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攝像機，你會選擇穿透鐵幕嗎：兩位導演的北韓紀錄片

說起北韓，多數人馬上會想到封閉、極權等形容詞，或是想到電視新聞主播李春姬的激昂聲調、金正恩的髮型、核武危機，甚至是登陸太陽等惡搞新聞。一年多前引來北韓猛烈抨擊的美國電影《刺殺金正恩》（The Interview，台譯《名嘴出任務》）就極盡誇張地低俗惡搞，譬如說北韓領導人會讓國民相信他毋須大小便，彷彿這個國家本身就是笑話。然而對於從北韓逃出的「脫北者」來說，活在北韓一點都不好笑。北韓官方則極力向外宣傳北韓生活何等幸福美好，像去年香港電視台製作的旅遊節目《在那遙遠的地方》，在北韓官方嚴密安排下拍攝，就不會見到貧苦和饑荒。近期在香港先後可以看到兩部關於北韓的紀錄片，就分別以不同的角度觀看這個極權國家，從而帶出了不同的思考與疑問。

紀錄片 The Propaganda Game，導演：Alvaro Longoria，上映日期：2015年10月（西班牙）。

他臨時提出要去教堂參加彌撒，卻發現沒有領聖體儀式，甚至懷疑在場信眾都是假扮的。

拍攝紀錄片《洗腦遊戲》（The Propaganda Game）的西班牙導演 Alvaro Longoria 選擇親身面對北韓的洗腦宣傳。他說自己一直對這個神秘國度感興趣，同時不滿歐美媒體經常誇大扭曲北韓現況，於是希望保持中立，不帶偏見去親眼看個究竟。他在互聯網上找到一個叫 Alejandro 的西班牙人，此人自稱是北韓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特別代表，還有個朝鮮語名字「朝鮮一」。導演得此人協助，成功進入北韓，當然一切拍攝和訪問仍須在北韓政府委派的導遊帶領及監視下進行。他知道北韓會利用自己去宣傳官方說法，為政權塗脂抹粉，但仍願一試。他在影片裏已不時對眼前看到的東西抱有懷疑態度，譬如他參觀戰爭博物館時，場館空無一人，彷彿替他清場。儘管他可以自由採訪，但能夠接觸的人所給的都是官方答案。他到某個家庭作客，想看看冰箱卻不得要領。他臨時提出要去教堂參加彌撒，卻發現沒有領聖體儀式，甚至懷疑在場信眾都是假扮的。

縱然在導演眼中，那些監視和官方宣傳都顯得笨拙，然而不消幾天，在當地導遊以及 Alejandro 的緊密陪伴下，他卻如同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漸漸相信北韓官方宣傳的幸福景象，像走進了《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港譯《真人 Show》），親身體驗了「洗腦」作用。他大概沒有意識到北韓把大量資源投放在首都建設上，他所見的歌舞昇平，只限於首都平壤，北韓政府會強迫居民遷移，工作單位及住所都由國家分配，能夠留在首都生活的，不少是政權認可的特權階級，而且那些美好景象很可能都有造假成份。如果踏出平壤和板門店這些「示範單位」，他很可能就會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

當中有提到歐美媒體對北韓過度妖魔化，有提到大美國主義縱容《刺殺金正恩》醜化北韓領導人，反過來卻不會接受別人拍《刺殺奧巴馬》等等。

因此作為紀錄片，《洗腦遊戲》拍攝北韓的部份可說是失敗的，導演只是逗留了短短十天，本身缺乏新聞記者的警覺，到頭來只是充當遊客，乖乖聽從安排，無法以攝影機發掘到官方宣傳以外的故事。於是他在離開北韓之後，又陸續採訪了「脫北者」、人權組織、學者等等，補充跟北韓官方相反的觀點，並疑問到底哪一種對北韓的描述更接近真相。當中有提到歐美媒體對北韓過度妖魔化，有提到大美國主義縱容《刺殺金正恩》醜化北韓領導人，反過來卻不會接受別人拍《刺殺奧巴馬》等等。片中亦有提及部份「脫北者」可能誇大北韓慘狀，導演也深信即使北韓人民缺乏自由，西方國家的人民也並非完全自由，也會被政府宣傳誤導，被主流媒體「洗腦」云云，然而如此相提並論，各打五十大板的所謂中立，未免對正在受苦的北韓人太不公道了。

不過這部電影倒是提出了一個頗有意思的觀點，就是其他國家基於自身利益或者戰略部署，其實都希望北韓維持現狀。相信也有不少人因為這個極權國家的存在而得到好處，就像 Alejandro 那種人，為極權政府當說客，跑到北韓宣揚「愛國愛黨」，說不定已享盡特權。紀錄片亦有提到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日熱愛電影，更曾著書立說，寫過一本《電影藝術論》，通曉電影如何透過蒙太奇手法產生不同的意義，深知如何利用影像達致政治宣傳效果，不但在1970年代綁架過南韓影人申相玉和崔銀姬到北韓拍片，據說金正日還有親自參與製作電影。

金正日熱愛電影，更曾著書立說，寫過一本《電影藝術論》，通曉電影如何透過蒙太奇手法產生不同的意義，深知如何利用影像達致政治宣傳效果。

紀錄片 Under The Sun，導演：Vitaly Mansky，上映日期：2016年4月（南韓）。

當外國導演拿着攝影機進入北韓窺秘，其實就是在跟北韓的宣傳機器角力。較諸《洗腦遊戲》，另一部由俄羅斯導演 Vitaly Mansky 拍攝的紀錄片《幸福北韓》（Under The Sun）就清醒得多。導演花了兩年時間做準備，先去了一趟北韓做資料搜集，跟有關部門打好溝通基礎，再去了兩次做實地拍攝，每次逗留十多二十天，表面上跟北韓官方合作，拍攝對方想要的愛國宣傳片，實際在暗中觀察那個宣傳機器的運作，揭示那些幸福景象背後的荒謬。他採取的方法，是在拍攝北韓官方預先寫好劇本的紀錄片之餘，也把綵排片段與每次拍攝開機前後的花絮都拍下來。影片紀錄八歲女童辛美加入少年先鋒隊，父親是模範製衣廠的高級技師，母親是模範奶品廠的工人，住在窗明几淨小康之家。然而閒話家常原來都有官員在旁指導，連女童父母的職業也被更改了（父親真正職業是報刊記者，母親在食堂工作），寬敞的家只是佈景，櫥櫃都是空的。這位俄羅斯導演就把整個造假的過程紀錄下來，在北韓官方要求每天審查拍攝內容前，由攝影師偷偷備份藏起來，再偷運出境。

或許因為 Vitaly Mansky 生於蘇聯，在鐵幕下成長，不像西班牙的 Alvaro Longoria 對北韓共產政權仍心存幻想，所以很快已看穿哪些景象是官方刻意為他安排，讓他拍下來的。

北韓官方想利用外國導演對外宣傳北韓未來棟樑的幸福生活，卻被反將一軍了。《幸福北韓》用鏡頭揭穿謊言，也解答了《洗腦遊戲》那些美好表象從何而來。或許因為 Vitaly Mansky 生於蘇聯，在鐵幕下成長，不像西班牙的 Alvaro Longoria 對北韓共產政權仍心存幻想，所以很快已看穿哪些景象是官方刻意為他安排，讓他拍下來的。而他還是偶然拍到了路上黑壓壓蓬頭垢面趕上班的百姓，也拍到了小孩如何被「洗腦」的過程。影片曝光後，北韓向俄羅斯外交部提出嚴正交涉，並要求導演銷毀影片，否則後果自負，不過俄羅斯外交部和導演都拒絕了要求。Vitaly Mansky 認為把真相公諸於世更加重要。

《幸福北韓》的結尾尤其讓人看得心痛也心寒。少年先鋒隊接受愛國教育天天歌頌領導人，被訓練成樣板兒童。導演訪問女童辛美，問她參加少年先鋒隊的感受，她忽然就眼淚直流，老師嘗試哄她，叫她想想愉快的事，只見她一臉茫然。導演則叫她想想快樂的詩歌，她更加迷茫，然後就像被人上了發條一樣，自動背誦褒揚偉大領導人的詩歌。這才是「洗腦」遊戲最可怕的地方，導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突顯出極權摧毀童真與人性的恐怖所在。

（注：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活在北韓最幸福？──談兩部關於北韓的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