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思樂：官媒審判，折損了誰？

中國官媒上公開認錯

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也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在有需要的時候配合調查是我的義務。

我在中國從事了違反中國法律的活動，嚴重傷害了中國政府，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我深表歉意。

我回國投案自首是我個人自願的選擇，和任何人無關。這是我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我不希望任何個人和機構介入或者干預我回國的事情，甚至進行惡意炒作。

我也告誡那些所謂的維權律師，以我為戒，不要與境外勾結，拿境外組織的錢，從事違反法律、損害國家安全與利益的活動。

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類似「表白」，在有大陸官方背景的電視台出現。其主角往往正面臨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控罪，遭到大陸警方羈押，律師無法會見。

這引人推測：官媒記者與警方必有合作，否則不可能採訪到當事人。而且，在未經法院審理的情況下，官媒即以確定口吻對被捕者控以「炒作」、「製造事端」、「擾亂國家和社會秩序」，亦被質疑是大陸當局「未審先判」政治打壓的一部分。

「官媒審判」的四大元素

自2013年習近平執政以來，據不完全統計，經歷過「官媒審判」，且被民間普遍視為政治打壓的案件，至少有薛蠻子案、高瑜案、維權律師案（附帶屠夫吳淦案、山東訪民案、王宇案等）、張六毛案、浦志強案、勞工NGO案、銅鑼灣書店案、彼得·達林案，以及張凱案等十多起。這樣的頻率，為80年代初「撥亂反正」後所未見。

從80年代至本屆中央政府之前，國內政治案件在官方媒體上出現的次數寥寥可數：1989學潮後，軍人表彰及劉曉波等人上央視；2001年，法輪功自焚事件後滾動播報。兩起事件的嚴重性不言而喻。胡温時代對異議者採取「消聲」策略，即使在「零八憲章」事件中，都未廣泛動用官媒工具。2010年，「李莊案」登上了不少官方報紙和地方電視台，也在央視出現過，但聯繫到當時重慶一把手薄熙來如日中天的勢力，可理解為是一種局部、暫時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媒審判」案例，絕大多數都出現在2015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後，因此有理由視其為，中國大陸社會治理轉入「國家安全模式」後的配套手段。

「官媒審判」中一般包含四大元素：經濟問題、道德問題、反黨意圖和認罪悔過。其中道德問題有可能不涉及或者輕輕帶過，但另外三樣基本是「必備項目」。

以維權律師案為例，經濟問題表述為收取境外資助、濫用眾籌救援經費，為訪民提供「補助」；道德問題表述為屠夫吳淦的「吊兒郎當」和違法記錄、周世鋒的男女關係問題，王宇的曾有「暴力行為」等等；反黨意圖表述為蓄意激化官民矛盾、擾亂社會秩序（該案與彼得案聯繫起來後，更指當事人企圖顛覆中國現有制度）；最後，認罪悔過元素也十分受重視，報導中不惜用大量時間，展現訪民認識到自己「被利用」後聲淚俱下的悔罪告白，也儘量使用了周世鋒自我否定維權行動的片段。

這些的信息，往往跟當事人被控犯罪沒有明確關係──例如中國現行法律未規定「罷工」或「收取境外資金」違法，也沒有「通姦罪」、「流氓罪」之類的罪名。報導中也不會指出警方對當事人的具體控罪，「官媒審判」更多是「道德審判」和「動機審判」。

通過「四大元素」，官媒向民眾反覆傳遞這樣的圖景：境外勢力正對中國虎視眈眈。那些對政府有意見的人，本來就是道德低下的犯罪分子。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通過煽動和製造官民矛盾，不正當地獲得經濟利益。然後，他們現在都承認和後悔自己的犯罪行為。

官媒由此教育民眾，不要同情、效仿維權人士，不要相信境外報導（即使他們有機會看到），並警惕自己被維權人士或境外勢力利用，也就是說，只有相信並支持當局，才能避免受騙。

這些報導中的諸多信息，儘管有些出自當事人之口，但被多方面指為失實或片面提取。例如，彼得·達林的同事邁克爾（Michael Caster）澄清，其機構從未參與幸清賢幫助王宇兒子逃往緬甸的事件；有知情律師指出，央視播出的王宇在法庭內怒斥法警的片段，是因為法警在法庭毆打一名女性被告人；被捕勞工NGO負責人曾飛洋的同事及利得鞋廠工人多次說明，廠方的經濟補償直接打到工人賬上，曾飛洋無從截留。

況且，官媒作為自稱「姓黨」的媒體，對處於官方強制中的當事人所作的採訪，從任何一個角度，都不符合新聞信度的要求。但官媒對國內的信息壟斷，又令「不相信」成為奢侈。

媒體背後的政治陰影

「官媒審判」不一定需要配套警力或法院程序，也可以獨立運作。不久前，中國地產商任志強就因在微博對「央視姓黨」發出批評性言論，引發諸多官方媒體出文聲討，北京首都網千龍網發文《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中國青年網發文《應堅決把任志強清除出黨員隊伍》、中國江蘇網稱「任志強是8000多萬黨員的恥辱」等等。

知名政治諷刺漫畫家鄺飈，將此稱為「類似文革式的大批鬥場面」。他由此創作了漫畫《鬥志強》，畫中任志強被帶上紙高帽、胸前掛着寫有「反黨分子」的大牌、名字被打上大紅叉。鄺飈的漫畫隨即引起網民轉載，而他的微信公號則被銷號。任志強本人的微博也被禁言。

除了鄺飈，越來越多人用「文革」比喻「官媒審判」的情景。今年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中國當前政治氛圍與文革的照應，更引人深思。

評論人章文在撰文聲援任志強時說：「這一幕令人有時光倒流之感，1957年的反右以及隨後的文革，就是這樣『大字報』滿天飛的。」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人民日報》和經錄製再派發到各地的《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就頻繁出現將一些人和一些事定性為「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的內容。

安德魯·海伍德（Andrew Heywood）在《政治學的思維方式》中寫到，極權主義體制有六項特徵：官方掌控一套意識形態；一黨國家，通常由一個全權的領袖領導；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壟斷大眾媒體工具；壟斷武裝力量；國家控制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完全符合極權體制的定義，而普遍認為，80年代以後的中國，尤其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已由極權向威權轉變。即國家不再全面地政治化和控制社會。部分學者用「韌性威權」來描述這一時期的中國。

在此期間，媒體領域雖然仍處於官方的審查控制之下，但也出現了有限的自由化和專業化。比如，央視的新聞聯播引入了國際新聞板塊，加大民生話題比重，片頭問候語從最早的「觀眾同志大家好」，改為「觀眾朋友晚上好」；由各地宣傳部分管的市場化媒體大量湧現，其中包括《南方都市報》、《財經》、《財經新週刊》（簡稱「財新」）等多家以「新聞專業主義」為標榜的主流媒體；市場化媒體陸續發表批評性調查報導、設立有自由傾向的評論版面，甚至央視的《焦點訪談》、《今日說法》等欄目都播出對地方政府的批評報導，媒體一度被寄予「監督政府」、「推動改變」的厚望。

這些現象，不代表官方放棄媒體手段或媒體監管，只是遠沒有現在強勢、頻繁和嚴厲。在1999年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法輪功「自焚事件」、2008年新疆「七五騷亂」等重大事件中，官方亦有廣泛動用官媒手段。官方宣傳部門對市場化媒體的刪稿、內部批評、人事任免等常規監管也從未停止。

然而近兩三年來，市場化媒體的批評空間急劇緊縮，多個媒體的深度調查部門和評論部門被撤銷或整頓，更有記者因發表不受官方歡迎的報導或言論而被羈押、逮捕甚至上央視認錯──例如《新快報》記者劉虎和《財經》記者陳永洲、王曉璐。

同時，傳統官媒的再意識形態化明顯：以央視為代表的官媒，報導最高領導人活動和講話的比重大幅增加；「春節聯歡晚會」幾乎每一個節目，都與中央新政策和新理論掛鈎；央視在接受領導人檢閲時公開打出「央視姓黨」的大字標語；全國娛樂節目收視最高的湖南衞視，在黃金時間插播歌頌領導人的MV《不知該怎麼稱呼你》。至於備受矚目的「官媒審判」，則是其中直接指向民間打壓的表現。

國內外的反制聲浪

隨着中國當局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官媒審判」，尤其在央視播出了瑞典籍男子彼得·達林的認罪片段之後，歐美國家紛紛對這一現象表示擔憂。

瑞典政府外交部對此表示「不能接受」，瑞典駐華使館官方微博也表示高度關注，並批評「電視認罪」的做法；歐盟駐華代表團發表聲明稱，「對近期歐盟公民在電視上公開認罪一事深表關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則表示，對在中國「疑似被迫認罪」的人數增加感到擔憂，「這些行為削弱了中國自稱是法治社會的主張，與中國的人權承諾背道而馳」。

致力於推進新聞自由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在彼得事件後，呼籲歐盟制裁中國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它認為中國官媒對新聞自由造成「使人驚慌的威脅」，而且這種做法越來越多。

據《南華早報》消息，「無國界記者」亞太主管Benjamin Ismail將桂敏海和達林形容為「受害者」，他說：「我們對被迫『認罪』這種沒有價值的信息傳播感到憤慨……在明知這些是謊言，以及推測是在脅迫下做出的聲明的情況下，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已變成面對民眾的宣傳武器，而非新聞媒體。」

在中國，頻繁的「官媒審判」也引起了部分民眾反感，以及受害群體的反制。

例如，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轉發了新華社針對勞工NGO的報導《揭開「工運之星」光環的背後》，在該則貼文下方的1400多條評論中，點贊數最多的10條評論，都是對文章表示反感和諷刺。獲得了最多的107次點讚的評論是：「提個建議啊，我是好心，你們網評員（官方僱傭的水軍）的模版該換換了，風格太一致了，一眼就能看出來。」

在新華社《工運之星》報導出爐之前，國內勞權團體及其聲援者就預料到，該案會出現「官媒審判」。因他們注意到，同為官媒的佛山電視台，堅持要採訪被捕者之一的何曉波的妻子楊敏。在楊敏拒絕後，電視台方面還提及此報導「無論如何都會播出」。因此，聲援團體想到要在污名化報導播出之前作出反制，他們迅速發布「惡搞」文章《天啦嚕！他們說，何曉波要上電視啦！》表達對「官媒審判」的擔憂和質疑。

《工運之星》發出後，聲援團體更注意到，該文與新華社早前針對維權律師文章《揭開「維權」事件的黑幕》的作者，同為記者鄒偉。他們於是發布了指向鄒偉的《尋人啟事》，號召網民對其「人肉搜索」。何曉波妻子楊敏更向法院起訴鄒偉和新華社作失實報道，目前法院未有回應，楊敏卻遭到警察軟禁並進駐家中。

相比於強大的官媒壟斷，民間的反制力量微弱，甚至可能遭遇報復。但在「找鄒偉」行動之後，新華社發出的針對桂敏海和彼得·達林的類似文章，悄然取消了記者署名；温州網發出的張凱案文章所署記者「温平」，似與《環球時報》的「單仁平」雷同，是寓意「温州平安」的暱稱。民間反制雖然效果有限，但似乎已讓基層執行者有所壓力。

難回極權的年代，審判折損了誰？

「官媒審判」的前提，是對官媒無上權威的維護。今年央視春晚因意識形態色彩過於濃重引發批評後，新聞聯播、焦點訪談等央視皇牌節目，還有諸多黨報和官方學者，紛紛出面表揚力挺，維持官媒權威的壓力可見一斑。官方重新壟斷媒體工具、拔高官媒權威，使之為官方意識形態服務、塑造唯一的全能型領導人，媒體領域被意識形態化和去自由化。這成為當下中國威權韌性消失、再次走向極權的重要表徵之一。

然而，現實又決定着中國難以完全回到極權，因為無論民間或是官僚體系，都難以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恢復毛時代那樣狂熱、徹底的信仰，因此，有分析者用「新極權」或「次極權」來描述當今之中國。隨着官媒越來越成為明擺的、作用單一的、不容質疑的意識形態工具，以及「上央視」越來越多地作為民間打壓的必選套餐，普通民眾對其難免信任度持續下降、免疫力逐漸上升，民間行動團體的反制手段，則會不斷更新和多樣化。

新的拉鋸戰怎樣演繹？中國當局在官媒手段失效後有什麼後手？有待進一步觀察。

（趙思樂，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