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太陽花佔領立院運動，來自開源社群，嫻熟於使用雲端網路工具的行動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用Hackpad協助現場文字轉播，用Hackfoldr整合相關資訊，以共筆協作的去中心化，在運動的大量參與者間建立起有效溝通的平台。
佔領結束迄今兩年多，科技工具與社會運動的結合，又碰撞出更多有趣火花。
甫結束的 g0v Summit 2016當中，就有人分享用網路串連群眾的「購買後立刻退貨」行動，以抵制陷入黑心油品風暴的頂新集團，稱作「滅頂秒退」行動；這是過去未見的新型態無組織社運。
該場論壇主持人林祖儀負責的「割闌尾計畫」，則以人體中沒用的「闌尾」（盲腸），比喻不適任的國民黨藉「藍委」（藍營立法委員），呼籲公民行使罷免權來「割除」。為了挑戰罷免連署的高門檻，發起者設計了一個仿線上遊戲介面網站，讓「藍委」化成遊戲關卡中的大魔王，公民則是挑戰的玩家。連署書收集進程化作即時戰況，網站也提供各地公民連署的指引。此舉成功引起高度關注，讓連署人數達標。
不過，這些酷炫例子畢竟罕見，有些技術門檻還不低。回歸公民社會日常，開源技術目前最主要的應用，卻是表現在一種基礎的勞動實踐：文播。
公部門的「文播」：常態化的障礙
我是個不會寫程式的社運參與者。我常在活動或會議中，負責把發言內容逐字騰打；若是公開活動，則會貼出「文字現場直播」（簡稱「文播」）的網頁連結，讓取得連結的人，都可以在協作工具（例如hackpad）上「讀」到現場發言，也可以在協作工具上編輯或回應。
我最早開始從事文播，是因為呂家華（台北市政府公民參與委員會委員）在「參與式預算」的公務員培訓時，希望能即時把課程內容記錄下來，也留下基層公務員對課程的回饋。在呂家華的爭取下，我進入許多「公民參與委員會」的會議，以及北市府與公民團體的聯席會議，擔任文字紀錄。
開始協助公部門會議文播，我曾疑惑：這項工作為何沒有成為會議標準程序？後來漸漸發現：公務體系中，能用一般鍵盤快速、持續打字的人並不多，世代間更有明顯落差。這種人才欠缺，甚至侷限了現有文字記錄的開放。例如 g0v Summit 中，衛生福利部的羅佩琪便指出：她曾主動做會議文播，但部門主管卻擔心，萬一未來接手的人沒有能力延續，這項措施會中斷而招致批評，寧可選擇先不對外公開。
文播往公民社會擴散
由於我同時兼任「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執行秘書，在公部門的會議中累積一陣子文播經驗後，我便把這種作法運用於聯盟內的路線討論、法案草擬與讀書會等，也在「憲政草根論壇」上提供即時線上文字轉播，逐漸把這項工作導入民間社運組織。後來更經常協助其他社運組織活動的文播。
與公部門不同，社運夥伴更加肯定這份工作的重要性，肯定「開放透明」的精神。過去社運組織的活動記錄格式，大多是影像檔，或者事後重新梳理寫成的文章。但隨著抗爭現場的影像直播盛行，社會議題的資訊爆炸，導致「公民好忙」的現象。
比起戴上耳機點開錄影，閱讀文字直播變成了一個更方便的選項──因為網路流量負荷低，又可以自由選擇觀看段落，轉貼時要引用也相對方便。而能在貼文或共筆文件內即時留言回覆，更提升了網路使用者的參與感。
網路協作工具早就存在，為什麼現在才出現需求成長的趨勢？對不熟悉雲端編輯的人而言，這些工具有一定門檻，打字速度同樣存在殘酷的世代差異，這都侷限文播早期的擴散。但我更明顯的感受到的是：是社運組織內越來越多行動者的反覆實作，才讓文播技術跨過了「陌生」的門檻，成為一項可培養、可以普及的技能。
「文播」其實是一種單純的工作，只需要對議題有初步了解，剩下就是勞力密集的「聽打」。但這項簡單的「聽打」卻奠定出一種文本傳播基礎，改寫公民社會運作。
「審議」與「倡議」的張力
對照政府跟公民社會的文播運用，可發現一些清晰對比。
在公部門這端，審議中介者與開源社群合作促成政府「開放資料」，並拓展出「公民參與」的新戰場。對比之下，社運組織和開源社群的互動，卻仍多侷限在短期事件的合作或技術支援，較少常態性使用技術工具來擴大群眾參與。為什麼？
「資源」是首要關鍵。政府許多機關組織均依法設置資訊單位；對照之下，多數社運組織財務拮据，很難養得起長期技術人才，能夠陪伴議題處理開源技術。然而，在缺乏技術能力或資源的表象外，很多社運組織真正面臨的困境，是對議題本身「究竟該擴大參與到什麼程度」的評估。同時，社運組織的議題及習慣操作的倡議模式，也會在「開放」時會遇到兩難。
例如，民間司改會最近正在嘗試，以線上開源審議擴大司法改革的參與，就面臨這種困境。司改會作為一個倡議團體，長期以來在若干議題訴求鮮明。然而舉辦開源審議，其必須扮演跨界合作的「中立平台」。司改會能否放下既有組織立場，呈現不同意見，成為關鍵挑戰。
過去「公民憲政推動聯盟」曾以審議式民主的操作方式，舉辦許多場憲政草根論壇。過程中，我們發現開放的成本在於：如何權衡群眾審議出來的共識，以及團體本身訴求？議題立場的決策，到底要開放到什麼程度，邊界在什麼地方？
社運組織 vs 政府機構
社運組織的「倡議」和「審議」之間微妙的緊張關係，或許可以類比為政府機關的「政策方向」及「公民參與」之間的關係──前者都代表組織本身的意志，後者則是權力的分散。但這兩組關係仍然具有差異。
社運組織的倡議沒有穩定的推動路徑，當涉及分配正義或多元保障的立場時，又可能牴觸主流大眾的意向，使得捲動民意的工作難上加難。這種特性，自然會增加「開放」、「審議」過程的成本。更現實的是，組織成員及捐款來源，通常有既定的訴求方向。倘若擴大參與之後的審議共識，背離原本團體倡議的訴求，這些倡議團體該如何處理、該買單到什麼程度？
相對的，政府部門推動政策有清晰的路徑可循，且常是先有了立法意志，事先限縮了求解範圍，到了政策的後期才拿出國家資源做「公民參與」；這種參與既不挑戰根本的議題設定，也難被事後課責。
這次 g0v Summit 中，呂家華指出政策過程涉及「問題認定、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五個階段；許多政策爭點發生在最初的兩個階段，但「問題認定」掌握在行政機關或立委手中，「政策規劃」則往往是標案委託研究，或找專家開會諮詢。
到「政策合法化」階段，訊息揭露度才開始提升，但此時的公民參與，對政策影響力已被限縮。即使導入新型態的審議工具和開源技術，若無法鑲嵌既有行政程序，恐怕也只是落入形式上的「軍備競賽展演」──例如地方政府和局處爭相做參與式預算，卻無法觸碰核心的分配問題。
公部門運用開源技術創造公民參與空間時，往往基本問題與政策框架已經敲定，剩下的調整空間有限，所以開放也無妨。反之，社運團體倡議的目標，往往挑戰基本問題的認定，涉及創立新法或重大修法提議，此時貿然開放公民參與，不免有模糊組織目標的風險，這讓社運團體顯得卻步。
兩種組織需求的差異，造成與開源社群之互動程度的落差。
技術的政治性
政府部門和社運組織都帶著各自侷限，但透過技術工具的操作，及行動者有意的配置策略，縱使沒有立即進展，也能撐開一點另類實踐的空間。
這次 g0v Summit 中王景弘和彭盛韶分享台北市府案例，可以看到技術者透過精緻且易懂的「預算視覺化」，創造短期政治亮點，換取推動「參與式預算」所需的長期培力工作。雖然他們並未撼動到預算分配本身（已被限縮的）框架，卻也把「開放」當成籌碼，換取了額外的政治空間。
北市府資訊局訓練各局處使用協作軟體，回應網友對於預算分配的提問，這不只是單純技術的使用，也導入了審議民主的思考，擺脫官樣文章而能有更好的回覆品質。同樣的，社運組織也可以議題出現較高張力的衝突時，用這種方式彙整不同介面對議題爭點的討論和建議，或在協作版面上設計促進交流的機制，讓參與者透過互動而更有參與感。無論觀點是否一致，共筆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合作與信任感，是倡議團體經營群眾、進行溝通時所需要的基礎。
面對政權輪替，許多人擔心抗爭力道削弱，政府會以更細緻的手段收編民間力量──例如用各種會議和論壇面對爭議，看似廣納意見卻沒有釋出議程設定和最終決策權力。如果我們預期未來鬥爭的場域，將大幅的從街頭轉到會議場上，戳破這種程序的「真黑箱性質」確實是重要功課。
檢視政府的「開放」究竟有沒有進步價值，並思考技術在使用過程中所展現的「政治性」，讓「開放」成為議題的籌碼和後盾，可能是未來開源社群和社運組織進一步合作的契機。期待在經歷政局轉換之後，下次g0v Summit能有更豐富的政治實踐分享，反思開源技術進到跨界政治角力中的作用，找出能使力的節點。
（許恩恩，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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