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他的文革记忆让我如临深渊

【编者按】这位生长于大陆的90后记者，是文革50年专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一位老人的文革记忆，深刻影响了他。与同代人不一样的历史感，让回顾文革对他来说不是简单的爬梳史料，而是面对某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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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底，写完《改革派之死》一文后，我已不再想从事媒体业。我曾有多迷恋它，那时就有多厌倦它，像是经历一场漫长无力的爱情。

2015年6月1日，我入职端传媒，担任评论编辑，每日忙碌于中国评论的选题、专题、约稿和编辑，很少有时间和精力真正用心写作。除了《改革派之死》和《专访许倬云》的寫作外，其他時候，我的生活是不间断的编稿、策划选题、发邮件、统计稿费……它们组成了漫长焦虑，不可避免地破坏心理秩序，内生动荡，让人不安。在北角千禧广场的写字楼里，夜晚我抬起头，灯光游移闪烁，和电脑屏幕一样惨白。

大约六年，作为中国人而从事新闻业，已简直变成不智的选择。这像极了“日新月异”的中国，无论是它飞速崛起、兜售繁荣的创业家，还是不可捉摸、变动不居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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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香港的读者难以想像，那种只有中国大陆知识人才会一直经历的事情。他们亲眼目睹在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覆盖之下，大小灾难不绝如缕——而中国社会最小的灾难，在港台都可能引起全局的剧烈震动，但一旦它发生在中国，那就成为理所当然。

而最关键的，作为来自中国的记者、媒体人、知识人，最近三年来已经无能为力。大多数时候，这些灾难新闻都宿命般烂尾。

中国媒体人在境外媒体工作，与外国记者在中国（香港）工作，是纯粹两回事。在中国当局眼里，前者天然带有“原罪”，后者生来拥有“特权”。对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是一个永远观察的客体，他们是卡尔维诺口中那种“年轻的写作者”，而写作中国，自然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哪里有灾难、动荡和战争，哪里就有故事，这是叙事学派的不二法则。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不是这样。如何才能恰当的去观察、采访、书写和评论一个剧烈摇动的超大型国家，如何去接续它复杂而沉重的历史？特别是我来自深渊，身为深渊者，而书写深渊，那太难了。无需否认，我是一个脆弱善感的人，那对我来说太沉重了。

2015年的最后日子，卡尔维诺的著作曾在那些令我慌张的夜里，谱写了安魂曲。他假设一位幸运者，一辈子只需要把“阅读时间”献给卢克莱修、蒙田、歌德、柯勒律治和普鲁斯特，而不用投稿、避免读报纸、不必操心最新的社会调查……那已经是我无数次读这本书了，但他仍给我巨大慰藉——因为我知道，连卡尔维诺这样的天才，也无法成为一位幸运者。

那时，我给身在大陆的一位朋友说，无论如何，我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就是“文革五十年”的专题。我内心清楚，做这个专题，纯然因为我的启蒙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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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久以来的兴趣和擅长，以及强烈的自由偏好，一大半来自于一位耄耋老人。

5月16日，文革五十年专题出来后，我发给我的爸妈，他们立刻打印发给他。近日老人来信，说自己目前正在住院，但已经读完我的报道。

老人叫萧至刚，1925年出生，到2016年，他91岁。他是我外公的至交，从小我就叫他萧爷爷。

我父亲有很多藏书，文学、历史、政治……但他的影响，更多只是让我知道这些书的存在。而从6岁起，萧爷爷开始教我文言文、古诗词，以及如何写作。这种幸运并非偶然，到后来我知道更多往事，才发现这完全是因为外公的品格，才给我带来的运气。

文化大革命时，外公是我们县一个区公所的党委书记。而萧爷爷曾是县里的高级语文教员，早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他和那些同样被列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一起，被发配至一个叫“岩水”的穷山恶水之处。那一批知识分子有二十多人，最终只有他活下来。

到文革时，他又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一种，成为了黑帮分子。那时候，区公所的供销社，每年要供应少量白酒。而供销社的职员假公济私，故意刁难萧爷爷。

一般的“黑五类”哪敢再说半句，但萧至刚人如其名，为了公道，硬着头皮找到了党委书记，他就是我的外公。外公出身贫农，从小就没有父亲，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尊重知识分子，更在狂热年代里，明白人类的是非公义。一个共产党的区公所党委书记，竟然替政治错误的“右派”和“黑帮”出头，以“公平的方式”解决了此事。

不止如此，外公钦佩萧爷爷的智识和为人，至此和他成为朋友，经常去萧爷爷家拜访。萧爷爷害怕给外公造成不便，说，“张书记，你的身份不好经常来我这里，但我敬佩你的为人，我可以去你那里。”

到文革结束，两家人成为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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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12岁时，萧爷爷给我讲了这个和外公的故事。同样，我对于近代史的强烈好奇和不解，也来自于他。

初中以后，每一年寒假或是暑假，我都会回老家探望萧爷爷。那时他已不再教我古文，而总会跟我讲一些反右和文革的事情。初中历史课上，讲到反右时，历史老师让我们回家问问老人那时的情况，然后到课堂上分享。那堂课最终只有我一个人发言，我则转述了我启蒙导师的人生。

1957年反右之前，萧爷爷是中学高级语文教员，那时候全县组织“大鸣大放”，要求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老人在之前已经因为不服从上级，而被降职处理。但那时候，校长三番五次劝说他，要直言不讳的给党提意见。最终他在全校大会上，提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现在很多中学教员看不起小学教员，这是不对的；第二，入党积极分子，不能只看他在干部面前的表现，还要看他在普通人面前的态度。第三，农民加入合作社，不能强迫，而要自愿。

他提完意见后，校长跟他握手，鼓掌说，讲得太好了。一个月之后，所有人开始回避他。而后迅速的，他成为这所县城最好中学里的“大右派”。

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时，我十二三岁。后来很多年，我每一次拜访萧爷爷，他都重复给我讲这个故事，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是刻骨的创伤记忆，他总是反复讲起那段过去，然后反复对我提起那十六个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他（毛）亲口说的”。

我会极其心酸——那种精神的巨大创伤，在半个世纪后依然无法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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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一年级时，因为要高考，父母对我全面禁书。我没有其他书可读，于是偷偷读完了萧爷爷所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红尘》。那本书从1920年代，一直记录到1980年代，最终以书中主人公的死亡告终。

高中毕业时，萧爷爷给我讲他在大学时办杂志，被国民党全市通缉的故事；讲他曾经对共产党的期盼；讲他在和平“解放”我的故乡时，如何替新旧政府牵线搭桥……结束时，他给我推荐了《炎黄春秋》杂志，这块“党内民主派”的阵地，成为我大学时候读近代史与党史的第一张地图——因为这本杂志提供可购买的书目，大学一年级时，我买来并读完了李锐在大陆出版的所有书籍。

数年后，我得以与这本杂志中的旗帜人物访谈数次，也已多有来往，得以了解到许多萧爷爷不曾知晓的事情。大学后，我把自己写的文章与报道给萧爷爷看——上一次他看我的文章已经是小学时候了。他看完盛赞说，我文中提到的那些书，很多他从没机会读过。

萧爷爷常跟我喟叹，从1957年被打为“右派”开始，他失去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多年。到1970年代末，他重获自由与尊严之身时，已是五十多岁。虽然之后出书、发表论文，但巨大的精神创伤永远无法离开，最好的学术年纪再也回不来。萧爷爷的太太是他的“脑残粉”，总对我讲，“如果不是这样，他肯定至少是一个文学教授啊。”

后来每每忆起萧爷爷，我总忍不住念叨陈寅恪的那句诗——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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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节，我回老家看望萧爷爷，他拿着数篇新写作的长文章，希望我能在香港找机会给他发表，谈话间，萧爷爷数度哽咽。

在我眼中，萧爷爷作为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却构成了一部活历史，成为我少年时代最好的当代史教科书——他亲历国民党时期、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共产党建政以后的种种荒唐，为了自由、公义和尊严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但在纷繁复杂、不可预测的多舛命途后，他居然成为我少年时，奇里斯玛的道德楷模和知识标杆。

而萧爷爷愿意在七十高龄后，教授我文学，纯然因为在文革期间，外公对他超越于政治以外的公正相待。几十年后，我一切的兴趣、擅长与疑惑，才被命运打上最初的底色。那像是一次意外的传承——这似乎是人类特有的传承方式，是思想和记忆的传承。

而关于“文革五十年”的专题，就是我目前尽可能得出的粗浅答案了。在我遥远的家乡，萧爷爷在医院的病床上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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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我仍难看到这个专题迅速直接的公共意义。

在中国国内——最需要了解文革信息的地方，端传媒的文革五十年专题仍然难以自由流通。它被迫流窜在中国互联网的不同角落，遭遇清理绞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难以提高公众理解力的无效信息。

5月16日清晨，我们发布完《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后的记忆战场》专题后，国内一家门户网站的编辑发来微信，约我写一篇评论，主题是——为何中国的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了？

接着他发来告诫，不要直接批评政府，但可以谈论一下教育环境、文化氛围。

我回复说，写不来这样绕来绕去的东西了。

如果世界真如《奥德赛》所言，神编织了灾难，目的是为了让后世有嗟叹歌咏的题材——那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最不缺的便是史诗的原材料，它们反复印证着悲剧、闹剧、荒诞剧的基本特征。

而中国的新闻报道者，在组织和选取时代最重要的原材料时，动辄得咎，滑稽可笑。更多时候，中国的新闻报道者在用令人费解的方式书写，因此留下不可捉摸、沉迷伪装的材料。

然而，媒体应该直书的时代精神，在这里一直缺席。足以想见，百年以后，尘归尘，土归土，后世史家翻阅如今的新闻材料时，会耗费多大的精力辨伪淘沙，以清秽史。

作为中国人，若是选择在中国媒体工作，则必然存在这样的悖论：当一件事情可以直言不讳时，它并不反应时代的真正病兆；当一件事情反应了某种症候时，它在这片国土的所有公共平台遭到绞杀。

孤立的中国知识人，如果他还想记录的话，就不得不为自己的文字加密，而成为一个笨拙的寓言家。克罗齐讲过，“寓言不是精神表达的直接方式，而是文字或密码的一种用途。”

寓言是荒谬的：我想你知道，却殚精竭虑锁上它，使之隐微不显。越重要的话题，越会成为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被紧紧束缚。

而作为中国人，若是选择在境外媒体工作，也同样存在悖论：当你翻越城墙，可以并不设限的言说时，最该看到这些文字的人，已经被过滤掉绝大多数。这种处境下，放逐感与飘零感会毫无保留地袭来。

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就是如此。苏珊桑塔格曾忧郁的谈起那位她深爱的流亡诗人：“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愤怒、焦虑而不能，也不想回去的伟大别处。”

是的，当你亲睹故园指鹿为马、剧烈摇动时，在笨拙的寓言家与飘零的自由人之间，任何选择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