法分别，有些英文会放在句子前头的东西，中文则会放在后面；而愈近似白话而非口语的中文，就愈易理解。例如用Google Translate翻译信报和端传媒，效果远比苹果日报好。Facebook则是完全不可能了。”

记者教他利用手机上Google Translate应用程式上的新功能：只要直接拍照，程式就会扫瞄照片上的文字并翻译，这样他就看得懂那条反占中横额的意思，他大力点头。“是时候把学广东话视为第一要务。”58岁的他说。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