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半來，壞消息不斷：警察闖入大學校園、書商遭綁架、強拆圍村、「魚蛋革命」被「高效判決」為「旺角暴動」……香港危機的程度，已到了或生或死的關頭。於如此「壞」的背景之下，中國政府禁播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消息，似並不顯眼。但再接踵傳來中國可能禁播金馬獎的消息，及其確實禁播了奧斯卡獎之後，不得不令人正視並思考：即便淪落到如今地步，香港依舊立於世界語境之中，確實非廣東省所屬的一座城市。難道不是嗎？
極權禁止了某樣東西，往往反向說明其必有價值。那麼，香港電影金像獎或香港，猶存的價值，可能是些什麼呢？
幾天前，《十年》於港大做映後談，其中一位導演說，得知金像獎由於《十年》失去中國直播權時，他覺非常抱歉，因自己不該給別人帶去如此大的麻煩。這是香港人普遍的倫理邏輯：先關心別人，會否因自己而受侵害。另一位導演說，聽說影片從商業影院下畫時，他哭了出來，因一部場場滿座的電影，竟沒有影院願繼續放映，這說明香港已成了何種城市。這是香港人普遍的是非邏輯：假設確實有道理，我就一定要堅持。
即便淪落到如今地步，香港依舊立於世界語境之中，確實非廣東省所屬的一座城市。難道不是嗎？
換作是我，面對如上兩種情況，也許有不同想法：實施禁播的是中國政府，覆巢之下，責不在我，何必向被禁者抱歉。而影院冒著越來越大的政治風險，已放映了數月，與之也有了些小人情，下畫也非不可接受。應該說，我對「大是大非」亦或「同業互助」的區分力，是遠不及《十年》的幾位導演的。所以說，他們比我優秀，比我有希望得多。
「香港青年」這個詞，於雨傘運動後，繼「台灣青年」和「韓國青年」，成了東亞區進步青年的代名詞。而且，「港青」們還多了一層幽默感，他們借用政府的批評用語自嘲為「廢青」。那麼，《十年》的五位導演，應該算電影界的「廢青」代表了。有件很棒的事是：五位電影「廢青」，完全不顧政治包袱和工業包袱，用電影說出了自己最想說的故事。而更棒也更難得多的事情是：他們的行為、言論和作品已被全香港人看見，并成為社會話題。這是《十年》這部片、這群人和這件事的價值。
金像獎作為香港電影的工業獎項，不僅代表了一個專業群體的態度，多人多輪的投票機制至少說明其取向是民主的。
在被中共黨報批評後，《十年》依舊獲得金像獎最佳影片的提名，這說明金像獎暫未墮落為「中國香港電影金像獎」。更何況，金像獎作為香港電影的工業獎項，不僅代表了一個專業群體的態度，多人多輪的投票機制至少說明其取向是民主的。雖金像獎評選受過質疑，但批評所向都很明確：反對人情化和暗箱操作，要求的恰恰是公正。這正是金像獎猶存的價值，也是香港猶存的價值。禁播，當然是對這種價值的無限肯定。
公開燒書、活埋、車裂……這套做法對應在香港就是：刺殺劉進圖、旺角開槍、綁架銅鑼灣書商……這類前現代的國家暴力懲罰秀，依舊如活化石般存在的例子還有伊朗的石刑、朝鮮的核試驗、ISIS的砍頭直播……沒記錯的話，中國曾要求挪威（瑞典）政府為劉曉波得獎而道歉。無論中國是否要求過金像獎為提名《十年》而道歉，反正經濟懲罰已完成。至於懲罰是否會升級，端視受罰者下階段的表現，假設《十年》得獎了，假設金像獎官方有「出格」言論等，主辦者成為下一位電視道歉者，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藝術本是自由的，不該以政治特征來區分，對抗實屬無奈，假設心中時時處處有「敵」，也就意味著失去了自由和獨立。
在中國內部，「獨立電影」首先意味著不接受政府審查，與世界語境中小成本、具原創特征的「獨立電影」是不太一樣的概念。藝術本是自由的，不該以政治特征來區分，對抗實屬無奈，假設心中時時處處有「敵」，也就意味著失去了自由和獨立。所謂的禁止，其本質是政府強行將創作者或藝術機構列為國家的敵人，「我們」反而更應繼續保持藝術初心。金像獎既已被強行納入這類政治語境，首先需勇敢面對，然後要依舊故我，以行業和專業標準對電影本身做出評選，從而完成其人格的成長。
假設說，2014年掛上獅子山的banner「我要真普選」，是幾十年來香港最好的藝術作品。那麼，2015年出現了一部配得上這座城市的電影作品，其名為《十年》。作為本土電影的工業獎項，金像獎透過民主投票的機制，最終與《十年》站在了一起，無論如何都是必然的，也是應該的，後果當然也由其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