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6日早上11時,立法會大會召開,議員如常議政、討論各種議案。當政黨社區主任的馮宏亮,這時在社區中心看着電視直播議會情況。會議廳內風平浪靜,但馮宏亮擔憂,他選出的代議士——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不會再出現在會議廳。
10月19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律政司申請司法覆核,指在議員就職宣誓時惹出「支那」風波的梁頌恆和他的黨友游蕙禎,因「拒絕宣誓」失去議員資格。及至11月15日下午,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勝訴,梁頌恆和游蕙禎的議席,早在10月12日宣誓當日無效。
法庭頒布判詞4小時之後,梁頌恆和游蕙禎召開記者會,稱「不惜傾家蕩產」也要上訴至終審法院。
「從今日起,議員的權力不再是源於民意和選舉,而是源於當權者要不要告你,當權者是否容許你做議員。」這是游蕙禎最後的表態。
但是,當高等法院宣布梁頌恆和游蕙禎從立法會出局,兩人所代表的58640名選民, 他們又如何自處?他們的訴求和聲音如何帶進議會?

青政選民:將繼續用票數來表態
在9月4日的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梁頌恆以37997票當選新界東地區直選議席;出戰九龍西的游蕙禎,則以20643票當選。
26歲的馮宏亮家住將軍澳,屬於新界東選區。他本身是一個泛民主派政黨的社區主任,過往都將選票投給泛民議員,今屆卻將選票投給主張本土的梁頌恆,「本土派最能說中我心的,正正是港獨主張質問一國兩制的失敗。」
在馮宏亮看來,身處今日的香港,一國兩制變得越來越似夢話:「就好像前年的政改方案、白皮書,到底是一國尊重兩制?還是一國壓倒兩制?」。他也認為,雨傘運動堅持的和平手法,已採取近廿年,但港府從沒有正視這些訴求,「是時候考慮改變抗爭手段」。
另一名將軍澳區選民、21歲的徐梓軒,同樣票投梁頌恆。不過,梁頌恆是他的「Plan B」,因為他心裏早早認定的代議士梁天琦,此次並不在候選名單中。
梁天琦原本代表本土民主前線報名參選立法會,但卻被選舉主任以梁天琦支持港獨,不相信他真心擁護《基本法》為由,指他無資格參選。本民前因而推出「Plan B」梁頌恆,在截止報名前一天緊急收集提名,並呼籲本民前的支持者轉投梁頌恆。
就讀大學傳理系的徐梓軒,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了梁頌恆。「無論選管會怎樣取消梁天琦的資格,我都會重新投票給『Plan B』,用票數來表態,表達選管會無法壓抑我們的訴求。」徐梓軒說。
選民能做的,就是選代表進去議會拉布,拖延和反對政府施政,還有用議會內的資源,去搞議會外的抗爭。

「只需要政府聲音的話,為什麼需要立法會選舉?」
挾着部分選民對港獨和自決的訴求,還有對選管會禁止梁天琦參選的不滿,青政兩名議員贏得議席,進軍立法會。始料不及的是,兩人因在10月12日的宣誓言行,令事件有了無人預料到的發展。
政府提請司法覆核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1月7日對《基本法》第104條釋法,限定宣誓者必須「真誠、莊嚴」宣誓,一旦違反誓言,或會面臨法律責任。這是全國人大首次在香港法院未有裁決前主動釋法,引起軒然大波,也引發法律界對於香港司法獨立受衝擊的憂慮。
在投票給游蕙禎的九龍西選民黃靜看來,港府及北京處理宣誓風波的手段,是「盡毀程序公義」的做法。
25歲的黃靜家住九龍城,是一名法律系學生。她指自己不是支持港獨的「死硬派」,政治理念上更偏向傳統泛民,但在立法會投票日前,一家四口經過仔細的分析和討論,才達成「配票策略」——兩票投給傳統泛民,兩票投給游蕙禎,希望青年新政能為議會帶來新氣象。
「我早知道他們是政治素人,經驗不多,行事不太成熟。但這就好像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個個都不聘請,他哪有機會?」黃靜說。
當法院裁決青年新政兩名議員議席無效後,修讀法律的黃靜還特意拿了判詞仔細研讀,卻感到失望:「我覺得法官屈服了,判決理由寫得牽強敷衍,更想不到法院會即時懸空他們的議席。」而緊接而來的,是有市民入稟法院,要求裁定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等8名泛民主派及自決派議員宣誓無效。她激動地說:「那不如廢掉立法會吧?只需要政府聲音的話,為什麼需要立法會選舉?當初花了這麼多力氣考慮投票意向,又說人人要出來投票,最後卻化為烏有。」
當初花了這麼多力氣考慮投票意向,又說人人要出來投票,最後卻化為烏有。
選民馮宏亮說,其實他本來已經不太信任選舉制度。過往立法會選舉早有「掌心雷」事件,即過往有新聞報導,建制陣營涉疑以手掌印記來教導長者投票,但他始終堅信只是「有人濫用制度」,所以他更需要投票,防止建制派獲勝,「做得幾多得幾多」。
但這一屆選舉,由參選階段至今,他心目中的代議士一一被取消資格。他坦言:「這有如一個困局,一方面既深知制度受人操縱,選票可以變得兒戲,另一方面選民卻只能投票。而當權者再進一步濫用制度,想取消誰的資格就取消,確實有時會感到無力。」
「選舉制度能否完善運作,取決於當權者如何運用。如今僭建了這麼多規則,別人依掌心雷或利益來投票,我以理念來投票,但偏偏我的一票,變得這樣兒戲。」他嘆息。
但他說,無論如何,如果梁頌恆的選席要補選,他還是會再投票,「盡公民責任」。
一方面既深知制度受人操縱,選票可以變得兒戲,另一方面選民卻只能投票。而當權者再進一步濫用制度,想取消誰的資格就取消,確實有時會感到無力。
聲音走不進議會內,他們的訴求如何表達?
這群投票給梁、游的選民如今仿佛被夾住了——他們的聲音無法帶進制度內,但在制度以外,他們又能做什麽?
黃靜說她這樣問了自己千萬遍。「你會如何繼續表達訴求?」她只是重覆着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整理思路後,她試着解釋:「面對高壓手段,我不認同香港要後退,退回溫和的手段,但激進地抗衡下去,又是否更有用?或會導致北京進一步收窄權利?這都是我這幾日的內心矛盾。」
心裏的憂慮一湧而至,修讀法律的她,開始提出更關乎自身理念和志業的問題:這次在法庭審議期間釋法會否成為先例?香港法律以後會不會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她應該怎樣尋找公義、法治?法律,還能不能夠相信?這樣的法津,還能追求社會公義嗎?
黃靜說,有同學打算乾脆以英國法的知識到英國執業,令她也考慮過離開香港,「好像做什麼,都沒太大意義了。」
相比起黃靜對自身前路的忐忑,徐梓軒的答案更決絕。他說,既然政府不允許港獨聲音進入議會,那就乾脆一點:「要像烏克蘭那樣,起義街頭革命。」不過說完,他補充一句:「但這可能是終極幻想。」
馮宏亮則更着重整個本土派的窘境:「這是本土派的困局,衝完,對方都不理會你的訴求。即使讓你搶了立法會大會的主席台,會議也可以移師到另外的房間繼續。當你對準政權,站在中聯辦外,但你有法子嗎?門,你都進不了。」但被問及這些訴求的出路,他卻立即回答:「我當然想不到。想到的話,我應該做了本土派召集人。」
但他認為打壓越強,訴求也只會越強:「議會裏表達不到的,只會令人走上街。『趕狗入窮巷』,逼得太盡,或許終有一日,會有示威者上街扔汽油彈。」
議會裏表達不到的,只會令人走上街。『趕狗入窮巷』,逼得太盡,或許終有一日,會有示威者上街扔汽油彈。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馮宏亮、徐梓軒、黃靜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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