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美國西部科羅拉多州小鎮格里利（Greeley） 。晚間祈禱過後，當地一間教堂里 ，牧師把燈光調暗，播上一曲《寶貝，外面太冷了》（Baby it’s cold outside）。教堂里男女信眾相依跳起舞來。
「（女聲）我真的不能留下， （男聲）寶貝，外面很冷； （女聲）我真的要走了， （男聲）寶貝，外面很冷⋯⋯」
歌詞稍帶無害的曖昧。
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三年。世界從廢墟中緩緩復原，仍需慰籍。這樣的舞會在當地非常普遍，每每吸引大學生參加。
那一晚的情景，卻令在場一名埃及留學生震驚、憤怒。
「勾在一起的腳和充滿挑逗的腿，手臂環繞腰肢，嘴唇對嘴唇，胸貼胸，整個氣氛充滿慾望⋯⋯ 」這個名叫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 1906-1966）的留學生寫道。在埃及，他自幼接受的教育是男女在社會上嚴格分離，直至結婚 。在他留學美國兩年間，還有一次乘船遇到風浪，坐在對面一名金髮、低胸裝的女子一下子栽到他懷裡，嚇得他驚慌失措。
這個留學生日後被本拉登（Osama bin Lade，賓拉登）稱為「精神導師」，也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師之一。他寫的《基石》一書，指導伊斯蘭建國思想。而他在美國留學的見聞，被收錄進《我所見到的美國》（The America I Have Seen）一書中。他把美國描繪成一個「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國度。這本書曾在基地組織成員中廣為流傳。
恐怕不能說一場舞會、一首美國歌曲掀起了地覆天翻的恐怖浪潮，但是庫特布直面美式生活那個時刻的格格不入，可以看成兩個世界尖銳對立的縮影。
庫特布的世界，是一個恪守伊斯蘭教義教規、生活方式力求接近宗教源頭，或稱之為「原教旨」的世界。他出生在埃及農村，母親酷愛《古蘭經》（Quran 《可蘭經》），要求孩子們熟練背誦。父親更是教導子女如何在日常中實踐教義。
庫特布42歲時遊歷美國和歐洲，確立了對西方的理解。他回到埃及之後，在1950年代初期加入穆斯林兄弟會；幾乎同時，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 納瑟）發動政變，終結封建王朝。面對民族前途的選擇，納賽爾主張「世俗與親西方」，而庫特布堅守「伊斯蘭才是答案」。結局是後來成為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的庫特布，在1966年被納賽爾以「顛覆政府罪」絞死。
文化衝突，與伊斯蘭信仰的外化性
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以撼天動地的方式，驚醒人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對西方的仇恨。十五年間，鋪天蓋地的分析，向我們解釋「文明衝突」、「宗教對抗」，「原教旨主義對抗」。貝理雅（Tony Blair，布萊爾）和小布殊（George W. Bush, 小布希）給出的答案是「他們恨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自由，我們的民主」。整個二十世紀，古老文明都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西式生活方式在文明古國或多或少都遭遇抵制或反對，直至今日，但為什麼在其他文明中，很少被拿出來當作攻擊的主要目標？
或許有一個長期以來為人們忽視的角度：伊斯蘭教並不是純精神的宗教，相反，它是一套相當詳盡的生活典範。它規定信徒穿什麼、吃什麼，每日禮拜多少次，社會關係社會地位等等不一而足。在先知穆罕默德受到天啓而傳教的時代，伊斯蘭教通過對個人生活的約束，來凝聚信徒、增強戰鬥力，最終實現社會革命。
與其他一神教相比，伊斯蘭信仰的外化程度相當高。
舉例來說，上帝授「十誡」於猶太人的先知摩西，而十條戒律的內容，主要都是「內化」的，需要內心來遵守，而與信徒的外部樣貌無關。今天，儘管正統猶太教徒仍戴小圓帽，不剃鬚髮，但在幾個世紀的流散過程中，大部分猶太人的外表裝束已經世俗化，與現代西式裝束無異。而基督教由於歷史成因，從一開始就沒有非常明顯的宗教標誌，後來才發展出了十字型圖案，可彰可隱。
反觀今天穆斯林，雖說年輕一代大部分也是西式裝束，但符合伊斯蘭教規的裝束和外表，仍被一些人解釋為信仰是否純正的標準之一。
全球化的今天，城市旅行已經鮮有驚奇。但如果你去阿拉伯半島，一落機就能體驗到撲面而來的不同：清真寺的線條，召喚禮拜的聲音、男子白袍與女子黑色面紗⋯⋯不需要去到特定的旅遊區，在日常生活中，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外表差異，可以非常明顯。當法國頒布禁令，不准在公開場合佩戴宗教標識，很多人誤以為是針對伊斯蘭頭巾和罩袍。 其實禁令涵蓋了十字架、猶太小帽、佛珠等等，只是伊斯蘭宗教裝束更大更明顯，所以首當其衝。
本.拉登把911襲擊歸於政治原因。因為美國在世界各地行不義。美國舞會震撼了庫圖布，海灣戰爭則令本.拉登大受刺激——異教徒的裝甲坦克登上了聖地所在的阿拉伯半島。但在《給美國的一封信中》，本.拉登指出，救贖美國人的方法，便是歸順伊斯蘭的生活方式。而他自己，在組建、招募基地成員的過程中，也要借助生活方式的外衣：帶頭實行回歸伊斯蘭初期的簡樸生活。
數個世紀之前，面對蒙古人鐵蹄蹂躪，穆斯林信仰渙散，人們開始崇拜風、樹等旁門左道，當時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先驅就主張，在生活方式上回歸祖先。他們相信，嚴苛的外化手段，能夠滌蕩心靈。
「911」發生15年後，我們驚訝地看到：正是由於伊斯蘭教的外化特性，它很容易令伊斯蘭國（ISIS）的追隨者披上宗教的外衣。
網路年代，加劇生活方式的對抗
隨著本.拉登死去「基地」式微，近年來冒起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乾脆拋棄了誰對誰錯的政治主張，直接宣稱他們與西方的生活方式，是意識形態對立。因此，必須決一死戰。
調查指出，許多伊斯蘭國戰士根本沒有讀過《古蘭經》。在奔赴敘利亞、伊拉克的路上，他們訂購了《傻瓜書之古蘭經》。即便如此，只要換上長袍，蓄起鬍鬚，奴役女性，他們便立刻宣稱自己在替神行道。比如，法國尼斯國慶慘案後，施襲者的鄰居們反映，他從來不是一個嚴格的教徒──他喜愛喝酒、流連夜店。但伊斯蘭國找上他這個沒有案底的人之後，他竟可以「迅速激進化」，這顯然有違伊斯蘭教的本義。
本.拉登的目標始終是美國，伊斯蘭國的戰場卻常在歐洲。這並不是因為伊斯蘭國「放過」美國──不，伊斯蘭國公開宣稱，最終要引誘美國大兵前來決一死戰。但從戰術上來講，美國令他們鞭長莫及。一來，「911」襲擊之後，美國本土防範異常嚴密，駐外使館的安全措施都成了「鳥飛不過」。二來，美國地理上為太平洋大西洋分隔，吸收中東穆斯林本來就少：全美穆斯林占比不到1%。
伊斯蘭國招募、培訓、策動的，常常是地緣上更加接近的歐洲。隔地中海相望，歐洲歷來是中東穆斯林的第二故鄉。
那些為伊斯蘭國效力，不惜在曾經收容他們的法國、德國、 比利時發起襲擊者，往往是社會上的失意人。一方面，穆斯林身分確實可能是他們的玻璃天花板，僅僅是一個穆斯林打扮裝束，乃至名字，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他們將自己的失意歸結為穆斯林身分──儘管事實可能並非如此。比如上文提到的尼斯襲擊者，他只是在響應伊斯蘭國的號召時，找到了一種身分上的歸屬感。
從基地到伊斯蘭國，期間互聯網的發展，也加劇了不同生活方式間的對抗。
網絡令不同階層、不同地方的人們透明地相互看見。這種相互看見造成了2011年以來阿拉伯中產階層要求更多政治權利、要求同西方中產一樣享受民主的浪潮。而它同樣令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更加透明地看見，來自網絡上不需要政治正確、煽動仇恨的言論。
在比利時，他們生活在一個又一個泡沫（bubble）之中，與當地主流人群彼此看見，卻不能觸及。比利時穆斯林聚居的莫倫比克（Molenbeek）被稱為現代「隔都」。同時，這種「泡沫」又保護他們之間的交流不為外人知。如巴黎恐襲中，施襲者通過網絡遊戲相互串連。更不用說 deep web （深網，或暗網）中傳授的暴力手段。
今年德國一連串「獨狼式」襲擊，更讓人看到傳統媒體、社交媒體交互宣傳之後，產生的模仿（copy cat）效應。歐洲一些媒體間，已達成協議，不再報導此類案件的細節、犯人名字，免得精神障礙或有報復社會傾向的人爭上頭條。
有人將伊斯蘭世界所有的失落感，歸結於承載這種文明的、最後一個實體帝國鄂圖曼的崩潰。像印度、中國的古老文明雖然遭到西方衝擊，但文化的承載仍在，在與西方融合的過程中，難免屈辱、對抗，但不至於走向激進。
如果這種理論成立，那麼今天的土耳其更加令人惋惜：它本是伊斯蘭世俗化最充分的先鋒，在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艾爾多安）的操縱下日漸偏離凱末爾踏出的道路。生活方式之爭，甚至引發了它自己國內的矛盾，導致2013 年，土耳其城市中產對埃爾多安不滿的大爆發。東西之間舉棋不定，也令土耳其削弱了自身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而伊斯蘭世界缺乏真正的領袖，只會讓激進勢力一再搶奪話語權。
生活方式之爭，看似細枝末節，對於原教旨主義而言，卻是一個人、一個社會、一種意識形態得以依附的全部。土耳其作為伊斯蘭世俗化的範本無法確立，伊斯蘭世界還將陷入長久的內部爭鬥。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遜（Richard Milhous Nixon，尼克森）預言，「到最後，不是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而是溫和穆斯林與極端穆斯林之戰。」
根據《古蘭經》的說法，末日到來時，真正的信徒與非信徒將有一戰。而穆斯林陣營也會分化，其中一派將幫助異教徒攻伐信徒。這與尼克遜的預言，乃至當前世局的發展驚人吻合。
（周軼君，端傳媒國際組內容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