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媒體觀察

趙思樂:官媒審判,折損了誰?

在中國,頻繁的「官媒審判」也引起了部分民眾反感,以及受害群體的反制。


趙思樂:「官媒審判」中一般包含四大元素:經濟問題、道德問題、反黨意圖和認罪悔過。攝 : Etienne Oliveau/GETTY
趙思樂:「官媒審判」中一般包含四大元素:經濟問題、道德問題、反黨意圖和認罪悔過。攝 : Etienne Oliveau/GETTY

中國官媒上公開認錯

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也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在有需要的時候配合調查是我的義務。

銅鑼灣書店李波,2016年3月25日鳳凰衞視播出。

我在中國從事了違反中國法律的活動,嚴重傷害了中國政府,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我深表歉意。

瑞典籍人權機構工作人員彼得·達林(Peter Dahlin),2016年1月20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

我回國投案自首是我個人自願的選擇,和任何人無關。這是我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我不希望任何個人和機構介入或者干預我回國的事情,甚至進行惡意炒作。

銅鑼灣書店桂敏海,2016年1月18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

我也告誡那些所謂的維權律師,以我為戒,不要與境外勾結,拿境外組織的錢,從事違反法律、損害國家安全與利益的活動。

温州基督教堂維權律師張凱,2016年2月25日中國温州電視台新聞綜合頻道播出。

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類似「表白」,在有大陸官方背景的電視台出現。其主角往往正面臨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控罪,遭到大陸警方羈押,律師無法會見。

這引人推測:官媒記者與警方必有合作,否則不可能採訪到當事人。而且,在未經法院審理的情況下,官媒即以確定口吻對被捕者控以「炒作」、「製造事端」、「擾亂國家和社會秩序」,亦被質疑是大陸當局「未審先判」政治打壓的一部分。

「官媒審判」的四大元素

自2013年習近平執政以來,據不完全統計,經歷過「官媒審判」,且被民間普遍視為政治打壓的案件,至少有薛蠻子案高瑜案維權律師案(附帶屠夫吳淦案、山東訪民案、王宇案等)、張六毛案、浦志強案勞工NGO案銅鑼灣書店案彼得·達林案,以及張凱案等十多起。這樣的頻率,為80年代初「撥亂反正」後所未見。

從80年代至本屆中央政府之前,國內政治案件在官方媒體上出現的次數寥寥可數:1989學潮後,軍人表彰及劉曉波等人上央視;2001年,法輪功自焚事件後滾動播報。兩起事件的嚴重性不言而喻。胡温時代對異議者採取「消聲」策略,即使在「零八憲章」事件中,都未廣泛動用官媒工具。2010年,「李莊案」登上了不少官方報紙和地方電視台,也在央視出現過,但聯繫到當時重慶一把手薄熙來如日中天的勢力,可理解為是一種局部、暫時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媒審判」案例,絕大多數都出現在2015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後,因此有理由視其為,中國大陸社會治理轉入「國家安全模式」後的配套手段。

「官媒審判」中一般包含四大元素:經濟問題、道德問題、反黨意圖和認罪悔過。其中道德問題有可能不涉及或者輕輕帶過,但另外三樣基本是「必備項目」。

以維權律師案為例,經濟問題表述為收取境外資助、濫用眾籌救援經費,為訪民提供「補助」;道德問題表述為屠夫吳淦的「吊兒郎當」和違法記錄、周世鋒的男女關係問題,王宇的曾有「暴力行為」等等;反黨意圖表述為蓄意激化官民矛盾、擾亂社會秩序(該案與彼得案聯繫起來後,更指當事人企圖顛覆中國現有制度);最後,認罪悔過元素也十分受重視,報導中不惜用大量時間,展現訪民認識到自己「被利用」後聲淚俱下的悔罪告白,也儘量使用了周世鋒自我否定維權行動的片段。

這些的信息,往往跟當事人被控犯罪沒有明確關係──例如中國現行法律未規定「罷工」或「收取境外資金」違法,也沒有「通姦罪」、「流氓罪」之類的罪名。報導中也不會指出警方對當事人的具體控罪,「官媒審判」更多是「道德審判」和「動機審判」。

通過「四大元素」,官媒向民眾反覆傳遞這樣的圖景:境外勢力正對中國虎視眈眈。那些對政府有意見的人,本來就是道德低下的犯罪分子。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通過煽動和製造官民矛盾,不正當地獲得經濟利益。然後,他們現在都承認和後悔自己的犯罪行為。

官媒由此教育民眾,不要同情、效仿維權人士,不要相信境外報導(即使他們有機會看到),並警惕自己被維權人士或境外勢力利用,也就是說,只有相信並支持當局,才能避免受騙。

這些報導中的諸多信息,儘管有些出自當事人之口,但被多方面指為失實或片面提取。例如,彼得·達林的同事邁克爾(Michael Caster)澄清,其機構從未參與幸清賢幫助王宇兒子逃往緬甸的事件;有知情律師指出,央視播出的王宇在法庭內怒斥法警的片段,是因為法警在法庭毆打一名女性被告人;被捕勞工NGO負責人曾飛洋的同事及利得鞋廠工人多次說明,廠方的經濟補償直接打到工人賬上,曾飛洋無從截留。

況且,官媒作為自稱「姓黨」的媒體,對處於官方強制中的當事人所作的採訪,從任何一個角度,都不符合新聞信度的要求。但官媒對國內的信息壟斷,又令「不相信」成為奢侈。

媒體背後的政治陰影

「官媒審判」不一定需要配套警力或法院程序,也可以獨立運作。不久前,中國地產商任志強就因在微博對「央視姓黨」發出批評性言論,引發諸多官方媒體出文聲討,北京首都網千龍網發文《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中國青年網發文《應堅決把任志強清除出黨員隊伍》、中國江蘇網稱「任志強是8000多萬黨員的恥辱」等等。

知名政治諷刺漫畫家鄺飈,將此稱為「類似文革式的大批鬥場面」。他由此創作了漫畫《鬥志強》,畫中任志強被帶上紙高帽、胸前掛着寫有「反黨分子」的大牌、名字被打上大紅叉。鄺飈的漫畫隨即引起網民轉載,而他的微信公號則被銷號。任志強本人的微博也被禁言。

除了鄺飈,越來越多人用「文革」比喻「官媒審判」的情景。今年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中國當前政治氛圍與文革的照應,更引人深思。

評論人章文在撰文聲援任志強時說:「這一幕令人有時光倒流之感,1957年的反右以及隨後的文革,就是這樣『大字報』滿天飛的。」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人民日報》和經錄製再派發到各地的《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就頻繁出現將一些人和一些事定性為「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的內容。

安德魯·海伍德(Andrew Heywood)在《政治學的思維方式》中寫到,極權主義體制有六項特徵:官方掌控一套意識形態;一黨國家,通常由一個全權的領袖領導;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壟斷大眾媒體工具;壟斷武裝力量;國家控制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完全符合極權體制的定義,而普遍認為,80年代以後的中國,尤其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已由極權向威權轉變。即國家不再全面地政治化和控制社會。部分學者用「韌性威權」來描述這一時期的中國。

在此期間,媒體領域雖然仍處於官方的審查控制之下,但也出現了有限的自由化和專業化。比如,央視的新聞聯播引入了國際新聞板塊,加大民生話題比重,片頭問候語從最早的「觀眾同志大家好」,改為「觀眾朋友晚上好」;由各地宣傳部分管的市場化媒體大量湧現,其中包括《南方都市報》、《財經》、《財經新週刊》(簡稱「財新」)等多家以「新聞專業主義」為標榜的主流媒體;市場化媒體陸續發表批評性調查報導、設立有自由傾向的評論版面,甚至央視的《焦點訪談》、《今日說法》等欄目都播出對地方政府的批評報導,媒體一度被寄予「監督政府」、「推動改變」的厚望。

這些現象,不代表官方放棄媒體手段或媒體監管,只是遠沒有現在強勢、頻繁和嚴厲。在1999年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法輪功「自焚事件」、2008年新疆「七五騷亂」等重大事件中,官方亦有廣泛動用官媒手段。官方宣傳部門對市場化媒體的刪稿、內部批評、人事任免等常規監管也從未停止。

然而近兩三年來,市場化媒體的批評空間急劇緊縮,多個媒體的深度調查部門和評論部門被撤銷或整頓,更有記者因發表不受官方歡迎的報導或言論而被羈押、逮捕甚至上央視認錯──例如《新快報》記者劉虎和《財經》記者陳永洲、王曉璐。

同時,傳統官媒的再意識形態化明顯:以央視為代表的官媒,報導最高領導人活動和講話的比重大幅增加;「春節聯歡晚會」幾乎每一個節目,都與中央新政策和新理論掛鈎;央視在接受領導人檢閲時公開打出「央視姓黨」的大字標語;全國娛樂節目收視最高的湖南衞視,在黃金時間插播歌頌領導人的MV《不知該怎麼稱呼你》。至於備受矚目的「官媒審判」,則是其中直接指向民間打壓的表現。

國內外的反制聲浪

隨着中國當局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官媒審判」,尤其在央視播出了瑞典籍男子彼得·達林的認罪片段之後,歐美國家紛紛對這一現象表示擔憂。

瑞典政府外交部對此表示「不能接受」,瑞典駐華使館官方微博也表示高度關注,並批評「電視認罪」的做法;歐盟駐華代表團發表聲明稱,「對近期歐盟公民在電視上公開認罪一事深表關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則表示,對在中國「疑似被迫認罪」的人數增加感到擔憂,「這些行為削弱了中國自稱是法治社會的主張,與中國的人權承諾背道而馳」。

致力於推進新聞自由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在彼得事件後,呼籲歐盟制裁中國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它認為中國官媒對新聞自由造成「使人驚慌的威脅」,而且這種做法越來越多。

據《南華早報》消息,「無國界記者」亞太主管Benjamin Ismail將桂敏海和達林形容為「受害者」,他說:「我們對被迫『認罪』這種沒有價值的信息傳播感到憤慨……在明知這些是謊言,以及推測是在脅迫下做出的聲明的情況下,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已變成面對民眾的宣傳武器,而非新聞媒體。」

在中國,頻繁的「官媒審判」也引起了部分民眾反感,以及受害群體的反制。

例如,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轉發了新華社針對勞工NGO的報導《揭開「工運之星」光環的背後》,在該則貼文下方的1400多條評論中,點贊數最多的10條評論,都是對文章表示反感和諷刺。獲得了最多的107次點讚的評論是:「提個建議啊,我是好心,你們網評員(官方僱傭的水軍)的模版該換換了,風格太一致了,一眼就能看出來。」

在新華社《工運之星》報導出爐之前,國內勞權團體及其聲援者就預料到,該案會出現「官媒審判」。因他們注意到,同為官媒的佛山電視台,堅持要採訪被捕者之一的何曉波的妻子楊敏。在楊敏拒絕後,電視台方面還提及此報導「無論如何都會播出」。因此,聲援團體想到要在污名化報導播出之前作出反制,他們迅速發布「惡搞」文章《天啦嚕!他們說,何曉波要上電視啦!》表達對「官媒審判」的擔憂和質疑。

《工運之星》發出後,聲援團體更注意到,該文與新華社早前針對維權律師文章《揭開「維權」事件的黑幕》的作者,同為記者鄒偉。他們於是發布了指向鄒偉的《尋人啟事》,號召網民對其「人肉搜索」。何曉波妻子楊敏更向法院起訴鄒偉和新華社作失實報道,目前法院未有回應,楊敏卻遭到警察軟禁並進駐家中。

相比於強大的官媒壟斷,民間的反制力量微弱,甚至可能遭遇報復。但在「找鄒偉」行動之後,新華社發出的針對桂敏海和彼得·達林的類似文章,悄然取消了記者署名;温州網發出的張凱案文章所署記者「温平」,似與《環球時報》的「單仁平」雷同,是寓意「温州平安」的暱稱。民間反制雖然效果有限,但似乎已讓基層執行者有所壓力。

難回極權的年代,審判折損了誰?

「官媒審判」的前提,是對官媒無上權威的維護。今年央視春晚因意識形態色彩過於濃重引發批評後,新聞聯播、焦點訪談等央視皇牌節目,還有諸多黨報和官方學者,紛紛出面表揚力挺,維持官媒權威的壓力可見一斑。官方重新壟斷媒體工具、拔高官媒權威,使之為官方意識形態服務、塑造唯一的全能型領導人,媒體領域被意識形態化和去自由化。這成為當下中國威權韌性消失、再次走向極權的重要表徵之一。

然而,現實又決定着中國難以完全回到極權,因為無論民間或是官僚體系,都難以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恢復毛時代那樣狂熱、徹底的信仰,因此,有分析者用「新極權」或「次極權」來描述當今之中國。隨着官媒越來越成為明擺的、作用單一的、不容質疑的意識形態工具,以及「上央視」越來越多地作為民間打壓的必選套餐,普通民眾對其難免信任度持續下降、免疫力逐漸上升,民間行動團體的反制手段,則會不斷更新和多樣化。

新的拉鋸戰怎樣演繹?中國當局在官媒手段失效後有什麼後手?有待進一步觀察。

(趙思樂,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