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書展 觀點 2016台北國際書展評論

阿潑:在台北懷念香港書展

香港媒體看不到香港書展擁有的能量,台灣社會也無視書展能延伸的可能。沒有哪個媒體有興趣好好報導精采的座談,讓座談記錄可以被留下、發散,甚至滾動其他討論。


2015香港書展。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2015香港書展。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十幾年前,我就租屋在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附近。那兒有家誠品,規模非常小,但足以讓我挖到不少寶。每年到了台北書展期間,看著溢出到基隆路的人潮,我總會想:「買書何必湊熱鬧?」那時,我還沒想著踏進去,不知道身在其中的瘋狂美好。這些年,許多出版人感慨書展「賣場化」,或是人潮越來越少。書展賣場化是老問題,但人潮越來越少卻不一定是警訊,讀者或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亦或者不會因打折叫賣而昏頭。

我有那麼幾年,喜歡衝到書展買特價書,但這些年,若踏進會場,都直接往港澳書區、國立大學出版或中研院等展區去。理由很簡單,在台灣買書並不難,但有些出版品卻不容易在書店架上看到,在書展卻有機會一次補足。

更別說,平時動輒大打折扣的網路書店提供便利,城市邊緣的獨立書店擁有個性,觀光客朝拜的誠品是等人、約會的場合。這座城市不缺賣書場合,不欠買書的人。那為什麼一座城市還需要一個書展?

2001 台北,靈山與靈肉

2001年,我第一次踏進台北國際書展會場,便迎上大場面。原本就擠得水洩不通的動漫館,這一年出現了個飯島愛。這個幾個世代台灣男人的夢中情人,將本不會踏進這場館的觀眾都吸了進來。台灣媒體全部出動,簡直暴動。我被包夾在其中又拍照又採訪,雙腳踩不倒地,相機也舉不起來,只覺得是災難。

那幾天,電視新聞台不停播報「飯島愛旋風」,這位引退的AV女優甜甜的笑臉,讓很多人瘋狂,也讓很多人搖頭。資深主播沈春華忍不住發言:「實在不能用旋風來形容。」

另外一個「明星」,與飯島愛同時出席台北國際書展,光芒卻完全被比下去。他是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是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卻只有幾家重視藝文的報刊媒體關注他。「靈山與靈肉」,是那年國際書展在媒體曝光的原因。

儘管這樣的巧合,引來嘲諷,卻顯現一個城市書展的多元與開放性。原本沒沒無聞的流亡藝術家的書台灣能夠出版,帶著情色遐想走過艱辛人生的異國女性,我們也可以擁抱。儘管熱捧的人潮差別極大,但這次書展卻和社會對上了話。

我們常常自傲台灣出版自由,市場多元,但往往只顯得自我感覺良好,沒有哪個場域,哪個場合,哪個平台可以攤開、展示、詮釋、解釋,這一年台灣出版了些什麼,有些什麼成績,又有哪些變化──不是一年一度的通路報告,而是一個主題式的、記憶式的標題、活動或什麼的,能讓來台灣參加書展的版權業者、外國作家,甚至外國記者了解台灣出版的媒介。

台北書展的變與不變

從2001年開始,我偶有機會在書展會場採訪、觀察,參加一場又一場的作家座談,與五花八門的講座。我看著「翻譯與版權」在十多年前是探討的主題;十多年後,還是充滿等待開發的空間。那一年,電子書與數位化是熱門座談題目,網路書店在現場引導人們「走向未來」;十多年後,人人手上一台智慧型手機,或有平板,但書展現場還是紙本書的販售廝殺,業務還是拿著訂購單鼓吹訂閱雜誌,數位化座談照樣召開,電子書在這個場域竟然還是「未來」──在許多人已經慣常使用KINDLE購書閱讀、中國已有許多書庫,而GOOGLE系統甚至可以直接閱讀電子書的時候。

十多年來,有些改變,有些還是不變。多了獨立出版社的「個性」,但也少了過去許多通路商參與的色彩。例如過去誠品書店會規劃些主題展;而2002年左右,進軍台灣的法國書店Fnac就帶進有品質有特色的展覽與活動──像是日本重要的作家柳美里與村上龍,便是受其邀請而來。

作家的參與和座談,一直是台北國際書展在「賣書」之外,可以讓讀者參與、互動,甚至對話的環節。有許多知名作家,平時見不到,偶爾來台灣的短暫時間只與出版界或媒體聊聊,書展常是難得的機會。但不知是否錯覺,這些年書展的講座活動越來越短,而且常是許多人一起談書,說話的時間本就不長,與讀者的互動更少,時間一到立刻換場,出版社趕緊表示到某某攤位買書。

還是買書賣書。

我以為,書展和旅展、資訊展不同之處,就在於書是知識的載體,讀者為的是知識而來。這並非看輕其他商務展的價值,而是,書的特質不同,書的交易後頭應是更具清楚價值的交換。

只是賣書不是不好,因為把書推出去,才是出版的意義。但在把書推出去的過程中,卻少了將書交到讀者手中的對話想像。

2010 香港,知識的慎重

這幾天,幾個出版人對台北國際書展的討論,讓我想起2010年參與的香港書展。已有20多年歷史的香港書展,是亞洲最大的書展。其商業規模與氣味,完全不輸台北國際書展,沒有人假裝品味,沒有人故作氣質,整個展區就是賣書。暑假期間,密密麻麻的人流在幾個樓層間移動,但展場路線明確,人員疏導得宜,秩序相當良好。我們或許會想,香港這麼小,能出版多少書?這裡當然不只香港出版品,簡直是兩岸四地與外國書的集散市集。

但這不是我欣賞香港書展的原因。每屆香港書展都會定個主題人物展覽,那一年的主題人物,就是《花樣年華》等幾部王家衛電影原著作者劉以鬯。現場有一個獨立且寬闊的展間,展覽這位重要香港作家的著作、草稿,還有他編輯的報紙等文物。在主題人物展場旁邊的展場,也同樣以巨幅看板,列出該年幾位香港值得關注的作家。即使香港出版常被稱不如台灣,亦無誠品這樣的文化標誌,也撐不起多大規模的出版;但對本地作家的尊重與記錄,令我動容。

香港書展也有類似台北國際書展這樣的講座沙龍,但卻不是在閒逛、買賣的人龍中闢出的小區。主辦單位在另一個樓層,設置封閉的講座空間;聽眾必須事先報名、登記,講者的書自然也在出入口處擺設販賣,作為參考。

那一年,有在香港讀研究所的葛亮談南京歷史,有中國法律學者賀衛方談中國近代法制史,場場爆滿,多是青年學生猛抄筆記,還多拖了半個小時。李敖之子李勘那年初試啼聲,有陳文茜站台;章詒和也到場談書。他們時間多有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以上,扎扎實實地將脈絡補全,還有熱烈問答。而甫創辦文學雜誌的韓寒魅力驚人,像是開演唱會那般,獨自擁有一個能容納千人的講場。那場演講雖然沒有什麼太深入的話語,但也給了這個書展熱烈星光。

我還記得韓寒當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因為我來到了一個什麼都能說的地方,所以我什麼都不必說。」他說出香港的價值。

看不清自己模樣的香港

但在會場之外,那幾天的香港除了幾份報刊副刊,其他媒體聚焦的多是E模、嫩模在書展作秀、搶鋒頭的爭議,像是沒幾個香港人在乎這個書展的認真。

香港人常自我批評香港人就是不讀書,不像台北。忘了哪個人跟我說,這或許就是主辦單位為何都得請台灣、大陸的記者來參加的原因,似乎只有我們(特別是大陸記者)會認認真真,甚至非常興奮地把這些講座報導帶回去。

說的也是,那一年,我們簡直開起兩岸出版記者同學會那樣,到那兒都碰見彼此,自然到那兒也都搶人採訪。對岸追著藍博州,我趕著賀衛方,兩岸的交集點像是在香港,但香港卻看不清自己的模樣。

香港媒體看不到香港書展擁有的能量,台灣社會也無視書展能延伸的可能。沒有哪個媒體有興趣好好報導精采的座談,讓座談記錄可以被留下、發散,甚至滾動其他討論。我並不苛求台北國際書展,要成為文化活動的集合地,承擔議題的力量。說實話,台北的藝文活動蓬勃,並不需爭著擠在這段時間。

只是, 似乎也只有國際書展,能夠有足夠的高度能力,媒合各出版社作者,做出某些有意思而平常沒有能力做出的活動。例如某一年,主辦單位將哈金、郭小櫓等旅外華人作家請來,進行一場「非母語寫作」講座。

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與北京的藝文記者再碰面,她對台北國際書展的座談少了點興趣,總感覺還在原地。我們會想起的,還是香港書展給我們的知識性的啟迪與嚴肅的講座經驗。我以為一個城市的書展,就應該展現這般格局,提供智識的經驗,或給出一個可以作為話題的文化明星。一份創新,一個只有我獨一無二的展示,只有我對自己的出版品的尊重。

就算它還是個賣場。

(阿潑,自由作家,《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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