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就租屋在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附近。那兒有家誠品，規模非常小，但足以讓我挖到不少寶。每年到了台北書展期間，看著溢出到基隆路的人潮，我總會想：「買書何必湊熱鬧？」那時，我還沒想著踏進去，不知道身在其中的瘋狂美好。這些年，許多出版人感慨書展「賣場化」，或是人潮越來越少。書展賣場化是老問題，但人潮越來越少卻不一定是警訊，讀者或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亦或者不會因打折叫賣而昏頭。
我有那麼幾年，喜歡衝到書展買特價書，但這些年，若踏進會場，都直接往港澳書區、國立大學出版或中研院等展區去。理由很簡單，在台灣買書並不難，但有些出版品卻不容易在書店架上看到，在書展卻有機會一次補足。
更別說，平時動輒大打折扣的網路書店提供便利，城市邊緣的獨立書店擁有個性，觀光客朝拜的誠品是等人、約會的場合。這座城市不缺賣書場合，不欠買書的人。那為什麼一座城市還需要一個書展？
2001 台北，靈山與靈肉
2001年，我第一次踏進台北國際書展會場，便迎上大場面。原本就擠得水洩不通的動漫館，這一年出現了個飯島愛。這個幾個世代台灣男人的夢中情人，將本不會踏進這場館的觀眾都吸了進來。台灣媒體全部出動，簡直暴動。我被包夾在其中又拍照又採訪，雙腳踩不倒地，相機也舉不起來，只覺得是災難。
那幾天，電視新聞台不停播報「飯島愛旋風」，這位引退的AV女優甜甜的笑臉，讓很多人瘋狂，也讓很多人搖頭。資深主播沈春華忍不住發言：「實在不能用旋風來形容。」
另外一個「明星」，與飯島愛同時出席台北國際書展，光芒卻完全被比下去。他是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是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卻只有幾家重視藝文的報刊媒體關注他。「靈山與靈肉」，是那年國際書展在媒體曝光的原因。
儘管這樣的巧合，引來嘲諷，卻顯現一個城市書展的多元與開放性。原本沒沒無聞的流亡藝術家的書台灣能夠出版，帶著情色遐想走過艱辛人生的異國女性，我們也可以擁抱。儘管熱捧的人潮差別極大，但這次書展卻和社會對上了話。
我們常常自傲台灣出版自由，市場多元，但往往只顯得自我感覺良好，沒有哪個場域，哪個場合，哪個平台可以攤開、展示、詮釋、解釋，這一年台灣出版了些什麼，有些什麼成績，又有哪些變化──不是一年一度的通路報告，而是一個主題式的、記憶式的標題、活動或什麼的，能讓來台灣參加書展的版權業者、外國作家，甚至外國記者了解台灣出版的媒介。
台北書展的變與不變
從2001年開始，我偶有機會在書展會場採訪、觀察，參加一場又一場的作家座談，與五花八門的講座。我看著「翻譯與版權」在十多年前是探討的主題；十多年後，還是充滿等待開發的空間。那一年，電子書與數位化是熱門座談題目，網路書店在現場引導人們「走向未來」；十多年後，人人手上一台智慧型手機，或有平板，但書展現場還是紙本書的販售廝殺，業務還是拿著訂購單鼓吹訂閱雜誌，數位化座談照樣召開，電子書在這個場域竟然還是「未來」──在許多人已經慣常使用KINDLE購書閱讀、中國已有許多書庫，而GOOGLE系統甚至可以直接閱讀電子書的時候。
十多年來，有些改變，有些還是不變。多了獨立出版社的「個性」，但也少了過去許多通路商參與的色彩。例如過去誠品書店會規劃些主題展；而2002年左右，進軍台灣的法國書店Fnac就帶進有品質有特色的展覽與活動──像是日本重要的作家柳美里與村上龍，便是受其邀請而來。
作家的參與和座談，一直是台北國際書展在「賣書」之外，可以讓讀者參與、互動，甚至對話的環節。有許多知名作家，平時見不到，偶爾來台灣的短暫時間只與出版界或媒體聊聊，書展常是難得的機會。但不知是否錯覺，這些年書展的講座活動越來越短，而且常是許多人一起談書，說話的時間本就不長，與讀者的互動更少，時間一到立刻換場，出版社趕緊表示到某某攤位買書。
還是買書賣書。
我以為，書展和旅展、資訊展不同之處，就在於書是知識的載體，讀者為的是知識而來。這並非看輕其他商務展的價值，而是，書的特質不同，書的交易後頭應是更具清楚價值的交換。
只是賣書不是不好，因為把書推出去，才是出版的意義。但在把書推出去的過程中，卻少了將書交到讀者手中的對話想像。
2010 香港，知識的慎重
這幾天，幾個出版人對台北國際書展的討論，讓我想起2010年參與的香港書展。已有20多年歷史的香港書展，是亞洲最大的書展。其商業規模與氣味，完全不輸台北國際書展，沒有人假裝品味，沒有人故作氣質，整個展區就是賣書。暑假期間，密密麻麻的人流在幾個樓層間移動，但展場路線明確，人員疏導得宜，秩序相當良好。我們或許會想，香港這麼小，能出版多少書？這裡當然不只香港出版品，簡直是兩岸四地與外國書的集散市集。
但這不是我欣賞香港書展的原因。每屆香港書展都會定個主題人物展覽，那一年的主題人物，就是《花樣年華》等幾部王家衛電影原著作者劉以鬯。現場有一個獨立且寬闊的展間，展覽這位重要香港作家的著作、草稿，還有他編輯的報紙等文物。在主題人物展場旁邊的展場，也同樣以巨幅看板，列出該年幾位香港值得關注的作家。即使香港出版常被稱不如台灣，亦無誠品這樣的文化標誌，也撐不起多大規模的出版；但對本地作家的尊重與記錄，令我動容。
香港書展也有類似台北國際書展這樣的講座沙龍，但卻不是在閒逛、買賣的人龍中闢出的小區。主辦單位在另一個樓層，設置封閉的講座空間；聽眾必須事先報名、登記，講者的書自然也在出入口處擺設販賣，作為參考。
那一年，有在香港讀研究所的葛亮談南京歷史，有中國法律學者賀衛方談中國近代法制史，場場爆滿，多是青年學生猛抄筆記，還多拖了半個小時。李敖之子李勘那年初試啼聲，有陳文茜站台；章詒和也到場談書。他們時間多有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以上，扎扎實實地將脈絡補全，還有熱烈問答。而甫創辦文學雜誌的韓寒魅力驚人，像是開演唱會那般，獨自擁有一個能容納千人的講場。那場演講雖然沒有什麼太深入的話語，但也給了這個書展熱烈星光。
我還記得韓寒當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因為我來到了一個什麼都能說的地方，所以我什麼都不必說。」他說出香港的價值。
看不清自己模樣的香港
但在會場之外，那幾天的香港除了幾份報刊副刊，其他媒體聚焦的多是E模、嫩模在書展作秀、搶鋒頭的爭議，像是沒幾個香港人在乎這個書展的認真。
香港人常自我批評香港人就是不讀書，不像台北。忘了哪個人跟我說，這或許就是主辦單位為何都得請台灣、大陸的記者來參加的原因，似乎只有我們（特別是大陸記者）會認認真真，甚至非常興奮地把這些講座報導帶回去。
說的也是，那一年，我們簡直開起兩岸出版記者同學會那樣，到那兒都碰見彼此，自然到那兒也都搶人採訪。對岸追著藍博州，我趕著賀衛方，兩岸的交集點像是在香港，但香港卻看不清自己的模樣。
香港媒體看不到香港書展擁有的能量，台灣社會也無視書展能延伸的可能。沒有哪個媒體有興趣好好報導精采的座談，讓座談記錄可以被留下、發散，甚至滾動其他討論。我並不苛求台北國際書展，要成為文化活動的集合地，承擔議題的力量。說實話，台北的藝文活動蓬勃，並不需爭著擠在這段時間。
只是， 似乎也只有國際書展，能夠有足夠的高度能力，媒合各出版社作者，做出某些有意思而平常沒有能力做出的活動。例如某一年，主辦單位將哈金、郭小櫓等旅外華人作家請來，進行一場「非母語寫作」講座。
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與北京的藝文記者再碰面，她對台北國際書展的座談少了點興趣，總感覺還在原地。我們會想起的，還是香港書展給我們的知識性的啟迪與嚴肅的講座經驗。我以為一個城市的書展，就應該展現這般格局，提供智識的經驗，或給出一個可以作為話題的文化明星。一份創新，一個只有我獨一無二的展示，只有我對自己的出版品的尊重。
就算它還是個賣場。
（阿潑，自由作家，《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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