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太阳花占领立院运动，来自开源社群，娴熟于使用云端网路工具的行动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用Hackpad协助现场文字转播，用Hackfoldr整合相关资讯，以共笔协作的去中心化，在运动的大量参与者间建立起有效沟通的平台。
占领结束迄今两年多，科技工具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又碰撞出更多有趣火花。
甫结束的 g0v Summit 2016当中，就有人分享用网路串连群众的“购买后立刻退货”行动，以抵制陷入黑心油品风暴的顶新集团，称作“灭顶秒退”行动；这是过去未见的新型态无组织社运。
该场论坛主持人林祖仪负责的“割阑尾计划”，则以人体中没用的“阑尾”（盲肠），比喻不适任的国民党藉“蓝委”（蓝营立法委员），呼吁公民行使罢免权来“割除”。为了挑战罢免连署的高门槛，发起者设计了一个仿线上游戏介面网站，让“蓝委”化成游戏关卡中的大魔王，公民则是挑战的玩家。连署书收集进程化作即时战况，网站也提供各地公民连署的指引。此举成功引起高度关注，让连署人数达标。
不过，这些酷炫例子毕竟罕见，有些技术门槛还不低。回归公民社会日常，开源技术目前最主要的应用，却是表现在一种基础的劳动实践：文播。
公部门的“文播”：常态化的障碍
我是个不会写程式的社运参与者。我常在活动或会议中，负责把发言内容逐字腾打；若是公开活动，则会贴出“文字现场直播”（简称“文播”）的网页连结，让取得连结的人，都可以在协作工具（例如hackpad）上“读”到现场发言，也可以在协作工具上编辑或回应。
我最早开始从事文播，是因为吕家华（台北市政府公民参与委员会委员）在“参与式预算”的公务员培训时，希望能即时把课程内容记录下来，也留下基层公务员对课程的回馈。在吕家华的争取下，我进入许多“公民参与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北市府与公民团体的联席会议，担任文字纪录。
开始协助公部门会议文播，我曾疑惑：这项工作为何没有成为会议标准程序？后来渐渐发现：公务体系中，能用一般键盘快速、持续打字的人并不多，世代间更有明显落差。这种人才欠缺，甚至局限了现有文字记录的开放。例如 g0v Summit 中，卫生福利部的罗佩琪便指出：她曾主动做会议文播，但部门主管却担心，万一未来接手的人没有能力延续，这项措施会中断而招致批评，宁可选择先不对外公开。
文播往公民社会扩散
由于我同时兼任“公民宪政推动联盟”执行秘书，在公部门的会议中累积一阵子文播经验后，我便把这种作法运用于联盟内的路线讨论、法案草拟与读书会等，也在“宪政草根论坛”上提供即时线上文字转播，逐渐把这项工作导入民间社运组织。后来更经常协助其他社运组织活动的文播。
与公部门不同，社运伙伴更加肯定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肯定“开放透明”的精神。过去社运组织的活动记录格式，大多是影像档，或者事后重新梳理写成的文章。但随著抗争现场的影像直播盛行，社会议题的资讯爆炸，导致“公民好忙”的现象。
比起戴上耳机点开录影，阅读文字直播变成了一个更方便的选项──因为网路流量负荷低，又可以自由选择观看段落，转贴时要引用也相对方便。而能在贴文或共笔文件内即时留言回复，更提升了网路使用者的参与感。
网路协作工具早就存在，为什么现在才出现需求成长的趋势？对不熟悉云端编辑的人而言，这些工具有一定门槛，打字速度同样存在残酷的世代差异，这都局限文播早期的扩散。但我更明显的感受到的是：是社运组织内越来越多行动者的反复实作，才让文播技术跨过了“陌生”的门槛，成为一项可培养、可以普及的技能。
“文播”其实是一种单纯的工作，只需要对议题有初步了解，剩下就是劳力密集的“听打”。但这项简单的“听打”却奠定出一种文本传播基础，改写公民社会运作。
“审议”与“倡议”的张力
对照政府跟公民社会的文播运用，可发现一些清晰对比。
在公部门这端，审议中介者与开源社群合作促成政府“开放资料”，并拓展出“公民参与”的新战场。对比之下，社运组织和开源社群的互动，却仍多局限在短期事件的合作或技术支援，较少常态性使用技术工具来扩大群众参与。为什么？
“资源”是首要关键。政府许多机关组织均依法设置资讯单位；对照之下，多数社运组织财务拮据，很难养得起长期技术人才，能够陪伴议题处理开源技术。然而，在缺乏技术能力或资源的表象外，很多社运组织真正面临的困境，是对议题本身“究竟该扩大参与到什么程度”的评估。同时，社运组织的议题及习惯操作的倡议模式，也会在“开放”时会遇到两难。
例如，民间司改会最近正在尝试，以线上开源审议扩大司法改革的参与，就面临这种困境。司改会作为一个倡议团体，长期以来在若干议题诉求鲜明。然而举办开源审议，其必须扮演跨界合作的“中立平台”。司改会能否放下既有组织立场，呈现不同意见，成为关键挑战。
过去“公民宪政推动联盟”曾以审议式民主的操作方式，举办许多场宪政草根论坛。过程中，我们发现开放的成本在于：如何权衡群众审议出来的共识，以及团体本身诉求？议题立场的决策，到底要开放到什么程度，边界在什么地方？
社运组织 vs 政府机构
社运组织的“倡议”和“审议”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或许可以类比为政府机关的“政策方向”及“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前者都代表组织本身的意志，后者则是权力的分散。但这两组关系仍然具有差异。
社运组织的倡议没有稳定的推动路径，当涉及分配正义或多元保障的立场时，又可能抵触主流大众的意向，使得卷动民意的工作难上加难。这种特性，自然会增加“开放”、“审议”过程的成本。更现实的是，组织成员及捐款来源，通常有既定的诉求方向。倘若扩大参与之后的审议共识，背离原本团体倡议的诉求，这些倡议团体该如何处理、该买单到什么程度？
相对的，政府部门推动政策有清晰的路径可循，且常是先有了立法意志，事先限缩了求解范围，到了政策的后期才拿出国家资源做“公民参与”；这种参与既不挑战根本的议题设定，也难被事后课责。
这次 g0v Summit 中，吕家华指出政策过程涉及“问题认定、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五个阶段；许多政策争点发生在最初的两个阶段，但“问题认定”掌握在行政机关或立委手中，“政策规划”则往往是标案委托研究，或找专家开会咨询。
到“政策合法化”阶段，讯息揭露度才开始提升，但此时的公民参与，对政策影响力已被限缩。即使导入新型态的审议工具和开源技术，若无法镶嵌既有行政程序，恐怕也只是落入形式上的“军备竞赛展演”──例如地方政府和局处争相做参与式预算，却无法触碰核心的分配问题。
公部门运用开源技术创造公民参与空间时，往往基本问题与政策框架已经敲定，剩下的调整空间有限，所以开放也无妨。反之，社运团体倡议的目标，往往挑战基本问题的认定，涉及创立新法或重大修法提议，此时贸然开放公民参与，不免有模糊组织目标的风险，这让社运团体显得却步。
两种组织需求的差异，造成与开源社群之互动程度的落差。
技术的政治性
政府部门和社运组织都带著各自局限，但透过技术工具的操作，及行动者有意的配置策略，纵使没有立即进展，也能撑开一点另类实践的空间。
这次 g0v Summit 中王景弘和彭盛韶分享台北市府案例，可以看到技术者透过精致且易懂的“预算视觉化”，创造短期政治亮点，换取推动“参与式预算”所需的长期培力工作。虽然他们并未撼动到预算分配本身（已被限缩的）框架，却也把“开放”当成筹码，换取了额外的政治空间。
北市府资讯局训练各局处使用协作软体，回应网友对于预算分配的提问，这不只是单纯技术的使用，也导入了审议民主的思考，摆脱官样文章而能有更好的回复品质。同样的，社运组织也可以议题出现较高张力的冲突时，用这种方式汇整不同介面对议题争点的讨论和建议，或在协作版面上设计促进交流的机制，让参与者透过互动而更有参与感。无论观点是否一致，共笔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合作与信任感，是倡议团体经营群众、进行沟通时所需要的基础。
面对政权轮替，许多人担心抗争力道削弱，政府会以更细致的手段收编民间力量──例如用各种会议和论坛面对争议，看似广纳意见却没有释出议程设定和最终决策权力。如果我们预期未来斗争的场域，将大幅的从街头转到会议场上，戳破这种程序的“真黑箱性质”确实是重要功课。
检视政府的“开放”究竟有没有进步价值，并思考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性”，让“开放”成为议题的筹码和后盾，可能是未来开源社群和社运组织进一步合作的契机。期待在经历政局转换之后，下次g0v Summit能有更丰富的政治实践分享，反思开源技术进到跨界政治角力中的作用，找出能使力的节点。
（许恩恩，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硕士生，公民宪政推动联盟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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