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他們在島嶼寫作Ⅱ﹣03

專訪童子賢:文化事業要以十年為單位來觀察

「這個社會應該要分配一些資源給認真,可以持續的,穩健的,很慢的,而且很純粹的創作人。」


【编者按】文學和電影的關係,歷來是備受爭議的。相比這時代的許多寵兒,文學的世界更為縱深、隱晦;許多作家更是隱身在文字背後的另一番世界,你在生活的表象中未必能夠識見。鏡頭可以把他們的世界帶到我們面前嗎?2013年,美國導演Shane Salerno拍攝了《麥田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的紀錄片。文學和電影的相遇,越來越不侷限於文學作品本身,還有創作者的人生。

2009年,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與行人文化實驗室合作成立目宿媒體。創業之作《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希望通過紀錄片為媒介,讓年輕導演的電影語言作為引路人,將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家介紹給新一代讀者:「藉此永久記錄作家的重要事蹟,也希望透過這些作品,重燃新一波的書寫復興。」

從導演到投資人,端傳媒推出系列訪問,走近鏡頭裏的文學人生。

童子賢。攝:王嘉豪/端傳媒
童子賢。攝:王嘉豪/端傳媒

童子賢,台灣企業家。1990年創立華碩電腦,現為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董事。「誠品書店」大股東,目宿媒體創辦人,網路新媒體「報導者」資助人。

很多很純粹很美好的文學經驗值得保留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他們在島嶼寫作》的拍攝源起是什麼?

童子賢(以下簡稱「童」):五十年前文學家下筆創作,其觀念的傳播就是依據白紙黑字,那是最普遍的方式。可是也因為這樣,用文字凝聚的創作非常純粹。五十年後,世界已經變成一個很匆忙的樣子,網絡上的資訊多得不得了。

可有時候仔細想想,文學的創作是很多其他藝術形式的母親。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來自莫言的小說;李安拍《色戒》,來自張愛玲的小說;李安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來自英文小說......

現代社會的資訊量很大,但太多都是零零碎碎,很片面的。所以我們會懷念起,那個非常純粹的年代,它的創作的濃度和深度很高。

我第一次看到二月河(編者注:中國大陸作家)的小說是1990年,那時台灣不太有人談二月河,我是在過境大陸時買的。二月河是河南人,研究《紅樓夢》的重要作家,他的態度就是十年創作一本書。

文學的創作是很多其他藝術形式的母親。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來自莫言的小說;李安拍《色戒》,來自張愛玲的小說;李安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來自英文小說......

現在時間過了二十多年,我想再有一個作家花十年創作一本書,他會覺得步調太緩慢了。但是你認真想,有這麼多人在寫文章,在網絡上傳播,但真正有價值留下來的,經得起十年、二十年時間沖刷沉澱的有多少?這就是我們回頭來看這些老作家,值得珍惜的地方。

我們在台灣一開始構想這個計劃的時候,就說有很多很純粹很美好的文學經驗值得保留。而且這些作家年紀大了,可能會不在了,我們的紀錄如果可以流傳下來,這樣除了作家白紙黑字的文字創作以外,也能夠提供一些不一樣的、符合網絡傳播的流傳形式

我們拍的東西,數位化並不難,方便保存跟傳播,可以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這麼美好的作品、豐富的人生。聽說林嘉欣朗誦西西的詩,在網絡上有很多年輕人看。

文學是社會很重要而且很基本的需求

:您支持這麼多文化項目的動力有哪些?

:我是做科技產業的,這本來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有時候我也常常說,基本需求滿足之後,物質再多也不會增加你的幸福感。

社會變遷會帶來很多新的觀念,也讓人反省,整個社會只有科技好嗎?只有房地產,只有金融業,而文學、藝術、舞蹈、電影、音樂在資源分配上面臨弱勢,甚至匱乏的局面。我們自己的態度是,相信文學跟數學、物理一樣,是社會很重要而且很基本的一個需求。

近代有些詩人過着物質很簡單的日子,社會那麽匆忙、快速,還有些人不太在乎物質生活是不是很富足,可以維持簡單的物質生活,持續不斷創造,這令人尊敬。

所以這個社會應該要分配一些資源給認真,可以持續的,穩健的,很慢的,而且很純粹的創作人,值得鼓勵他們。我們拍這一系列的紀錄片也想把這樣的主旨傳達給社會。

不是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有明顯的票房回收

:藝術、文學通常在社會資源競爭中處於弱勢,對於您來說,這些在文化方面的投入是資助還是投資?

:狹隘地講商業模式的話,我們可以把財務報表分析得很清楚,賺多少虧多少。但我們在成立「目宿」的時候沒有採用這樣的角度,我們知道暫時不會回收足夠的票房,同時也在反思,這個社會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有明顯的票房回收嗎?

我不想很嚴肅地說,偉大的想法就要冒犧牲的風險。我們想說的是,社會並不是方方面面都依賴商業邏輯去運作的,比如大學的存貨,就並不純粹是靠學生的學費,但社會還是確立了這樣的學習機制。

很多作家創作的是很純粹的文學,不是每個人都會有足夠的鑑賞能力,但偏偏這樣的文學對整個社會很重要。

我用教育作比喻,是想說,文學領域也一樣。有的作者,能依靠賣書,或者出售版權,生活下去。比如台灣的瓊瑤,香港的金庸,他們的作品得到大眾熱烈的喜愛,很多還改編為電影,作家在創作時,又能透過商業機制,生活得很好。

但是我們也得理解,也有很多作家創作的是很純粹的文學,而不是每個人都會對這些作品有足夠的鑑賞能力,但偏偏這樣子的文學對整個社會很重要。

我開玩笑說,如果李白跟杜甫活在在二十一世紀,杜甫出了一份詩集,第一年第二年有版稅,第三年就沒了,那可能就要靠香港大學給他一個榮譽講座教授的頭銜。社會可以用給他榮譽講座、出書的方式支持他的存在。

相對的介紹文學家的紀錄片,不會立刻獲得足夠的收入,但是我相信隔二十年,你對劉以鬯和也斯的作品充滿好奇,閱讀後充滿了喜愛,並且希望了解他更多一點的時候,恰好有一部文學家的電影,幫助你了解更多。我們希望能夠多多少少做一點這樣子的事情,有一天可能對社會有價值。

目宿算是替社會做一個實驗

:您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去參與目宿這個團隊?

:我扮演的角色就是創始人及構想。拍紀錄片是我多年的心願,我在學校當過學生刊物的主編,偶爾寒暑假不回家就在印刷場度過。對文字創作我並不陌生,可是對影像要摸索一陣子才能掌握。

當然我有一些對影像創作很熟的朋友,像侯孝賢,八年前我就參與了電影《聶隱娘》的籌備,跟資金的籌募。我還花了一些時間去凝聚一些人才,比如誠品書店的創始者之一廖美立。

在我看來,目宿算是替社會做一個實驗,實驗一種制度。我更早以前也實驗過誠品書店,我參與誠品書店超過二十年,誠品書店虧了十七年才開始賺錢。但說實在話,它虧也沒有虧得很嚴重,不會馬上倒掉,只不過要有一點耐心。這個實驗告訴我,某些好的社會制度可能是要用十年為單位來觀察它,不是用一年得財務報表來看它。

目宿已經存在六年了,誠品書店現在存在二十六年了。如果我覺覺得一個社會只剩下科技公司、銀行,是不對的,那就要努力地讓目宿或者誠品慢慢地發展,這個大概是我們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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