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學和電影的關係，歷來是備受爭議的。相比這時代的許多寵兒，文學的世界更為縱深、隱晦；許多作家更是隱身在文字背後的另一番世界，你在生活的表象中未必能夠識見。鏡頭可以把他們的世界帶到我們面前嗎？2013年，美國導演Shane Salerno拍攝了《麥田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的紀錄片。文學和電影的相遇，越來越不侷限於文學作品本身，還有創作者的人生。
2009年，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與行人文化實驗室合作成立目宿媒體。創業之作《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希望通過紀錄片為媒介，讓年輕導演的電影語言作為引路人，將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家介紹給新一代讀者：「藉此永久記錄作家的重要事蹟，也希望透過這些作品，重燃新一波的書寫復興。」
從導演到投資人，端傳媒推出系列訪問，走近鏡頭裏的文學人生。
童子賢，台灣企業家。1990年創立華碩電腦，現為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董事。「誠品書店」大股東，目宿媒體創辦人，網路新媒體「報導者」資助人。
很多很純粹很美好的文學經驗值得保留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他們在島嶼寫作》的拍攝源起是什麼？
童子賢（以下簡稱「童」）：五十年前文學家下筆創作，其觀念的傳播就是依據白紙黑字，那是最普遍的方式。可是也因為這樣，用文字凝聚的創作非常純粹。五十年後，世界已經變成一個很匆忙的樣子，網絡上的資訊多得不得了。
可有時候仔細想想，文學的創作是很多其他藝術形式的母親。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來自莫言的小說；李安拍《色戒》，來自張愛玲的小說；李安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來自英文小說......
現代社會的資訊量很大，但太多都是零零碎碎，很片面的。所以我們會懷念起，那個非常純粹的年代，它的創作的濃度和深度很高。
我第一次看到二月河（編者注：中國大陸作家）的小說是1990年，那時台灣不太有人談二月河，我是在過境大陸時買的。二月河是河南人，研究《紅樓夢》的重要作家，他的態度就是十年創作一本書。
文學的創作是很多其他藝術形式的母親。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來自莫言的小說；李安拍《色戒》，來自張愛玲的小說；李安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來自英文小說......
現在時間過了二十多年，我想再有一個作家花十年創作一本書，他會覺得步調太緩慢了。但是你認真想，有這麼多人在寫文章，在網絡上傳播，但真正有價值留下來的，經得起十年、二十年時間沖刷沉澱的有多少？這就是我們回頭來看這些老作家，值得珍惜的地方。
我們在台灣一開始構想這個計劃的時候，就說有很多很純粹很美好的文學經驗值得保留。而且這些作家年紀大了，可能會不在了，我們的紀錄如果可以流傳下來，這樣除了作家白紙黑字的文字創作以外，也能夠提供一些不一樣的、符合網絡傳播的流傳形式。
我們拍的東西，數位化並不難，方便保存跟傳播，可以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這麼美好的作品、豐富的人生。聽說林嘉欣朗誦西西的詩，在網絡上有很多年輕人看。
文學是社會很重要而且很基本的需求
端：您支持這麼多文化項目的動力有哪些？
童：我是做科技產業的，這本來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有時候我也常常說，基本需求滿足之後，物質再多也不會增加你的幸福感。
社會變遷會帶來很多新的觀念，也讓人反省，整個社會只有科技好嗎？只有房地產，只有金融業，而文學、藝術、舞蹈、電影、音樂在資源分配上面臨弱勢，甚至匱乏的局面。我們自己的態度是，相信文學跟數學、物理一樣，是社會很重要而且很基本的一個需求。
近代有些詩人過着物質很簡單的日子，社會那麽匆忙、快速，還有些人不太在乎物質生活是不是很富足，可以維持簡單的物質生活，持續不斷創造，這令人尊敬。
所以這個社會應該要分配一些資源給認真，可以持續的，穩健的，很慢的，而且很純粹的創作人，值得鼓勵他們。我們拍這一系列的紀錄片也想把這樣的主旨傳達給社會。
不是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有明顯的票房回收
端：藝術、文學通常在社會資源競爭中處於弱勢，對於您來說，這些在文化方面的投入是資助還是投資？
童：狹隘地講商業模式的話，我們可以把財務報表分析得很清楚，賺多少虧多少。但我們在成立「目宿」的時候沒有採用這樣的角度，我們知道暫時不會回收足夠的票房，同時也在反思，這個社會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有明顯的票房回收嗎？
我不想很嚴肅地說，偉大的想法就要冒犧牲的風險。我們想說的是，社會並不是方方面面都依賴商業邏輯去運作的，比如大學的存貨，就並不純粹是靠學生的學費，但社會還是確立了這樣的學習機制。
很多作家創作的是很純粹的文學，不是每個人都會有足夠的鑑賞能力，但偏偏這樣的文學對整個社會很重要。
我用教育作比喻，是想說，文學領域也一樣。有的作者，能依靠賣書，或者出售版權，生活下去。比如台灣的瓊瑤，香港的金庸，他們的作品得到大眾熱烈的喜愛，很多還改編為電影，作家在創作時，又能透過商業機制，生活得很好。
但是我們也得理解，也有很多作家創作的是很純粹的文學，而不是每個人都會對這些作品有足夠的鑑賞能力，但偏偏這樣子的文學對整個社會很重要。
我開玩笑說，如果李白跟杜甫活在在二十一世紀，杜甫出了一份詩集，第一年第二年有版稅，第三年就沒了，那可能就要靠香港大學給他一個榮譽講座教授的頭銜。社會可以用給他榮譽講座、出書的方式支持他的存在。
相對的介紹文學家的紀錄片，不會立刻獲得足夠的收入，但是我相信隔二十年，你對劉以鬯和也斯的作品充滿好奇，閱讀後充滿了喜愛，並且希望了解他更多一點的時候，恰好有一部文學家的電影，幫助你了解更多。我們希望能夠多多少少做一點這樣子的事情，有一天可能對社會有價值。
目宿算是替社會做一個實驗
端：您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去參與目宿這個團隊？
童：我扮演的角色就是創始人及構想。拍紀錄片是我多年的心願，我在學校當過學生刊物的主編，偶爾寒暑假不回家就在印刷場度過。對文字創作我並不陌生，可是對影像要摸索一陣子才能掌握。
當然我有一些對影像創作很熟的朋友，像侯孝賢，八年前我就參與了電影《聶隱娘》的籌備，跟資金的籌募。我還花了一些時間去凝聚一些人才，比如誠品書店的創始者之一廖美立。
在我看來，目宿算是替社會做一個實驗，實驗一種制度。我更早以前也實驗過誠品書店，我參與誠品書店超過二十年，誠品書店虧了十七年才開始賺錢。但說實在話，它虧也沒有虧得很嚴重，不會馬上倒掉，只不過要有一點耐心。這個實驗告訴我，某些好的社會制度可能是要用十年為單位來觀察它，不是用一年得財務報表來看它。
目宿已經存在六年了，誠品書店現在存在二十六年了。如果我覺覺得一個社會只剩下科技公司、銀行，是不對的，那就要努力地讓目宿或者誠品慢慢地發展，這個大概是我們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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