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就租屋在台北世界贸易中心附近。那儿有家诚品，规模非常小，但足以让我挖到不少宝。每年到了台北书展期间，看著溢出到基隆路的人潮，我总会想：“买书何必凑热闹？”那时，我还没想著踏进去，不知道身在其中的疯狂美好。这些年，许多出版人感慨书展“卖场化”，或是人潮越来越少。书展卖场化是老问题，但人潮越来越少却不一定是警讯，读者或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亦或者不会因打折叫卖而昏头。
我有那么几年，喜欢冲到书展买特价书，但这些年，若踏进会场，都直接往港澳书区、国立大学出版或中研院等展区去。理由很简单，在台湾买书并不难，但有些出版品却不容易在书店架上看到，在书展却有机会一次补足。
更别说，平时动辄大打折扣的网路书店提供便利，城市边缘的独立书店拥有个性，观光客朝拜的诚品是等人、约会的场合。这座城市不缺卖书场合，不欠买书的人。那为什么一座城市还需要一个书展？
2001 台北，灵山与灵肉
2001年，我第一次踏进台北国际书展会场，便迎上大场面。原本就挤得水泄不通的动漫馆，这一年出现了个饭岛爱。这个几个世代台湾男人的梦中情人，将本不会踏进这场馆的观众都吸了进来。台湾媒体全部出动，简直暴动。我被包夹在其中又拍照又采访，双脚踩不倒地，相机也举不起来，只觉得是灾难。
那几天，电视新闻台不停播报“饭岛爱旋风”，这位引退的AV女优甜甜的笑脸，让很多人疯狂，也让很多人摇头。资深主播沈春华忍不住发言：“实在不能用旋风来形容。”
另外一个“明星”，与饭岛爱同时出席台北国际书展，光芒却完全被比下去。他是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却只有几家重视艺文的报刊媒体关注他。“灵山与灵肉”，是那年国际书展在媒体曝光的原因。
尽管这样的巧合，引来嘲讽，却显现一个城市书展的多元与开放性。原本没没无闻的流亡艺术家的书台湾能够出版，带著情色遐想走过艰辛人生的异国女性，我们也可以拥抱。尽管热捧的人潮差别极大，但这次书展却和社会对上了话。
我们常常自傲台湾出版自由，市场多元，但往往只显得自我感觉良好，没有哪个场域，哪个场合，哪个平台可以摊开、展示、诠释、解释，这一年台湾出版了些什么，有些什么成绩，又有哪些变化──不是一年一度的通路报告，而是一个主题式的、记忆式的标题、活动或什么的，能让来台湾参加书展的版权业者、外国作家，甚至外国记者了解台湾出版的媒介。
台北书展的变与不变
从2001年开始，我偶有机会在书展会场采访、观察，参加一场又一场的作家座谈，与五花八门的讲座。我看著“翻译与版权”在十多年前是探讨的主题；十多年后，还是充满等待开发的空间。那一年，电子书与数位化是热门座谈题目，网路书店在现场引导人们“走向未来”；十多年后，人人手上一台智慧型手机，或有平板，但书展现场还是纸本书的贩售厮杀，业务还是拿著订购单鼓吹订阅杂志，数位化座谈照样召开，电子书在这个场域竟然还是“未来”──在许多人已经惯常使用KINDLE购书阅读、中国已有许多书库，而GOOGLE系统甚至可以直接阅读电子书的时候。
十多年来，有些改变，有些还是不变。多了独立出版社的“个性”，但也少了过去许多通路商参与的色彩。例如过去诚品书店会规划些主题展；而2002年左右，进军台湾的法国书店Fnac就带进有品质有特色的展览与活动──像是日本重要的作家柳美里与村上龙，便是受其邀请而来。
作家的参与和座谈，一直是台北国际书展在“卖书”之外，可以让读者参与、互动，甚至对话的环节。有许多知名作家，平时见不到，偶尔来台湾的短暂时间只与出版界或媒体聊聊，书展常是难得的机会。但不知是否错觉，这些年书展的讲座活动越来越短，而且常是许多人一起谈书，说话的时间本就不长，与读者的互动更少，时间一到立刻换场，出版社赶紧表示到某某摊位买书。
还是买书卖书。
我以为，书展和旅展、资讯展不同之处，就在于书是知识的载体，读者为的是知识而来。这并非看轻其他商务展的价值，而是，书的特质不同，书的交易后头应是更具清楚价值的交换。
只是卖书不是不好，因为把书推出去，才是出版的意义。但在把书推出去的过程中，却少了将书交到读者手中的对话想像。
2010 香港，知识的慎重
这几天，几个出版人对台北国际书展的讨论，让我想起2010年参与的香港书展。已有20多年历史的香港书展，是亚洲最大的书展。其商业规模与气味，完全不输台北国际书展，没有人假装品味，没有人故作气质，整个展区就是卖书。暑假期间，密密麻麻的人流在几个楼层间移动，但展场路线明确，人员疏导得宜，秩序相当良好。我们或许会想，香港这么小，能出版多少书？这里当然不只香港出版品，简直是两岸四地与外国书的集散市集。
但这不是我欣赏香港书展的原因。每届香港书展都会定个主题人物展览，那一年的主题人物，就是《花样年华》等几部王家卫电影原著作者刘以鬯。现场有一个独立且宽阔的展间，展览这位重要香港作家的著作、草稿，还有他编辑的报纸等文物。在主题人物展场旁边的展场，也同样以巨幅看板，列出该年几位香港值得关注的作家。即使香港出版常被称不如台湾，亦无诚品这样的文化标志，也撑不起多大规模的出版；但对本地作家的尊重与记录，令我动容。
香港书展也有类似台北国际书展这样的讲座沙龙，但却不是在闲逛、买卖的人龙中辟出的小区。主办单位在另一个楼层，设置封闭的讲座空间；听众必须事先报名、登记，讲者的书自然也在出入口处摆设贩卖，作为参考。
那一年，有在香港读研究所的葛亮谈南京历史，有中国法律学者贺卫方谈中国近代法制史，场场爆满，多是青年学生猛抄笔记，还多拖了半个小时。李敖之子李勘那年初试啼声，有陈文茜站台；章诒和也到场谈书。他们时间多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以上，扎扎实实地将脉络补全，还有热烈问答。而甫创办文学杂志的韩寒魅力惊人，像是开演唱会那般，独自拥有一个能容纳千人的讲场。那场演讲虽然没有什么太深入的话语，但也给了这个书展热烈星光。
我还记得韩寒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我来到了一个什么都能说的地方，所以我什么都不必说。”他说出香港的价值。
看不清自己模样的香港
但在会场之外，那几天的香港除了几份报刊副刊，其他媒体聚焦的多是E模、嫩模在书展作秀、抢锋头的争议，像是没几个香港人在乎这个书展的认真。
香港人常自我批评香港人就是不读书，不像台北。忘了哪个人跟我说，这或许就是主办单位为何都得请台湾、大陆的记者来参加的原因，似乎只有我们（特别是大陆记者）会认认真真，甚至非常兴奋地把这些讲座报导带回去。
说的也是，那一年，我们简直开起两岸出版记者同学会那样，到那儿都碰见彼此，自然到那儿也都抢人采访。对岸追著蓝博州，我赶著贺卫方，两岸的交集点像是在香港，但香港却看不清自己的模样。
香港媒体看不到香港书展拥有的能量，台湾社会也无视书展能延伸的可能。没有哪个媒体有兴趣好好报导精采的座谈，让座谈记录可以被留下、发散，甚至滚动其他讨论。我并不苛求台北国际书展，要成为文化活动的集合地，承担议题的力量。说实话，台北的艺文活动蓬勃，并不需争著挤在这段时间。
只是， 似乎也只有国际书展，能够有足够的高度能力，媒合各出版社作者，做出某些有意思而平常没有能力做出的活动。例如某一年，主办单位将哈金、郭小橹等旅外华人作家请来，进行一场“非母语写作”讲座。
台北国际书展期间，与北京的艺文记者再碰面，她对台北国际书展的座谈少了点兴趣，总感觉还在原地。我们会想起的，还是香港书展给我们的知识性的启迪与严肃的讲座经验。我以为一个城市的书展，就应该展现这般格局，提供智识的经验，或给出一个可以作为话题的文化明星。一份创新，一个只有我独一无二的展示，只有我对自己的出版品的尊重。
就算它还是个卖场。
（阿泼，自由作家，《忧郁的边界》《介入的旁观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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