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历来是备受争议的。相比这时代的许多宠儿，文学的世界更为纵深、隐晦；许多作家更是隐身在文字背后的另一番世界，你在生活的表象中未必能够识见。镜头可以把他们的世界带到我们面前吗？2013年，美国导演Shane Salerno拍摄了《麦田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的纪录片。文学和电影的相遇，越来越不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还有创作者的人生。
2009年，和硕联合科技董事长童子贤，与行人文化实验室合作成立目宿媒体。创业之作《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希望通过纪录片为媒介，让年轻导演的电影语言作为引路人，将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介绍给新一代读者：“借此永久记录作家的重要事迹，也希望透过这些作品，重燃新一波的书写复兴。”
从导演到投资人，端传媒推出系列访问，走近镜头里的文学人生。
童子贤，台湾企业家。1990年创立华硕电脑，现为和硕联合科技董事长，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董事。“诚品书店”大股东，目宿媒体创办人，网路新媒体“报导者”资助人。
很多很纯粹很美好的文学经验值得保留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他们在岛屿写作》的拍摄源起是什么？
童子贤（以下简称“童”）：五十年前文学家下笔创作，其观念的传播就是依据白纸黑字，那是最普遍的方式。可是也因为这样，用文字凝聚的创作非常纯粹。五十年后，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很匆忙的样子，网络上的资讯多得不得了。
可有时候仔细想想，文学的创作是很多其他艺术形式的母亲。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来自莫言的小说；李安拍《色戒》，来自张爱玲的小说；李安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来自英文小说......
现代社会的资讯量很大，但太多都是零零碎碎，很片面的。所以我们会怀念起，那个非常纯粹的年代，它的创作的浓度和深度很高。
我第一次看到二月河（编者注：中国大陆作家）的小说是1990年，那时台湾不太有人谈二月河，我是在过境大陆时买的。二月河是河南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作家，他的态度就是十年创作一本书。
文学的创作是很多其他艺术形式的母亲。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来自莫言的小说；李安拍《色戒》，来自张爱玲的小说；李安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来自英文小说......
现在时间过了二十多年，我想再有一个作家花十年创作一本书，他会觉得步调太缓慢了。但是你认真想，有这么多人在写文章，在网络上传播，但真正有价值留下来的，经得起十年、二十年时间冲刷沉淀的有多少？这就是我们回头来看这些老作家，值得珍惜的地方。
我们在台湾一开始构想这个计划的时候，就说有很多很纯粹很美好的文学经验值得保留。而且这些作家年纪大了，可能会不在了，我们的纪录如果可以流传下来，这样除了作家白纸黑字的文字创作以外，也能够提供一些不一样的、符合网络传播的流传形式。
我们拍的东西，数位化并不难，方便保存跟传播，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么美好的作品、丰富的人生。听说林嘉欣朗诵西西的诗，在网络上有很多年轻人看。
文学是社会很重要而且很基本的需求
端：您支持这么多文化项目的动力有哪些？
童：我是做科技产业的，这本来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有时候我也常常说，基本需求满足之后，物质再多也不会增加你的幸福感。
社会变迁会带来很多新的观念，也让人反省，整个社会只有科技好吗？只有房地产，只有金融业，而文学、艺术、舞蹈、电影、音乐在资源分配上面临弱势，甚至匮乏的局面。我们自己的态度是，相信文学跟数学、物理一样，是社会很重要而且很基本的一个需求。
近代有些诗人过着物质很简单的日子，社会那么匆忙、快速，还有些人不太在乎物质生活是不是很富足，可以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持续不断创造，这令人尊敬。
所以这个社会应该要分配一些资源给认真，可以持续的，稳健的，很慢的，而且很纯粹的创作人，值得鼓励他们。我们拍这一系列的纪录片也想把这样的主旨传达给社会。
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有明显的票房回收
端：艺术、文学通常在社会资源竞争中处于弱势，对于您来说，这些在文化方面的投入是资助还是投资？
童：狭隘地讲商业模式的话，我们可以把财务报表分析得很清楚，赚多少亏多少。但我们在成立“目宿”的时候没有采用这样的角度，我们知道暂时不会回收足够的票房，同时也在反思，这个社会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有明显的票房回收吗？
我不想很严肃地说，伟大的想法就要冒牺牲的风险。我们想说的是，社会并不是方方面面都依赖商业逻辑去运作的，比如大学的存货，就并不纯粹是靠学生的学费，但社会还是确立了这样的学习机制。
很多作家创作的是很纯粹的文学，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足够的鉴赏能力，但偏偏这样的文学对整个社会很重要。
我用教育作比喻，是想说，文学领域也一样。有的作者，能依靠卖书，或者出售版权，生活下去。比如台湾的琼瑶，香港的金庸，他们的作品得到大众热烈的喜爱，很多还改编为电影，作家在创作时，又能透过商业机制，生活得很好。
但是我们也得理解，也有很多作家创作的是很纯粹的文学，而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这些作品有足够的鉴赏能力，但偏偏这样子的文学对整个社会很重要。
我开玩笑说，如果李白跟杜甫活在在二十一世纪，杜甫出了一份诗集，第一年第二年有版税，第三年就没了，那可能就要靠香港大学给他一个荣誉讲座教授的头衔。社会可以用给他荣誉讲座、出书的方式支持他的存在。
相对的介绍文学家的纪录片，不会立刻获得足够的收入，但是我相信隔二十年，你对刘以鬯和也斯的作品充满好奇，阅读后充满了喜爱，并且希望了解他更多一点的时候，恰好有一部文学家的电影，帮助你了解更多。我们希望能够多多少少做一点这样子的事情，有一天可能对社会有价值。
目宿算是替社会做一个实验
端：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目宿这个团队？
童：我扮演的角色就是创始人及构想。拍纪录片是我多年的心愿，我在学校当过学生刊物的主编，偶尔寒暑假不回家就在印刷场度过。对文字创作我并不陌生，可是对影像要摸索一阵子才能掌握。
当然我有一些对影像创作很熟的朋友，像侯孝贤，八年前我就参与了电影《聂隐娘》的筹备，跟资金的筹募。我还花了一些时间去凝聚一些人才，比如诚品书店的创始者之一廖美立。
在我看来，目宿算是替社会做一个实验，实验一种制度。我更早以前也实验过诚品书店，我参与诚品书店超过二十年，诚品书店亏了十七年才开始赚钱。但说实在话，它亏也没有亏得很严重，不会马上倒掉，只不过要有一点耐心。这个实验告诉我，某些好的社会制度可能是要用十年为单位来观察它，不是用一年得财务报表来看它。
目宿已经存在六年了，诚品书店现在存在二十六年了。如果我觉觉得一个社会只剩下科技公司、银行，是不对的，那就要努力地让目宿或者诚品慢慢地发展，这个大概是我们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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