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學熱遍佈中國大陸。從北京中央黨校國學講座、各管理學院國學MBA，到地方上的讀經班、大小書院、三字經、弟子規，上行下效、風行草偃。
論者或謂，這股熱潮，或者是補現行體制教育之不足，或者是補中國信仰空缺之弊端，或者是重建中國文化之根基。這些都有其有的放矢之處，然而，我也經常在想，這樣的國學熱，是重建創發，還是懷舊復古？如果僅僅是後者，那麼其當代生機何在？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千百年的流轉演變，到今天，我們能看到的，除了印刷精美的經典文本之外，還有什麼？千百年前，那些創作了文本的、活生生的先輩大師及其生機勃勃的弟子們，如今安在？我們是否只能捧着他們的教誨，反覆背誦直到天荒地老？
以前我在台灣參加一些民間葬禮儀式時，就有這樣的感受。誦經團前來念經超渡，木魚鐘鼓一陣叮咚，點齊三炷清香祭拜，然後帶領喪家與眾人捧着經書「爐香乍熱，法界蒙薰。。。」一路念誦下去。法華經、藥師經、金剛經、大悲咒。。。連續數小時，一切行禮如儀。念到後來，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念甚麼。
今天我們對佛經的認識，多半已經脫離了兩千五百年前的那些人物、那些社會環境，只在字面上鑽研。
佛經是非常生動活潑的文字，記載了佛陀與弟子們的對話，以及當時情緒與情境。但今天我們對佛經的認識，多半已經脫離了兩千五百年前的那些人物、那些社會環境，只在字面上鑽研。縱使成佛之道有八萬四千法門，反覆念誦也是法門之一，然而，如果像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當中那個丑角馬文才那樣，只知道條件反射、鸚鵡學舌、不加思索地跟着老師念誦，那就會鬧出像「飽食終日，下一句。。。」這樣的超級大笑話。
年輕時，1970年代末，我在台灣學校體制內學習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是被黨國權威當局所篩選過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也有這樣的感覺。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孔子太遠，而道德與意識形態太近；生吞活剝，渾然不知兩千五百年前，這群在中國大地上摩頂放踵、對話辯論的師徒，他們是誰？在我們求學的年代，他們都成了風乾福橘，被蠟像化了。
孔子如此，老子、莊子、孟子、墨子、列子等等先秦諸子，大約也如此。他們躺在故紙堆裏沒有呼吸，被自己的文字襲奪了生命。這會是淵遠流長古文明，在現代社會必然遭逢的命運嗎？
他教吠壇多哲學、梵文、宇宙論、瑜珈、老莊哲學，乃至太極拳；三十年來，他的學生遍佈社會各階層、各年紀。像他這樣的遊方師父，全印度約有兩百來位。
2014年，我在印度做項目調研。經朋友介紹，跟他的老師約在一家路邊茶座碰面。悶熱的孟買上午，這位老師穿着橘黃色的傳統印度長袍，蓄着白色長鬚，年近六十。1970年代他大學畢業後不久，就成為雲遊四方授課教徒的老師，學生們都尊稱他「Guruji」，也就是印度語裏頭對師父的尊稱。他教吠壇多哲學、梵文、宇宙論、瑜珈、老莊哲學，乃至太極拳；三十年來，他的學生遍佈社會各階層、各年紀。像他這樣的遊方師父，全印度約有兩百來位。
我問他如何收費，他說，任憑學生隨喜捐獻；我驚呼，這不就是孔子所說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Guruji的「ji」，亦即對先生的敬語，豈非中文裏的「子」？那麼，眼前這位，不就是活生生的先秦諸子？!
比起中國近代以來的內亂外患，經受大英帝國殖民兩百年的印度，其痛苦也不遑多讓。除了西方來的狂風驟雨，印度半島內部的衝突矛盾也一直存在，特別是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然而，或許近代印度並未如中國那樣，發生了從五四到文革的對於傳統文化的徹底清洗，因而兩千五百年前佛陀時代的諸子身影，到今天還依稀可辨。但，中國的問題僅僅只是因為五四與文革嗎？
在印度教較高種性的家庭中，5至7歲的兒童要舉行入法禮，拜師後離家，日夜跟隨導師學習吠陀經典，這個階段稱為梵行期。
過幾天，我到郊區拜會吠壇多學院(Vedanta Academy)。這座頗具規模的民間自辦學院招收從高中畢業以上到任何年紀的學生；入學之後，兩年之間沒有假期，不得外出，沒有手機電視互聯網，一切隨學校安排上課與行動，專心學習吠壇多哲學、梵文、瑜珈、宇宙論等等。
這其實是沿襲古印度的教育系統。古印度把人生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梵行期、家居期、林棲期和遁世期。在印度教較高種性的家庭中，5至7歲的兒童要舉行入法禮，拜師後離家，日夜跟隨導師學習吠陀經典，這個階段稱為梵行期；他們要一直待到青春期，身體成熟可以結婚生子了，才回到家庭中，進入家居期，去履行家庭成員的責任與義務。我所見到的吠壇多學院，其實可以說是縮小版的梵行期。
在學院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課程是博伽梵歌；學院自行出版了此書，有梵文英文對照，以及學院創辦人Parthasarathy的註解。這本書以聖經紙與咖啡色軟皮裝幀，拿在手上顯得特別莊重有份量，學生必須花兩年時間通讀、熟讀。
博伽梵歌的內容，是古印度神話中，兩個氏族的大戰即將爆發，正義一方的主帥阿諸納面對敵對陣營中諸多叔姪親友，不禁開始懷疑戰爭的意義。就在這大戰一觸即發的緊要關頭，化身為阿諸納馬車伕的天神克里虛納(有時又被翻譯成大黑天)，即時與阿諸納展開一場關於生死、宇宙以及意義本源的對話，最終解開阿諸納的惶惑，勇敢殺入戰陣，贏取最後的勝利。
因此博伽梵歌幾乎就相等於中國的論語：婦孺皆知、從小熟讀，是平民百姓思想與價值觀的基本依據，並且跟論語(乃至大部分的古代經典)一樣，都是對話體。
博伽梵歌在印度是最普遍、最深入民間的古代經典。即便我所訪問的一個年輕的都市白領女孩，受過高等教育、無神論、自由職業者，但是當我問她，在面臨惶惑猶疑的困難關頭，她的思想出路是甚麼？她還是會回頭去翻博伽梵歌，尋找解答。因此博伽梵歌幾乎就相等於中國的論語：婦孺皆知、從小熟讀，是平民百姓思想與價值觀的基本依據，並且跟論語(乃至大部分的古代經典)一樣，都是對話體。
但是，論語跟博伽梵歌兩者有一個非常根本的差別：前者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後者則是神與人之間的對話。
這個差別究竟有多大？還待仔細深究。但這意味着，中國人自絕地天通以來，就不再以神明的話語為經典，或者，這類話語被獨尊了的儒家體系所排除，降格為如道教那樣的民間信仰，乃至迷信；進而失去了在神學、思想與精神層面上，進一步深化發展的機會。由此，中國人相信的是，跟自己一樣、由母親懷胎十月生下的人的話語；那個人，即便被尊為聖賢，也是跟自己一樣，有七情六慾、痛苦快樂、生老病死；因為一樣，一樣幸運或一樣倒楣、一樣光榮顯赫或一樣碌碌無為，所以才值得相信。
後人就很容易只會「飽食終日，下一句」地捧着線裝書，對着蠟像無意識地覆誦故紙堆中的道德章句。
如果說人本、人性，這是中國式的人本、人性，以血緣關係為其衡量標準。而在印度，這人本、人性，從文明的發端開始，就有着神本、神性，乃至魔本、魔性，等等不同時空與精神座標的相互映照。故而，只要文化中的神性、魔性依然存在，人性就有其對應依託的存在空間；而在絕地天通的中國，當血緣關係崩裂，如誅九族、挖墳毀棺、改朝換代等等，那人性、人本的生機勃勃，就失去了呼吸生息的基礎，先賢故人只能成為蠟像，而不會在當代社會中復活；後人就很容易只會「飽食終日，下一句」地捧着線裝書，對着蠟像無意識地覆誦故紙堆中的道德章句。
所以，從台灣到中國，從1970年代到今天，中國文化復興的要點到底在哪裏？抓住了甚麼而又忽略了甚麼？危機與轉機在哪裏？恐怕，咱們還有一番掙扎鬥爭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