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編讀手記

記者手記:他的文革記憶讓我如臨深淵

如何才能恰當地觀察、採訪、書寫和評論一個劇烈搖動的超大型國家,如何去接續它複雜而沉重的歷史?


【編者按】這位生長於大陸的90後記者,是文革50年專題的主要參與者之一。一位老人的文革記憶,深刻影響了他。與同代人不一樣的歷史感,讓回顧文革對他來說不是簡單的爬梳史料,而是面對某種命運。

1967年7月16日,人們在松花江紀念毛澤東在長江游泳一周年。毛澤東在長江游泳,標誌著他在文革開始後重返權力位置。
1967年7月16日,人們在松花江紀念毛澤東在長江游泳一周年。毛澤東在長江游泳,標誌著他在文革開始後重返權力位置。攝影: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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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底,寫完《改革派之死》一文後,我已不再想從事媒體業。我曾有多迷戀它,那時就有多厭倦它,像是經歷一場漫長無力的愛情。

2015年6月1日,我入職端傳媒,擔任評論編輯,每日忙碌於中國評論的選題、專題、約稿和編輯,很少有時間和精力真正用心寫作。除了《改革派之死》《專訪許倬雲》的寫作外,其他時候,我的生活是不間斷的編稿、策劃選題、發郵件、統計稿費……它們組成了漫長焦慮,不可避免地破壞心理秩序,內生動盪,讓人不安。在北角千禧廣場的寫字樓裏,夜晚我抬起頭,燈光遊移閃爍,和電腦屏幕一樣慘白。

大約六年,作為中國人而從事新聞業,已簡直變成不智的選擇。這像極了「日新月異」的中國,無論是它飛速崛起、兜售繁榮的創業家,還是不可捉摸、變動不居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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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香港的讀者難以想像,那種只有中國大陸知識人才會一直經歷的事情。他們親眼目睹在自己的祖國,繁榮昌盛覆蓋之下,大小災難不絕如縷——而中國社會最小的災難,在港台都可能引起全局的劇烈震動,但一旦它發生在中國,那就成為理所當然。

而最關鍵的,作為來自中國的記者、媒體人、知識人,最近三年來已經無能為力。大多數時候,這些災難新聞都宿命般爛尾。

中國媒體人在境外媒體工作,與外國記者在中國(香港)工作,是純粹兩回事。在中國當局眼裏,前者天然帶有「原罪」,後者生來擁有「特權」。對外國記者來說,中國是一個永遠觀察的客體,他們是卡爾維諾口中那種「年輕的寫作者」,而寫作中國,自然是容易的事情——因為哪裏有災難、動盪和戰爭,哪裏就有故事,這是敘事學派的不二法則。

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不是這樣。如何才能恰當的去觀察、採訪、書寫和評論一個劇烈搖動的超大型國家,如何去接續它複雜而沉重的歷史?特別是我來自深淵,身為深淵者,而書寫深淵,那太難了。無需否認,我是一個脆弱善感的人,那對我來說太沉重了。

2015年的最後日子,卡爾維諾的著作曾在那些令我慌張的夜裏,譜寫了安魂曲。他假設一位幸運者,一輩子只需要把「閲讀時間」獻給盧克萊修、蒙田、歌德、柯勒律治和普魯斯特,而不用投稿、避免讀報紙、不必操心最新的社會調查……那已經是我無數次讀這本書了,但他仍給我巨大慰藉——因為我知道,連卡爾維諾這樣的天才,也無法成為一位幸運者。

那時,我給身在大陸的一位朋友說,無論如何,我還有一件事情必須要做,就是「文革五十年」的專題。我內心清楚,做這個專題,純然因為我的啟蒙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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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長久以來的興趣和擅長,以及強烈的自由偏好,一大半來自於一位耄耋老人。

5月16日,文革五十年專題出來後,我發給我的爸媽,他們立刻打印發給他。近日老人來信,說自己目前正在住院,但已經讀完我的報導。

老人叫蕭至剛,1925年出生,到2016年,他91歲。他是我外公的至交,從小我就叫他蕭爺爺。

我父親有很多藏書,文學、歷史、政治……但他的影響,更多只是讓我知道這些書的存在。而從6歲起,蕭爺爺開始教我文言文、古詩詞,以及如何寫作。這種幸運並非偶然,到後來我知道更多往事,才發現這完全是因為外公的品格,才給我帶來的運氣。

文化大革命時,外公是我們縣一個區公所的黨委書記。而蕭爺爺曾是縣裏的高級語文教員,早在1957年被打為「右派」,他和那些同樣被列為「右派」的知識分子一起,被發配至一個叫「巖水」的窮山惡水之處。那一批知識分子有二十多人,最終只有他活下來。

到文革時,他又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中一種,成為了黑幫分子。那時候,區公所的供銷社,每年要供應少量白酒。而供銷社的職員假公濟私,故意刁難蕭爺爺。

一般的「黑五類」哪敢再說半句,但蕭至剛人如其名,為了公道,硬着頭皮找到了黨委書記,他就是我的外公。外公出身貧農,從小就沒有父親,只有小學文化。但他尊重知識分子,更在狂熱年代裏,明白人類的是非公義。一個共產黨的區公所黨委書記,竟然替政治錯誤的「右派」和「黑幫」出頭,以「公平的方式」解決了此事。

不止如此,外公欽佩蕭爺爺的智識和為人,至此和他成為朋友,經常去蕭爺爺家拜訪。蕭爺爺害怕給外公造成不便,說,「張書記,你的身份不好經常來我這裏,但我敬佩你的為人,我可以去你那裏。」

到文革結束,兩家人成為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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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12歲時,蕭爺爺給我講了這個和外公的故事。同樣,我對於近代史的強烈好奇和不解,也來自於他。

初中以後,每一年寒假或是暑假,我都會回老家探望蕭爺爺。那時他已不再教我古文,而總會跟我講一些反右和文革的事情。初中歷史課上,講到反右時,歷史老師讓我們回家問問老人那時的情況,然後到課堂上分享。那堂課最終只有我一個人發言,我則轉述了我啟蒙導師的人生。

1957年反右之前,蕭爺爺是中學高級語文教員,那時候全縣組織「大鳴大放」,要求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老人在之前已經因為不服從上級,而被降職處理。但那時候,校長三番五次勸說他,要直言不諱的給黨提意見。最終他在全校大會上,提了三點意見:

第一點,現在很多中學教員看不起小學教員,這是不對的;第二,入黨積極分子,不能只看他在幹部面前的表現,還要看他在普通人面前的態度。第三,農民加入合作社,不能強迫,而要自願。

他提完意見後,校長跟他握手,鼓掌說,講得太好了。一個月之後,所有人開始迴避他。而後迅速的,他成為這所縣城最好中學裏的「大右派」。

第一次聽這個故事時,我十二三歲。後來很多年,我每一次拜訪蕭爺爺,他都重複給我講這個故事,不知是年紀大了,還是刻骨的創傷記憶,他總是反覆講起那段過去,然後反覆對我提起那十六個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他(毛)親口說的」。

我會極其心酸——那種精神的巨大創傷,在半個世紀後依然無法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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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一年級時,因為要高考,父母對我全面禁書。我沒有其他書可讀,於是偷偷讀完了蕭爺爺所著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紅塵》。那本書從1920年代,一直記錄到1980年代,最終以書中主人公的死亡告終。

高中畢業時,蕭爺爺給我講他在大學時辦雜誌,被國民黨全市通緝的故事;講他曾經對共產黨的期盼;講他在和平「解放」我的故鄉時,如何替新舊政府牽線搭橋……結束時,他給我推薦了《炎黃春秋》雜誌,這塊「黨內民主派」的陣地,成為我大學時候讀近代史與黨史的第一張地圖——因為這本雜誌提供可購買的書目,大學一年級時,我買來並讀完了李鋭在大陸出版的所有書籍。

數年後,我得以與這本雜誌中的旗幟人物訪談數次,也已多有來往,得以了解到許多蕭爺爺不曾知曉的事情。大學後,我把自己寫的文章與報導給蕭爺爺看——上一次他看我的文章已經是小學時候了。他看完盛讚說,我文中提到的那些書,很多他從沒機會讀過。

蕭爺爺常跟我喟歎,從1957年被打為「右派」開始,他失去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多年。到1970年代末,他重獲自由與尊嚴之身時,已是五十多歲。雖然之後出書、發表論文,但巨大的精神創傷永遠無法離開,最好的學術年紀再也回不來。蕭爺爺的太太是他的「腦殘粉」,總對我講,「如果不是這樣,他肯定至少是一個文學教授啊。」

後來每每憶起蕭爺爺,我總忍不住唸叨陳寅恪的那句詩——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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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節,我回老家看望蕭爺爺,他拿着數篇新寫作的長文章,希望我能在香港找機會給他發表,談話間,蕭爺爺數度哽咽。

在我眼中,蕭爺爺作為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卻構成了一部活歷史,成為我少年時代最好的當代史教科書——他親歷國民黨時期、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和共產黨建政以後的種種荒唐,為了自由、公義和尊嚴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價。但在紛繁複雜、不可預測的多舛命途後,他居然成為我少年時,奇里斯瑪的道德楷模和知識標杆。

而蕭爺爺願意在七十高齡後,教授我文學,純然因為在文革期間,外公對他超越於政治以外的公正相待。幾十年後,我一切的興趣、擅長與疑惑,才被命運打上最初的底色。那像是一次意外的傳承——這似乎是人類特有的傳承方式,是思想和記憶的傳承。

而關於「文革五十年」的專題,就是我目前儘可能得出的粗淺答案了。在我遙遠的家鄉,蕭爺爺在醫院的病床上讀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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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我仍難看到這個專題迅速直接的公共意義。

在中國國內——最需要了解文革信息的地方,端傳媒的文革五十年專題仍然難以自由流通。它被迫流竄在中國互聯網的不同角落,遭遇清理絞殺。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難以提高公眾理解力的無效信息。

5月16日清晨,我們發布完《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後的記憶戰場》專題後,國內一家門戶網站的編輯發來微信,約我寫一篇評論,主題是——為何中國的年輕人不知道文革了?

接着他發來告誡,不要直接批評政府,但可以談論一下教育環境、文化氛圍。

我回復說,寫不來這樣繞來繞去的東西了。

如果世界真如《奧德賽》所言,神編織了災難,目的是為了讓後世有嗟歎歌詠的題材——那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最不缺的便是史詩的原材料,它們反覆印證着悲劇、鬧劇、荒誕劇的基本特徵。

而中國的新聞報導者,在組織和選取時代最重要的原材料時,動輒得咎,滑稽可笑。更多時候,中國的新聞報導者在用令人費解的方式書寫,因此留下不可捉摸、沉迷偽裝的材料。

然而,媒體應該直書的時代精神,在這裏一直缺席。足以想見,百年以後,塵歸塵,土歸土,後世史家翻閲如今的新聞材料時,會耗費多大的精力辨偽淘沙,以清穢史。

作為中國人,若是選擇在中國媒體工作,則必然存在這樣的悖論:當一件事情可以直言不諱時,它並不反應時代的真正病兆;當一件事情反應了某種症候時,它在這片國土的所有公共平台遭到絞殺。

孤立的中國知識人,如果他還想記錄的話,就不得不為自己的文字加密,而成為一個笨拙的寓言家。克羅齊講過,「寓言不是精神表達的直接方式,而是文字或密碼的一種用途。」

寓言是荒謬的:我想你知道,卻殫精竭慮鎖上它,使之隱微不顯。越重要的話題,越會成為普羅米修斯,在高加索的懸崖上被緊緊束縛。

而作為中國人,若是選擇在境外媒體工作,也同樣存在悖論:當你翻越城牆,可以並不設限的言說時,最該看到這些文字的人,已經被過濾掉絕大多數。這種處境下,放逐感與飄零感會毫無保留地襲來。

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就是如此。蘇珊桑塔格曾憂鬱的談起那位她深愛的流亡詩人:「俄羅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膽、最富饒和最教條的東西的來源,而它竟成為他出於驕傲、憤怒、焦慮而不能,也不想回去的偉大別處。」

是的,當你親睹故園指鹿為馬、劇烈搖動時,在笨拙的寓言家與飄零的自由人之間,任何選擇都是錯誤的。

文革50年 中國大陸 編讀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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