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濫徵關稅、發動戰爭、改寫法律，特朗普不受美國司法制衡嗎？

美國人經常以自己的歷史為傲。不同時代的美國人都相信自己有健全的法治傳統。因此，每當眼前出現「法治亂象」，常以為那是歷史的異例。

在特朗普時代，一方面有反對者高喊「我們不要國王」，抨擊特朗普篡奪憲政，史無前例地違法濫權，是美國共和精神的叛徒；另一方面，支持者卻認為是拜登「違法在先」、以政府為「武器」攻擊政敵，加上非民選的聯邦法官太過僭越，所以特朗普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撥亂反正」。

這樣的指控與辯解在美國政治史上其實是常態。早在尼克遜時期，美國一位知名的歷史學家就已稱呼美國的總統是「帝王總統」（Imperial Presidency），主張尼克遜的違法濫權並不是他一人所為，而是兩世紀來美國總統制賦予總統的權限、既龐大又模糊的後果：只要宣稱國家面臨危機，總統就可以逐步擴張其權力。

而幾乎在每個時代，總統和其他領導人都曾以不同方式讓憲法規範名存實亡，他們幾乎都可以宣稱當下美國面臨嚴重的危機：從聯邦肇建到國土南擴、西擴，從內戰到一戰，從二戰再到漫長的冷戰乃至晚近的反恐戰爭⋯⋯特朗普所謂的貿易危機、移民危機和拜登政府打壓，只不過是這份危機列表中的最新項目而已。

當然，評論者不該陷入虛無主義，認為所有違法都是一樣的：「危機」有真假和大小的區別，不同總統使用的手法也還是不盡相同，其違法擴權的嚴重程度亦有差異。只不過，要了解特朗普政府如何擴張自己的權力，如何迴避法律的拘束，就不能受制於當下兩黨的修辭，而必須看見特朗普所領導的政府如何使用前人已經留下的工具，互相結合，進一步發揚光大，並且用得不加掩飾。

換句話說，要理解特朗普和法律的關係，就得要拆解美國人集體的法治神話——從憲政角度來說，特朗普不是美國政治史的異例，而是美國總統制問題的集大成者。

總統權限缺乏邊界：主動權、詮釋權在我

一直以來，美國總統都可以積極主動、暫時不顧法律的規範；面對憲法和法律的種種限制可以發揮「詮釋權」，將自己的權力詮釋得愈來愈大，將限制詮釋得愈來愈小。

面對憲法和法律的種種限制，美國總統可以發揮「詮釋權」，將自己的權力詮釋得愈來愈大，將限制詮釋得愈來愈小。特朗普上任後，火速開除了近二十位政府各部門的獨立監管人（Inspector General），無視需要在三十天前通報國會的法律明定。這是總統展現主動權、「先做再說」的案例：相關法律規則的文字其實很清楚，本身並沒有太多的詮釋空間，但總統還是可以自顧自發出開除的命令。

另外也有十餘位分別監管公務人員免職、勞工保護、消費者保護、政府倫理的獨立委員遭特朗普革職，導致某些政府委員會人數過少，無法執行其法定職務。這些委員會雖然在組織上屬於行政部門，但法律對其任免另有規定，委員多數亦有明定任期。然而，依照特朗普政府對相關法令的詮釋，總統既然是行政體系的領導人，就當然保留了終極的任免權；同時，不論總統詮釋是否站得住腳、法院最終是否買帳，只要各委員會的負責人願意配合，這些被「開除」的委員就會原地「消失」。

發動戰爭也是關於總統詮釋權和主動權的典型例子。六月中旬，以色列發動「十二日戰爭」奇襲伊朗，數日後，特朗普也決定動用美國空軍襄助以色列。照道理說，這在美國憲法上並不合理：美國憲法明確將宣戰的權限劃歸國會，總統根本不該單方面讓美國參與任何戰爭。在《聯邦黨人文集》裡，制憲要角Alexander Hamilton曾表示，這項設計使得美國總統的權力小於英國國王，總統雖然是三軍統帥，但並沒有「根據己身權威」單方面宣戰的能力。

問題是，當真的要展開軍事行動的時候，多數美國總統還是能「根據己身權威」行事。

司法部的法律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曾在兩黨各自是執政黨時提出正式法律意見，逕行宣稱憲法上的「戰爭」要規模夠大才算數。只要規模不夠大、時長不夠久，那就只是小規模的「軍事行動」，總統身為三軍統帥即可以單方面發動，不需要國會同意。

特朗普第一任期攻擊敘利亞時就用了這種解釋，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率領的七國聯軍空襲利比亞時，也採用這個解釋，更早之前，克林頓政府轟炸海地時，這種說法也是白宮的官方立場。在白宮的解釋裏，這些戰爭都不算是「真正的戰爭」——與之相對，在英國憲政中，發動軍事行動的權力雖被認為是核心王權的遺留，理論上政府並無義務事先取得國會同意，但反而英國發展出了徵詢國會的憲政慣例，下議院曾在2013年否決英國政府空襲敘利亞的動議。

就此而言，美國總統單方發動軍事行為的權力根本不亞於「王權」。

更甚者，白宮和司法部也沒有真正主張過，怎樣的軍事行動才「夠大、夠久」，僅僅是在個案中宣稱「不夠大、不夠久」。就連國會研究的幕僚機構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他們獨立於任何黨派，政策報告文字也都極盡中立、平鋪直敘，卻也都在報告中透露出一絲無奈：「若從行政部門的角度來說，只要規模還不到一戰、二戰這類『總體戰』，任何軍事行動是否會構成憲法上的『戰爭』、進而需要國會的授權，其實並不清楚。」

「先賢」執政時也常利用自己在軍事上的主動權，迴避國會監督，甚至完全忽略國會。

比如制憲人之一、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曾下令派遣海軍，與瑞典和西西里王國聯手作戰，遠赴地中海攻打北非，砲擊今日利比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的多座城市。當時，傑佛遜不但完全沒有取得國會事先許可，甚至還誤導國會，讓國會誤以為海軍出航只是要保護美國船隻，且以為艦隊軍力並不足以真正攻擊北非。直到戰事成為既成事實，國會才開始事後授權總統出動海軍參戰，但直到戰事結束都未正式通過宣戰決議——反正，國會事後對這場戰爭也算滿意，不如就接受總統事實上的宣戰決定，法律程序問題就被擱置在旁。

林肯的道德勇氣是許多美國人心中的標竿，但單就法律而言，內戰開戰的決定也是由林肯總統單方面做成。在南方叛變州宣布脫離聯邦獨立後，林肯自行宣布大規模動員數萬民兵、並下令對南方展開海軍封鎖，而國會是到三個月後才追認戰爭開始。在內戰爆發兩年後，最高法院的一則判決認定政府並未真正宣戰，但同步認定在南方叛變州宣布獨立的那刻，內戰就已經事實上發生，「毋須等待國會為之施洗、命名」。

傑佛遜與林肯的歷史形象自然都不是違法惡霸，而是落實美國憲政理想的關鍵人物，但即使是他們，在面對軍國大事時，也都「善於」利用自己的主動詮釋權。於此同時，國會也經常因為接受戰爭本身，而選擇性忽略這當中的憲政程序問題——畢竟，他們也都真心相信自己面臨的是「非常時刻」，所以需要「非常手段」。

更廣泛來說，比如小羅斯福在二戰前能夠將超過十萬名日裔美國人關入集中營，也只需一紙行政令，並無國會明確授權；在里根執政期間，白宮更是違背國會全數無異議通過的明文法律，私下向尼加拉瓜的叛軍提供秘密軍援，並同步向伊朗掮客私賣軍火，而共和黨掌權的國會事後也決定輕輕放下。

出版於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本暢銷書中，哈佛大學一位政治學家和一位歷史學家也分析，美國憲法「對於總統單方行動的權威幾乎毫無規範，也並未界定總統在緊急危機下的行政權有何界線」。

可以說，這是特朗普可以不斷擴權的制度背景。

更大聲地繞過國會

在派兵之前，特朗普不但事前致電告知以色列政府自己的決定，還提前召集自家共和黨在國會的領導人，向他們彙報空襲的相關資訊。但他排除了民主黨，沒有召開諮詢國會兩黨領導人的、俗稱「八人幫」的慣用渠道。

顯然，在這次的伊朗問題上，特朗普的特色並不是他假借名義迴避國會監督，而在於特朗普迴避國會不但毫無顧忌，甚至順帶羞辱了在野黨國會議員。

事實上，在派兵之前，特朗普不但事前致電告知以色列政府自己的決定，還提前召集自家共和黨在國會的領導人，向他們彙報空襲的相關資訊。但他排除了民主黨，沒有召開諮詢國會兩黨領導人的、俗稱「八人幫」的慣用渠道（Gang of Eight，兩黨的參眾兩院領袖，加上兩黨在兩院情報委員會的領導人），讓兩黨國會領導層都能理解情勢。

特朗普政府的藉口當然是「非常時刻」下事出緊急，但轟炸伊朗是否真的算是「非常時刻」下的必要作為，其實頗有疑義。即使特朗普出兵有理，這個「理」顯然也是要阻緩伊朗發展核武器，但伊朗的核武野心是長期的，此前也並未有緊急事態發生。特朗普如此宣稱「事出緊急」、不暇取得國會同意，論理恐怕有些勉強——接受CNN採訪的一位自由派律師，以及一位傳統右翼的法學教授，都有相近的見解。

何況在以色列發兵後，特朗普自己也並未立即參戰，而是斟酌數日，並且等待自己的下屬成功安撫反對美國參戰的MAGA基層勢力後才進行；更證明參戰並非如此急迫。

更具羞辱性的是，空襲發生三天後，白宮原先承諾要向全體國會議員提供的簡報，也在一兩個小時前臨時宣布取消，並且拒絕提供解釋。所以，即使是民主黨在國會、情報、國防、外交等委員會的領導人，數日後依然不知道：這次的軍事行動是否成功？對伊朗發展核武的衝擊有多大？對美國軍隊的風險又有多大？是否可能演變成長期的戰事？最終，這項簡報「只是」再延緩兩天舉行不確定性背後的訊息相當明確：想知道嗎？你們慢慢等呀。

這樣的作為不只是在政治上具羞辱性，在法律上也有額外的意義。國會授權總統從事軍事行動的法令中，目前最重要的是越戰後國會通過的《1973年戰爭權力法》（War Powers Act of 1973，亦常稱為《戰爭權力決議》，War Powers Resolution），要求總統在派遣軍隊前「只要有可能」就必須「事先」諮詢國會，並且必須於48小時內向國會正式提出書面報告，說明派兵的考量。

看到這裏，你可能會認為特朗普的做法已經違背法律。但問題是，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相關法律的啟動條件都是交由白宮先自行主動「詮釋」；加上國會的共和黨領導層也接受此次的戰事，顯然無意挑戰特朗普，都意味著特朗普這次的做法不會真正被制衡。

而美國建國以來，這套「詮釋權在我，主動權也在我」的劇碼早已多次上演，特朗普只是最新的導演，而且以他專屬的作風讓劇情顯得更具對抗性，對政敵更加羞辱——在這個過程中，他也更加赤裸地呈現出美國「法治傳統」神話中的矛盾。

怠惰法院命令 

Andrew Jackson 曾對沒有行政配合的司法權做這樣的嘲諷：「已經做出判決了，那我們就等著看他自己（法官）來執行。」相較於Jackson，特朗普無視法院判決的案例更多也更全面。

除了繞過國會，在面對法院時，特朗普也選擇了「消極以對」，怠於遵循法院的命令。

當然，這套劇碼也不是新的：美國土地擴張時期的總統Andrew Jackson，在最高法院判決承認美洲原住民享有土地自然權利、法律不應予以侵犯時，反而挾民意掠奪原住民族土地，不但繼續鼓勵各州制定侵犯原住民部族自主的新法律，更派兵南下，迫使各原住民部族向西遷移，造成數萬人流離失所，途中死亡人數亦超過萬人，這條迫遷路徑是為歷史上所謂的「眼淚之路」（Trail of Tears）。

Andrew Jackson 曾對沒有行政配合的司法權做這樣的嘲諷：「已經做出判決了，那我們就等著看他自己（法官）來執行。」相較於Jackson，特朗普無視法院判決的案例卻是更多也更全面。

比如，特朗普政府一上任就單方面凍結多個機關和政策計畫的款項，範圍從貧窮救濟到能源採購、從疾病防治到產業投資，以及多項研究經費，等同於拒絕執行多項國會已經通過的預算，且完全未遵守國會半世紀前為此訂定的法律規範。雖然幾位法官都做出命令，要求聯邦政府先持續撥款，以免對民眾、廠商等造成不可恢復的損害，但是，特朗普政府仍然拒不服從法院的命令，款項凍結依然延續。

更精確的說法是「怠於執行」——不斷找到藉口說「請稍候」。依照調查媒體ProPublica的整理，在一些案例中，面對法院的命令，白宮辯稱總統並沒有阻攔底下機構恢復撥款，是各機構「自行」決定要繼續放緩——依照這種說法，這不是什麼通盤政策，而是個別機構的個案決定，只是剛好跟總統本來的政策方向一致而已。

在另一些案例裡，政府辯稱自己之所以不用恢復撥款，是因為該筆款項本來是各機構因響應政策而自主凍結的；白宮原先發布的備忘錄裡並未涵蓋該機構或政策，所以法官即使認定白宮的備忘錄有違法之虞，也和該筆款項無關。政府還有別的藉口，比如辯稱雖然主責單位已經服從命令，但該款項撥款涉及另一個單位，而這些另外的單位既然不是訴訟的被告，就不是法院命令的對象，所以可以繼續拒不撥款。

既然連法院明文命令都能違反——可以消極執行——在判決後仍不依法行政也就更不令人意外。舉例而言，TikTok的下架令是源自國會兩黨共識通過的法律，而最高法院也在特朗普上任前三日就已宣判TikTok敗訴，認定該法令並未違反憲法。理論上，新任的特朗普政府就該忠實執行該法，而既然 TikTok 在法律明定的截止期限前（1月19日）並未出售予美國公司，政府就該依法要求各平台下架該公司的應用程式。

但是，五年前大力疾呼應該查禁 TikTok 的特朗普卻改弦易轍，在上任第一天就簽署行政令，單方面延長其執行期限，目前已經延長三次、整整八個月的時間。法律規定在理論上存在，總統卻依然能選擇單方面決定行政部門將不執行該項法律。

回歸Andrew Jackson的邏輯，難道法官想自己來執行TikTok的下架令嗎？

消極與積極的結合

政府能夠以發動「二度遣返」為要脅，甚至試圖以此逼迫法院命令Garcia還押。

在移民遣送的議題上，白宮更是把「積極主動」和「消極拖延」兩齣劇碼串接起來，藉以發揮出更大效果。

最具指標性的個案是一名薩爾瓦多籍的男子Kilmar Abrego Garcia。該名男子過去曾被指控是委內瑞拉黑幫的成員，但在六年前，法院已認定該指控並無實質證據，並且因為認定他返回薩爾瓦多會危及人身安全，遂給予他受保護身分，不可遣返，允許繼續在美國合法居住、工作。但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後先與薩爾瓦多政府達成協議，支付600萬美金，委請薩爾瓦多接收在美國的「黑幫份子」；隨後，移民局便無視先前的法院判決，無預警將該名男子遣返回薩爾瓦多，被囚於以殘酷條件聞名的大型監獄中。

針對此一個案，法院立刻命令特朗普政府將該名男子接回美國。

但政府開始尋找各種藉口在文字細節上打轉。一開始，政府表示僅嘗試看看，而特朗普確實已向薩爾瓦多總統提及此事，而對方無意釋放。政府認為已經「仁至義盡」，不需要再多做什麼。這種回覆不僅讓原審法官無法接受，也被上訴法院嚴詞駁斥，當年由里根提名的資深法官直接表示「毫無疑問，政府就是搞砸了（screwed up）」、「政府所做的，恰恰就是他們被禁止做的那一件事」。法院的意思是政府要「盡力修正錯誤」，而非敷衍了事。

最後，甚至連保守派佔絕對多數的最高法院都9-0一致同意政府應該持續「促成」（facilitate）該名男子返回美國。但聯邦政府又延宕拖沓，直到六月初才終於把Garcia接回美國。

但政府並不打算放過他，白宮堅稱這位男子是委內瑞拉黑幫的成員，即使完全並未提出與六年前不同的新證據。白宮副幕僚長、移民政策的操盤手Stephen Miller直接向媒體表示，政府隨時可以遣返他第二次。此處，除了怠於從命之外，白宮再度展現了行政部門在詮釋法規上的優勢：只要另外找個名目，行政部門隨時可以再派出下一台飛機，並端出手銬腳鐐，把該名男子押解上機。至於法官要怎麼判斷，那就是之後的事了。

截至目前為止，Garcia尚未被二度遣返。只不過，他又被關押在了田納西州。因為一個月前他還在薩爾瓦多大牢中時，司法部的聯邦檢察官們又提出了另一樁指控，宣稱他參與了人口販運。案件剛開始審理，但法官審酌案情，認為Garcia完全可以具保釋放，不需要在訴訟前被關押在監牢裡。

那麼，為什麼他沒辦法被立即釋放？因為檢察官向法院主張：還是押著比較好，如果釋放，移民局說不定就會再把他遣返回薩爾瓦多。為此，司法部甚至另外提起訴訟，請求法官凍結釋放Garcia的命令，馬上被打了回票——該名法官表示，司法部跟移民局（隸屬國土安全部）明明都是行政部門，怎麼會要法院幫忙解決「政府自己造成的困境」呢？是要法院「代為拯救」政府自己嗎？「如果政府真的認為本案如此重要，政府就有責任確保被告能夠針對起訴的罪名受審；如果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做不到，那意思就再清楚也不過了。」政府甚至確保有違法居留和犯罪記錄的證人不被遣返，只為了指控Garcia。

目前本案仍在原審法院審理中；但不論如何，政府能夠以發動「二度遣返」為要脅，甚至試圖以此逼迫法院命令Garcia還押，又再度顯現了政府的兩項主要武器：主動出擊、自行尋找名目，單方面改變現狀；也可以忽視法院的命令，持續尋找怠不從命的藉口。

甚至與傳統保守派法學決裂

特朗普也在網路上痛罵另外一位較不知名的前盟友，將其稱為「人渣」，並且說這人「大概以他獨特的方式仇視美國，而且顯然另有野心」。這位前盟友名叫Leonard Leo，是聯邦黨人學會的領導人。

為了讓自己更能夠施展拳腳、隨心所欲，特朗普的法律團隊也正試圖挾著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實力，與傳統保守派法學界分手，推出新的新右翼法學論述，提名願意服膺新論述的法官。

在特朗普和馬斯克公開決裂的同一時間，特朗普也在網路上痛罵另外一位較不知名的前盟友，將其稱為「人渣」（sleazebag），並且說這人「大概以他獨特的方式仇視美國，而且顯然另有野心」。

這位前盟友名叫Leonard Leo，是聯邦黨人學會（Federalist Society）的領導人。半世紀以來，該學會是傳統保守派法學家的大本營，無數親共和黨的法官、法學者都是其成員。而聯邦黨人學會就是推薦保守派法官人選的最重要組織。據報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三次提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Leonard Leo都是最重要的主導者。也正是因為聯邦黨人學會能夠在幕後主導法官任命，才讓時任共和黨參議院領導人 Mitch McConnell ，忍耐對特朗普的厭惡效忠白宮，藉以實現共和黨讓聯邦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向右傾斜的長期戰略目標。

但特朗普之所以與Leonard Leo翻臉，主要原因是特朗普逐漸發現，這群真正堅信傳統保守派意識形態的法學家，不時訴諸對聯邦政府、行政權力的「節制」，在新一任期反而對他多有掣肘。

聯邦黨人學會所推薦的最高法院法官中，Amy Coney Barrett 是近期在少數幾個案件中「跑票」的法官，即使多數時候她依然與保守派同進退，但已讓她在MAGA的圈子內備受攻擊。比如她認為白宮應遵守法院命令恢復國際援助撥款、不能以「之後款項可能無法追回」為由拖延，或者認為將被遣返的移民不一定要在被關押地（德州）提起訴訟⋯⋯雖然都是程序性的細節，但也讓特朗普大為光火。

而在共和黨自由市場派金主的支持下，Leonard Leo長期的合作夥伴竟向法院提起訴訟，質疑特朗普在關稅問題上濫權。而在一起關稅案訴訟中，負責的三位法官中，有一位是特朗普親自提名、另一位是里根提名，這兩位卻也都認定白宮濫權，判決高關稅政策違法。

這些保守派忠於自己的意識形態，但特朗普需要的法律專業工作者必須忠於特朗普一人，或至少不能妨礙特朗普集中更多權力。

在責罵Leonard Leo的貼文裡，特朗普表示當年初來乍到，才聽取聯邦黨人學會的意見；現在，他已發現聯邦黨人學會針對「無數」法官提名給了「糟糕的建議」。「這可不是該被忘記的事」，特朗普說。

欲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新的MAGA法律工作者，比如所謂的「第三條專案」（Project Article III；美國憲法第三條規範司法權）就是一個這樣的新組織。其領導人 Mike Davis 是特朗普此一任期的入幕之賓，向白宮幕僚長提供了關於司法人事的建議。而他之所以深受特朗普賞識，除了他在參議院擔任幕僚的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在2022年，FBI因為機密文件案搜索特朗普宅邸時，Davis 大力為特朗普辯護，攻擊FBI是拜登走狗。

而現在，Davis 也知道自己的敵人是誰了。他向政治專業媒體 The Hill 表示聯邦黨人學會「在法律戰爭中背棄了特朗普總統，甚至不只是背棄，他們還讓許多聯邦黨人學會的領導人參與這場戰爭，為其添加柴火」。顯然，這又再度回歸忠誠度、回歸敵我之辨。

法律原則只能用來限制拜登？

白宮副發言人的說法更是有趣，說「未經選舉的法官，無權決定該如何正確解決國家的危機」——但在疫情期間，或是在拜登時期面對任何「危機」的時候，他們可不是這樣說的。

其實，最遲從90年代開始，美國新右翼其實就已經出現這樣的政治與法學論述，認為美國各界早已被自由派霸佔，右翼不能再訴諸有限政府。他們要選出自己的凱薩，大權獨握，不受司法掣肘，奪回所有權力，藉以「撥亂反正」。

然而，從法學的角度說，若要成為這樣的凱薩，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將要根本顛覆自己在第一任的成就。因為在法律原則上，特朗普所任命的保守派法官、特別是最高法院法官在拜登時期多次判決拜登敗訴，大舉限制總統權力，那麼其所闡述的法律原則也應該同樣對特朗普有所掣肘。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所謂的「重要問題判准」（Major Questions Doctrine）。這是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在拜登時期發展出的原則，認為只要是「經濟或政治上的重要問題」，行政部門就不能自行行動，而必須要等待國會明確授權。當時針對的，包含拜登嘗試赦免學生貸款，以及在疫情期間禁止房東驅離租客，還有用空氣汙染的法規管制發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乃至引用工作場所內有害物質的相關規定、在疫情期間要求雇主提供快速篩檢等。

尤其在後面兩個案例中，法規文字已經明確管制有害氣體排放，為了勞工健康要求需降低工作場合內有害物質的影響，但法官們認為即使如此，由於防疫、篩檢的決定「正受到廣泛辯論」，所以不能這樣運用既有法規。

當時自由派法律評論者就批評，這等於是允許「福斯（FOX）新聞台修改聯邦法規」——就算已有政策合乎既有法規，只要福斯新聞台等右翼媒體事後製造出任何爭議，就可以讓行政部門無計可施。而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法官也在不同意見書中批評，這根本是法院自行發明的原則，無異於「在天秤的一邊用力按壓」，讓法院的天秤向任何被管制的對象傾斜，行政部門的政令動不動就會失效。

那麼，按照相同標準，美國驟然單方大幅提高關稅又怎麼可能不「重要」？白宮自己不也宣稱，高關稅政策將「徹底改造」美國經濟嗎？另外，幾項訴諸外國入侵以驅離移民的措施呢？中止出生地公民權原則呢？

這不只是許多民主黨人士的看法，幾個有意挑戰特朗普的保守派組織也訴諸同樣的論點，認為特朗普已經逾權。日前判決特朗普關稅政策違法的三位法官，明確引用「重要問題判准」，認為國會顯然只授權總統在緊急情況下動用直接相關的經濟政策，而不是用關稅製造談判籌碼，解決與關稅本身毫無關聯的經濟問題。同理，也有法官做出判決，認為白宮此刻單方取消綠能投資撥款，或者凍結關於「多元、平等與包容」（DEI）的研究經費，也通通該算是「重大問題」，必須等待國會明確授權。

在關稅案判決後，特朗普發文怒罵，說這些法官「不就是純粹仇視特朗普嗎？不然還能有什麼解釋？」。白宮副幕僚長和知名MAGA派網紅也統一口徑，同樣說這是司法發動「政變」（coup）。白宮副發言人的說法更是有趣，說「未經選舉的法官，無權決定該如何正確解決國家的危機」——但在疫情期間，或是在拜登時期面對任何「危機」的時候，他們可不是這樣說的。

至於在法院內，白宮的律師們則宣稱在外交、國防議題上總統「有特權」。白宮副幕僚長所領導的外部組織 America First Legal 甚至向法院提出意見書，更一般性地主張只要是特朗普「本人」所做的命令，就不該受到「重大問題判准」的拘束。「總統本身就已是政府的一個分支，而不是某個未經選舉的機構官僚」。但同樣，在拜登時期，當拜登親自宣布保護租客、赦免學生貸款等政策時，這也不是他們的說法。

在此，只能說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改造司法界的任務太過「成功」，法官們也太過「盡職」，而當特朗普再度登基時，那些曾阻礙拜登的判決也將對新凱薩帶來阻礙。對此，他手下的法律團隊正欲與傳統保守派割席，嘗試二度改造司法界。

這也是特朗普、特別是特朗普第二任在法律運用上的最大特色。

鞏固

與其說特朗普執政是在實現任何關於政府的意識形態，不如說恰是要鞏固專屬於他一人的絕對權力罷了。

若以交通規則比喻，不論是蛇行、逼車，還是肇事逃逸，都已經是美國歷任總統常做的事，並非特朗普所發明。更具體來說，一直以來，美國總統都可以積極主動、暫時不顧法律的規範，反正油門和方向盤都由自己控制，不妨先製造既成事實；美國總統也可以消極敷衍法院的命令和判決，當作自己沒有看到交通警察的指揮。

只不過，特朗普的違規頻率更高，而且更加高調，他一邊違規還一邊大聲鳴按喇叭，還對著測速照相機比中指，向全世界宣告自己不必遵守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